2000年春節後，中國青年報體育編輯室夜班編輯、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王長安拋下70多歲的老父母，上吊自殺，他的主管領導、體育編輯室主任馬年華負有直接責任 。但是，馬年華卻沒有受到任何追究，現在還是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
為什麼王長安要自殺，馬年華對此應該負責任？說來話長。
中國青年報有個習慣，就是每過幾年就要折騰一回。當然這個習慣是跟這個黨、跟毛澤東學的。90年代初，中國青年報折騰，把專門為讀者服務的群眾工作部折騰沒了，撤銷，下來的人員自己找接收部門。這是多麼不講理！首先，讀者是衣食父母，為讀者直接服務的部門就不應該撤銷。第二，報社搞的機構變動，應該是報社自己解決人員安排，不應該讓個人自己找接收部門。當時群工部副主任高建國打電話給體育部副主任馬年華，推薦我去體育部。因為我過去當過田徑運動員，也經常給體育部寫稿子，適合幹這種工作。但是馬年華說：「他年齡太大了，我們要年輕的。」因為他們部門擴充了版面，需要人，但是他不想要我；我那年三十四五歲，但是比馬年華大一兩歲。後來體育部另一個副主任畢熙東主持工作後（就是成為實際負責人之後），同意我去該部門「幫忙」（不算正式的人），這也是流氓邏輯。但是，報社負責安排工作的周志春副總編輯，是開國上將葉飛的女婿，就同意這樣幹，我也只能接受了這種屈辱的安排。從一開始就是二等公民，在經濟上受盤剝，人格上受侮辱。
又過了一兩年，報社又折騰，把星期刊撤銷了，負責星期刊的文化生活部編輯記者自己找出路。報社成立了採訪中心，安排了一些文化生活部下來的人。王長安80年代初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分配到報社，在文化生活部的文學版「綠地」當編輯。這時候只能去採訪中心當記者。
報社號稱是講理的地方，其實很黑暗。編輯部當中的高幹子女呼風喚雨，得吃得喝。具體表現是能當官，當了官就不受「改革」的制約，反而可以用「改革」收拾別人；提高自己，使自己收入增加。有背景的人可以當官，當部門的頭；起碼也得是女的。女的，再有點兒姿色，就也能當官。最好干的工作是自己的部門有版面，有版面就有編輯費，就是獎金。自己寫的稿子，不管多麼爛多麼臭，都可以登。登了，就有稿費。就有任務量，年終寫鑑定，數據就能達標，就可以給「合格」以上的考評，就不會下崗。最苦的工作是自己的部門沒有版面，寫了稿子得「求爺爺告奶奶」，不能發表，就等於白干，沒干，沒有收入不說，還算不幹活，那就有被勸調離的可能。
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章沒有絕對的好，寫得再好，別人也能挑出毛病，也能給出不予發表的理由，你還無法爭辯；而且報紙是黨報，要看黨的大局行事，比如每年3月是全國兩會，版面都給了兩會報導，你寫的稿子好，事情也重要，什麼毛病都沒有，但是就是沒地兒登。
報社的收入有紅色的，就是報社發的，也有灰色的，比如被報導的單位給的錢和物。報社的報酬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稿費很低，沒有採訪經費，特別是在北京。北京城很大，90年代，私家車很少，報社記者的工資也不高，幾百元。如果去遠一些地方採訪，坐公共汽車很麻煩，很費時間，騎車太累，打車花不起錢。
所以王長安他們這些採訪中心的記者就受了苦——不容易完成任務，採訪太累，收入太低，完不成任務將來就有被勸調離的危險。那時候享受國務院特殊專家津貼的總編輯徐祝慶等，還沒想出其他整人的更好的辦法。
80年代初，中國還沒有進入國際奧委會大家庭，沒有參加奧運會，也不知道這是一個搞大外宣的好戰場，所以體育報導的地位很低，是屬於文化生活部，在星期刊佔半個版面，八分之一。但是後來地位突然就高了，分出去成立了體育部，也是處級部門，自己版面還很多。因為過去是一個部門的，王長安就請求畢熙東讓自己進體育部。畢熙東就同意了。
體育部有專門為二等公民準備的活，就是當夜班編輯。以前沒有二等公民的時候，誰也不願意上夜班。畢熙東只好把體育版交給總編室的人干，自己部門就沒有編輯費了。因為夜班特別熬人，特別容易得心血管病和糖尿病，我們報社上夜班的人因為心血管病、糖尿病死了好多了。體育部後來有了我，畢熙東就讓我上夜班。一個星期上5天，但是也不能總是我一個人吧，王長安申請來體育部，就讓他和我輪流上，一個人上兩個星期，兩個星期一輪換。
1999年10月，中國青年報又折騰，團中央空降來的總編輯李學謙在原國家林業部副部長兒子李大同的協助下，發動了「全員解聘，全員競聘」。競爭中上不了崗的，3個月內發基本工資；3個月之後自己調走，調不走，停發工資。這是什麼混蛋邏輯，什麼「改革」！但是李大同振振有詞：「青年人辦青年報」，就是要用這種改革使報社更新換代。
畢熙東帶人辦子報《青年體育報》，我不想去，覺得自己就應該留在體育部，體育部也缺人。但是馬年華正好藉機不要我，我就成了「待崗職工」，沒了工作。王長安倒是留在了體育部，因為還是需要兩個人上夜班，馬年華就把自己的牌友、國內政治部的林岡找來了。
這種形勢，對已經上崗的人員也施加了極大的壓力，要求版面編輯不許出差錯。報紙差錯分為兩種，文字差錯和知識性政治性差錯。可以減少差錯，而且必須是記者、編輯、領導、檢查校對齊努力，但是不可能完全杜絕差錯。比如過去馬年華寫報導，籃球比賽中的3秒違例寫成了「3秒犯規」。2020年年底，中國青年報一版重點報導，說中國大陸的旅遊價格降低了，因為快遞包裹的價格降低了。這就是笑話——誰會被裝進包裹去旅遊？裝進貨艙也會憋死啊！但是報社不管那一套，版面編輯特別是夜班編輯都是沒有背景的人，平民子弟，使勁收拾他們——不許出差錯。
王長安比我還大1歲，那年44歲，身體一般，而且有嚴重的神經衰弱，失眠症。壓力大了，病就更重。他家住得遠，沒錢買車，打車太貴；每次夜班騎車回到家已經是後半夜2點，還要爬十幾層樓，因為夜裡電梯也停了。上了床，很累，但是折騰了大半夜神經興奮，反而睡不著；第二天還要上夜班。出了差錯，就要下崗。離了婚，只和70多歲的老父母一起生活，老父親還是老年痴呆。在家裡也沒有好心情。他就不想活了。那天他媽帶著老伴去看病，王長安說：「媽，以後要是發生了什麼事兒，您可要堅強點兒。」他媽走後，他就用一根繩子把自己掛在了衛生間的鐵管子上，吊死了。
過去畢熙東主持部門工作的時候，打壓馬年華，他私下裡總說：「做人要正，要講道理。」那麼畢熙東走後，你當了部門主任，為什麼還非要王長安一直上夜班，明知道他有病，也不讓他休息一下，輪換一下，還繼續給他那麼大的壓力？還要繼續執行二等公民的政策？
他知道自己有責任，一時間也有點垂頭喪氣，到處向人解釋，為自己開脫；但是報社領導有高招，讓人事處發布訃告：「王長安編輯因憂鬱症去世。」所以，報社就沒有一點責任了。馬年華也沒責任了，所以後來當了副總編輯。
21年過去了，王長安當年只有一個妹妹，還嫁到了美國，不知道後來二位孤苦伶仃的老人是怎麼樣了，是死是活，死時候有無人在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