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殺人的事，我就還像在做夢一樣，沒有醒來。（網絡圖片）
許振思，小學教師，男，55歲（1986年採訪）。
提起殺人的事，我就還像在做夢一樣，沒有醒來。
我是1950年3月參加工作的，一直在當小學老師。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1959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以莫須有的罪名開除回家。其實我在教育戰線工作，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做事特別認真，做人特別小心，真的是一點毛病也找不出。可是還是被開除了。回家以後，我任何地方沒有去過，一直老老實實地參加農業生產。那時候，我心裡已經沒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盡自己的能力把屋裡生活搞得稍微像樣一點，把幾個乃崽撫養成人，再苦再累再不公平的事，我只要一想到這個家，就心平氣和了。
我妻子蔣蘭桂，溫柔賢惠，跟著我吃苦受罪，總沒有怨言；我的五個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歲，最小的兩歲，一個個長得聰明伶俐，逗人喜愛。別人都說我們是地主分子破窯出好貨。其實我們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麼破窯，而是讀過書受過教育的人。我是做夢都沒想到，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落。
1967年刮殺人風時，一家人殺得乾乾淨淨，只剩下我一個人逃脫了性命。記得1967年8月26日那天下午三、四點鐘，吃過午飯不久，我上午割禾有些累了，在屋裡睡午覺，休息一會，因為鄰大隊有殺人的消息已經傳來，心裡總像有事一樣，不安。雖然自認為表現得還可以，但是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被清洗回來的，這本身就是大罪過；由於讀過幾句書，頭腦複雜一些，曉得殺起來會不分青紅皂白，就特別多留了一個心眼。這時候突然聽得一陣子打點的鐘聲，噹噹噹噹響個不停。打一下，我心裡就顫一下。這鐘聲響得不是時候！
我趕快爬起來，向外一看，油榨房那邊許多民兵背著鳥銃、梭標、馬刀趕過來了。早兩天，我們出身不好的人家已經布置了專人看守，負責看守我的是一個名叫黃大貴的貧農，也許是我命不該死，這時黃大貴鬧肚子疼回了家，我這裡沒人看守。我看到風聲不對，覺得還是要跑。我趕緊將一雙草鞋放到床邊，把蚊帳放下來，做出一個我還在睡午覺的假象，只穿一條短褲，抓起一條汗帕，一頂斗笠，跟妻子打了個招呼，就要上路。
我妻子對我說：「只要救出你自己來，別的事你不要管了。」她又吩咐大兒子家文送我：「快給你老子拿幾個粑粑，拿條褲子。這一去，還曉不得能不能再見面。」
我也哽咽地對她說：「你們自己保重吧！我死在哪裡，你也不要管了。」我妻子說：「快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脫了。」
我大兒子家文背著背簍追著我，從後門溜出去，上了村子後面的豐村大嶺。家文跟著我一直跑到山上，我怕他跟著我危險，就對他說：「孩子，你回去吧，好生帶好弟弟妹妹。」
我太蠢了，太蠢了！我只想到會殺大人，沒想到會殺孩子，我只想到我危險，沒想到他們更危險！更沒想到會一家一家斬盡殺絕！我後悔呀！腸子都悔青！這些年來我一想到這個事就要哭！要是家文跟著我，興許還能留條命，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本來他也跑脫了呀，都怪我！都怪我啊……（說到這裡，許振思嚎啕大哭起來，那種嘶啞的捶胸頓足的哭聲，叫我們心驚膽顫。可是，我們除了陪著他默默落淚外，一句話都不敢說。說什麼呢？他不願意回憶的往事是我們勾起他去回憶，他不願意說的話是我們挑起他去說。道縣殺人的事，不僅當局者有人希望遺忘，很多被害者遺屬也希望遺忘，不遺忘，他們活不下去！許久，許振思才哽哽咽咽地平靜下來，但那個胸膛深處喘出來的粗氣，怎麼聽，怎麼叫人心碎。）
我接過家文遞過來的粑粑，這是七月半過鬼節打的粑粑，沿著一條上山的小路跑進山裡。家文下了山，回到家就被捉了去。後來我聽說，到我家裡來抓人時，我12歲的兒子家武，躲進豬廬裡，身上用稻草蓋了，可是因為害怕，嚇得渾身發抖，被發現了，抓了去。我妻子蔣蘭桂和5個崽女被李耀得等幾名凶手用繩子捆起，牽到村子後面的爛泥塘，那裡有一口探井坑，有四、五丈深，口子兩米見方，是當年探礦隊下來探礦，留下的廢井槽，一梭標一個戳了下去。我們大隊那一次一共丟了16個人下井。他們把人推進去後，又把稻草點燃，丟下去燒，裡面的人還沒有死，燒得一片慘叫。聽說，我有個兒子當時沒被燒死，幾天後，還有人聽到他在探井坑裡哭……
我在嶺上遇到了我們大隊一個右派份子許振中（略）。
……我在嶺上與振中哥被衝散後，逢山過山，逢水過水，一刻不停，走了整整一天一晚，到了江華縣小圩金田村我妹妹家。當時他們那裡還沒有聽到殺人的風聲。我妹妹問我做什麼來了，我不敢說實話，講路過來看看。因為我妹夫家出身也不見得好，我害怕連累他們，有話不敢說，有淚不敢流。一看他屋裡的情況，我曉得久住不得。住了一晚，第二天問了一下消息，就告辭了。我妹妹追出來，見我神色不對，就追問我：「到底出什麼事了？」我忍不住，哭著對她說：「你不曉得，我們那裡殺人了，出身不好的人家都要殺。你嫂子和幾個侄兒現在生死不知，我自己也不知死在哪一天。今天我是特意來見個面，以後恐怕就見不到了。」
我妹妹一聽，哭了起來。我說：「你不要哭，自己還要多保重。我在這裡對你們有妨礙，走得越快越好。」她不當家，身上沒有錢，叫我等她一下，又轉身回家從妹夫手裡拿了一塊二毛錢給我，哭哭啼啼送了我好遠。
離開妹妹家以後，去哪裡呢？我左思右想，無路可走。因為從1959年開除回來以後，好多年沒有出過遠門，對外面的情況一點都曉不得。思來想去，只有回道縣，因為那時候我曉不得這口風到底是從哪裡刮來的，曉是曉得從上面來的，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敢隨便殺人。要是敢的話，我們不早就殺掉了，還能留到今天？但是有一點我心裡清楚，執行政策，下面總是比上面左一點，搞得惡一點。不如乾脆到縣裡，找公安局投案自首，當時我估計我這個樣子最多就是勞動改造，還不致於殺頭，硬是要殺頭，也就死在那裡算了。
主意一打定，我就沿著務江水庫一直往回走。沿途崗哨很多，見了行人都要盤查，沒有路條就抓起來。我通過仔細觀察，發現崗哨雖然嚴密，但大多都設在主要的路口、渡口上，荒山野嶺上很少有崗哨，我就翻山越嶺，專走小路，見人就躲，見崗哨就彎路，一路上是說不完的驚險……但更堅定了我的想法，躲在農村裡肯定只有死路一條，要想活命，只有到縣裡公安局去投案自首。
走了好幾天，走到離縣城只有幾里路的地方。崗哨更密了，查問得也更緊了。到處抓人。對空著兩手的人特別注意。我一看，這一關不好過，心裡直發怵。可是退還回去也不得了，危險性也大得很，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忽然看見一位老人家挑起一擔紅辣椒到縣城去賣，我急中生智，連忙跑過去，說：「伯伯，這麼大一擔辣椒，上城裡去賣呀？我來幫你挑一截。」老人說：「那怎麼要得呢。」我說：「那有什麼要不得呢，學習雷鋒嘛。」
不等他答應，就把擔子接了過去，把稱桿讓老人拿著，裝作一起進城賣菜的，因為老人就是當地人，站崗的民兵認得，終於闖過了最後一關，進了道江鎮。
進了道江鎮以後，我跑到縣公安局去投案，人家不收。我又沒有錢住旅社，只好在城裡亂轉。當時，道江鎮的氣氛也很緊張，但是不殺人。有個「革聯」總部設在二中，二中的大門閉得緊緊的，不准人進去。二中對面的空坪，就是現在的汽車站那裡，搭了一個廠棚，鋪了一些稻草，裡面住滿了逃出來的地富子弟，有二十幾個人。我也在裡面住下來。二中裡面的「革聯」害怕我們影響他們，也不理我們。這時候，47軍6950部隊已經進駐了道縣。我們每天到武裝部排隊領兩餐飯吃，後來，人員越來越多，部隊負擔不起，就動員我們回去，說已經下了通知，不准殺人了。可是我們都嚇破了膽子，誰都不敢回去。每天都守在武裝部門口等飯吃。
住了五天，等到第六天，去零陵的車路通了。道縣集中了19部汽車，運送因公路阻斷而滯留在縣城的旅客去零陵。為了保護旅客的安全，每部車上派了兩名解放軍護送。前面一個，後面一個。我們這些亂七八糟的人也跟著混上了車。其實，當時我們那個樣子，渾身髒兮兮、臭哄哄的，別人一看就曉得是什麼人，那個時候對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社會是非常歧視的，那些旅客有些是本地人，有些雖然不是本地人，但在道縣滯留了這麼多天，對農村殺人的事還是有所耳聞目睹，對我們非常可憐，都不趕我們下車。
車子從道江鎮出發，經過十里橋時，被「紅聯」武裝民兵攔住了。命令我們全體下車，要逐個檢查。我一聽，差點嚇暈過去，心想，完了，九死一生逃出來，這一下又自投羅網了，再一看其他幾個人，一個個嚇得面無地色。幸虧護車的解放軍堅持不答應，他們前面一個，後面一個，堵住車門，說：「凡是車上的人，我們在道縣已經檢查過了，一切問題由我們負責，請你們放行。」民兵們見解放軍同志態度堅決，交涉了一陣子，最後開了卡子放行。等車開出十里橋，我一顆懸在半空的心才落回到肚子裡。
我跟著車子到了零陵。零陵的氣氛雖然也很緊張，但比起道縣好到天上去了。在零陵我們又找到地區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人家不肯收容我們，把我們趕了出去。我看到在這裡沒有人肯收容我們，只好自己找活路，說句丟人的話，讀過幾句書的人，討飯張不開口，找事做連門都進不去，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碰到一些做手藝的人，看到我這個樣子，就收留了我。
我就跟他們走了湖北，在那裡學砌匠，燒磚瓦，打零工，什麼能餬口就幹什麼……反正我要求不高，只要給口飯吃就行，加上做事不偷懶，總算還能活下去。
一直到69年，聽得道縣恢復了平靜，才回了老家。這時候，我才曉得一家人早殺光了，房子也被人佔了，東西也分光了……可是那個時候，怕得要死，只能打脫牙齒往肚子裡吞。
責任編輯:辰君 来源:《血的神話：西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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