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vent That Changed China, Forever》預告片
【看中國2020年4月25日訊】一九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逾上萬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信訪辦上訪，提出三點訴求：
一）釋放兩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輪功學員；
二）給法輪功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
三）允許法輪功的書籍通過正常渠道公開出版。
時任總理出面責成信訪辦負責人接待了法輪功學員，對於上訪訴求給予了正面回覆，隨後學員散去，事件和平落幕。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九九九年法輪功「四．二五萬人大上訪」。
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原本出於對政府的信任，希望政府能夠糾正職能部門壓制群眾修心向善、強身健體的作為。但是，當時的中共獨裁者江澤民卻把民眾維權的努力，當成了殘酷鎮壓的藉口，在三個月之後，傾舉國之力，全面發動了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鋪天蓋地、持續至今的邪惡迫害。
也許有人覺得是法輪功去上訪，引來了江澤民的鎮壓。其實不是，上訪是為了阻止即將發生的鎮壓，就算沒有上訪，江澤民集團也會製造各種藉口實施鎮壓。但是，萬人大上訪給了政府一個瞭解實情的機會，展現了法輪功學員為了爭取信仰自由所做的努力。二十多年來不屈不撓、堅持不懈的和平抗爭，這種精神正是我們民族獲取自由的希望。
不要以為法輪功的信仰自由與您無關。信仰自由與言論自由如同雙胞胎，失去了信仰自由的社會，一樣會失去言論自由。法輪功學員沒有修煉的自由，與人民在面對疫情沒有言論自由是同出一轍的。最先知道疫情的人不會是官員，而是一線的醫務人員，正是因為醫務人員沒有言論自由，才造成了後來的慘劇。在這場疫情中也短暫出現過網民們呼籲言論自由，但是很快就被黨的「大國抗疫」的主旋律給掩埋了。中國人民真真切切嘗到了沒有言論自由的苦果。
畫家孔海燕巨型油畫《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局部（圖片來源：新唐人電視臺）
每次疫情之後，人們都會反思，政府也會做出各種舉動，但是效果如何呢？
二零零三年的「薩斯」之後，政府先是頒布和修改了一系列的傳染病應急條例和法規；後來更是集十餘年之大成，在二零一七年建成了「全球最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路直報系統」，平均報告時間由四天縮短為四個小時；在二零一九年七月，還進行了規模最大的一次疫情應急演練，假想的疫情時間定在二零二零年，叫「X」的病毒爆發，演練中全國三十一省市同步視頻連線，共八千二百餘人參加，規模空前。
不能說政府在「薩斯」之後對疫情不重視，可是為什麼在應急演練剛落幕，一場更猛烈的瘟疫「中共病毒」真來的時候，那個號稱「全球最大疫情網路直報系統」完全沒有起作用呢？因為中共所有的這些措施都解決不了「政府隱瞞疫情」這個最大的問題。
「薩斯」的悲劇在於隱瞞疫情，這次「武漢肺炎」的悲劇仍然是由於隱瞞疫情。人們看到的是，「發哨子」、「吹哨子」的醫生都成了被整肅訓話的對象，不知瘟神降臨的武漢百步亭百姓還蒙在鼓裡，舉行四萬多個家庭參加的「萬家宴」，敢於深入疫區報導真實狀況的公民記者們一個個都「被失蹤」。武漢封城前已經有五百萬人離開，包括數十萬的人飛到了世界各地，「中共病毒」擴散全球，演變成了一場曠世大瘟疫。
有人說，事不過三，兩次隱瞞疫情造成的慘痛損失，大家都看到了，地方領導每次都被撤職，不會再糾結於「兩會」呀「過年」呀這些日子啦，下一次還有誰會敢隱瞞呢？
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薩斯」之後人們也是這麼想的，不是照樣隱瞞嗎？病毒會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瘟疫也會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出現，不可能讓官員們照抄上一次的「教訓」。設想一個場景，下一次疫情來的時候，中共領導人剛剛走出國門訪問，這疫情是報還是不報？誰敢給領導人的行程添堵？再想像一下，北京馬上要舉辦什麼國際大會，多少多少政要會來捧場，這時疫情出來了，報還是不報？其實，就算是在平常日子，官員們也一樣會隱瞞疫情。中共官員是只對上面負責，而上面想的是要營造一個「太平盛世」，所以中共官員在隱瞞疫情方面從上到下其實是一條心。瘟疫是看不見的敵人，大多中共官員自然就會選擇「寧可隱瞞一千，不要謊報一個」。
只要民眾沒有話語權，沒有言論自由，黨隱瞞疫情的問題就不可能根本解決。出路是什麼？就是要讓老百姓擁有話語權，也就是言論自由。
自由，不是要政府做什麼，而是要政府不做什麼。說自由是天賦人權，本來就是的，我們沒有自由是因為我們的自由被共產黨剝奪走了。
二十一年前法輪功學員「四．二五」萬人大上訪，給了我們什麼啟示呢？就是從不放棄爭取自由。二十一年來，法輪功學員仍然堅毅地走在這條路上。
支持法輪功學員爭取信仰自由，伸手接過法輪功學員遞來的真相傳單，也就同時等於是您在為自己爭取自由，包括言論的自由，包括自己和後代免於被隱瞞疫情而遭受苦難的自由。不要再怕這個強權，天安門的一條橫幅，網路上的一個帖子，都能成為「顛覆政權罪」，這個政權是多麼脆弱！不是民眾怕強權，是這個脆弱的強權害怕民眾，害怕真相。
是的，您現在有沒有自由，是共產黨說了算。但是，您願不願去爭取自由，那是您自己說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