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辛格為首的國防政策委員會遭解聘，反映了川普「抽乾華盛頓沼澤」的決心。圖為基辛格。（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12月12日訊】美國國防部11月25日宣布，解聘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se Policy Board）11名顧問，為首的就是基辛格。這標誌着主導美國對華政策長達半個世紀的基辛格，從此要退出政治舞台。今年已屆97高齡的基辛格，雖然來日無多，但他一天留在決策層，他的影響力就仍然存在，這次他被解僱，而不是讓自然規律令他主動退下來，反映了特朗普（川普）總統關於「抽乾華盛頓沼澤」的決心。
基辛格從70年代開始，就直接介入美國對華政策長達50年（1971-2020年），而且是集「學、政、商」三位一體（按其經歷時序排列），對這半個世紀以來中共得以擺脫西方世界的圍堵、被納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而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勞。由於他有功於中共，所以中共待之為上賓，這使他不但自己獲得豐厚的回報，而且成為國際數一數二的中共的政治掮客。
人皆稱基辛格為現實主義者，當他看得到蘇聯對美國的威脅時，為了「聯中抗蘇」，不惜拋棄盟友台灣而走到北京與美國的宿敵（朝鮮戰爭及越南戰爭）中共握手，這是最典型的現實主義。對他來說，理想、原則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都不值得堅持，最緊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這些利益，既可以是國家、集體的利益，更可能是私人的利益。如果為了國家的利益而行使現實主義，那麼也無可厚非，但如果為了私人利益而以現實主義為擋箭牌，則將不齒於人類。很不幸，基辛格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甘心為極權服務。
一，為鄧小平「六四」屠殺辯護。世人對基辛格的現實主義真面目的認識，也許是從1989年中共6.4屠城事件開始。就在屠殺的第二天，他同時在多家報紙上發表專欄文章，稱鄧小平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之一」，說鄧為中國「選擇了一個更為仁慈而較少混亂的過程」，為這個屠夫塗脂抹粉。當美國國會呼籲制裁行動，布殊當局正準備在一定範圍內採取相應措施，基辛格卻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著名晚間新聞主播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的採訪時說，「我不會主張任何制裁」，又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容忍示威者佔領首都的主要廣場達八周之久，這種佔領導致了失序和混亂，因此實行鎮壓是不可避免的」。2011年他出版《論中國》（On China）一書，仍然責怪學生，說「佔領首都一個主要的廣場，即使是完全和平的，都是一個策略去證明政府的無能從而弱化它並驅使它作出魯莽的行動，並置政府於一個不利的地位」，這哪裏是人說的話？
二，為毛澤東的暴政辯護。基辛格對毛澤東的暴政往往是輕描淡寫，卻把暴政之所以能夠實施歸咎為中國人民的韌性和容忍，這是非常冷血的指控。他在《論中國》中，在列舉了若干毛澤東造成的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後，對毛澤東不但沒有半句責難，反而說：「然而，是中國人自己給與毛澤東一個信心基礎，讓他深信人民的韌性、能力和團結能夠成就他的無法完成的挑戰」，然後基辛格自己慨歎：「沒法想像有另一個民族能夠承受毛澤東強加給社會的那些無日無之的動盪」。他又自我解釋：「只有像中國人民那麼堅韌和忍耐才能夠在經歷了過山車般的動盪後仍然能夠以團結和富動力的面貌走出來」。這真是風涼話。基辛格先生，你完全沒有看到人民在中共淫威下是無法不默默承受這些災難啊！
三，為中共「一黨專政」辯護。他在《論中國》一書，表達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毫無保留的認可，他說：「中國已經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國朋友對我而言意義非凡」。2013年習近平上台，大談「中國夢」，基辛格則回應「中國夢與美國夢殊途同歸」。
由於基辛格對中共極權制度的寬容和認同，他制定了對華「和解及接觸政策」（detente and engagement）。從1971年秘密訪華以來50年間，經歷了8任美國總統和5任中共領導人，都奉行這套政策，直到特朗普上任之後。美國對華政策的這個主旋律，導致中共今天的強勢崛起，而他本人則成為中共在美國最重要的大外宣代言人、統戰標的、滲透工具、游說集團首腦。
作為曾被中共四代領導人接見的唯一外國政要，基辛格自1971年開始，先後70多次到訪中國，其中50次是官方訪問，20次是私人訪問，為其眾多與中國有生意往來的客戶服務。早在1982年，基辛格就從高盛和其他三家銀行的財團獲得兩年期的貸款，創建了基辛格聯合諮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 以下簡稱KAI），KAI網羅了大批英美政要及跨國企業家，與包括黑石集團等多家公司建立了戰略聯盟，其主要業務是為美國大企業提供拓展中國市場的政策諮詢。基辛格90%的客戶都是跟中國做生意的歐美公司，例如摩根大通、美國運通、AIG、可口可樂、GTE通訊、亨氏食品、波音、韓國大宇、默克製藥、自由港公司、渣打銀行、愛立信、貝爾電話、富豪等公司。顯然，由於基辛格這樣的原美國高級官員的影響，使美國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大的為中國游說的集團，這個集團不願意批評北京當局的人權記錄，反對與中國「對抗」或制裁中國，並藉此撈到了可觀的利潤。《華盛頓郵報》作者 Richard Cohen 曾經發表文章："Kissinger： Pragmatism or Profit?"（August 29, 1989 ）深入分析基辛格的現實主義本質是 C ，這個 C, 既是 China，也是 Cash。
最後，基辛格為人們展示了一個人的變質過程。作為學者的基辛格在他還沒有出道時，他的觀點是正常的，例如他在其第一本書"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這其實是他的博士論文印刷成書，足見被污染前的基辛格）說：
Whenever peace-conceived as the avoidance of war-has been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a power or a group of power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been at the mercy of the most ruthless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neve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acknowledged that certain principles could not be compromised even for the sake of peace, stability based on an equilibrium of forces was at least conceivable.
(筆者簡單翻譯：當一國或一群國家的主要目標是和平（即是避免戰爭）時，國際秩序會受制於其中最無賴的一員。只有當國際社會認識到即使為了和平，有些原則是不能妥協的，這樣，才能有望保持到建基於力量平衡的和平)。
但是，今天作為「政商一體化」的基辛格，卻因為擁有龐大個人利益而願意去對中共這個「國際社會最無賴的成員」妥協原則改而採取綏靖政策，前後兩個基辛格，這其實是反映了這個人異化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