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九江和湖北黃梅因為前者驅離後者的人員，導致兩地警方大打出手。（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国2020年4月5日讯】江西九江和湖北黃梅因為前者驅離後者的人員，導致兩地警方大打出手，是此次抗疫以來政府層面發生的公開衝突，也反映了全國各地對疫區湖北的真實態度。儘管湖北和武漢已經解封，官方再三呼籲不要歧視外出的湖北和武漢民眾，然而一旦落實到具體行動中，涉及地方的具體利益，各地自行其是。
在這方面，北京起了惡劣先例，其明文規定，要求在湖北出差和探親的人員一律不得返京。其餘地區人員返京後需進行居家或集中醫學觀察14天。北京這樣做，無非是京畿之地，黨國中樞在此，但既然北京可以公開歧視湖北，其他地方何以做不得？
事實上，江西九江和北京的做法，不過是疫情早期全國封城、封省乃至封村的延續。在疫情嚴峻之時，農村和城市的每個社區，幾乎都「封閉」，即便現在，外人要進入社區，也要再三受盤問和檢測。
這固然是為防患於未然，但此類嚴格舉措已經超出防疫之需，它實際上可以看作深藏中國民眾內心的封建割據邦國意識借著疫情的回歸，而與一貫強調的「全國一盤棋」和大一統傳統意識相悖。故有輿論把早先各地的「封城」和「封省」做法戲稱為「戰國」或「列國」，不待外國列強打進，一場疫情把中國分成不同國家，各自為政，重回封建的列國時代。
確實，它能讓我們發覺過去許多被忽略的深層次問題。
表面上，各地「以鄰為壑」的封鎖措施似乎是對疫情的過激反應，卻也有深厚的社會文化心理基礎。比如在中國人的日常交往和社會管理中，此種「封閉心態」和「封閉管理」比比皆是，只是人們習以為常，沒有覺察而已。如中國城市的社區和單位都是「封閉」的，雖然道路四通八達，但都被一座一座的「圍牆」所包圍、分割和切斷。從這個角度看，封城封村等更應該是中國人對流行疫情的一種本能反應，17年前的Sars曾就這樣做法，只是範圍和程度不如今次。
各自為政和自保的中國
由此可見，我們所看到和感知的中國，一直都存在兩個：一個是大一統的、強調「全國一盤棋」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一個是分割的、以圍牆、單位和大院為代表的，各自為政和自保的中國。前者為統治者所宣揚、推崇和灌輸的「歷史規律」和政道傳統，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就以「天下一統」為旨歸，歷代統治者，即使是分裂時代的統治者，也以統一中國為其使命。後者表面看來被政治所排斥，但確是社會真實運作的「規則」。
中國有「天高皇帝遠」的說法，意味著只要在最高權力直接管轄不到的地方，地方統治者就可「為所欲為」，民間對此有一個更形象的稱呼，即「土皇帝」，雖然現在通訊和資訊發達，但由現實權力體系和幾千年遺傳、繼承下來的這種政治心態的混同所決定，本質上並未有多少改變。每一個權力單位，都是一個封閉的「小王國」，不僅有一個看得見的封閉圍牆，還有一個看不見的封閉政治心態。兩個「中國」，在大部分時間裡，「和諧」地存在同一片土地。
中共的執政，沒有改變這種狀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重了它。自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後，傳統帝制時代，除少數年代給有功之臣和皇親國戚封國外，雖然消滅了政治上的分封割據，但由於皇權不下鄉，僅延伸到縣一級，縣以下保持鄉紳自治，基本上等同一個個小的「獨立王國」，只是沒有武裝。這也造成中國人一旦在戰亂時期呈現一盤散沙狀態。接受這種教訓，共產黨特別注重「全國一盤棋」，將黨的統治一竿子插到底，在制度上避免地方諸侯擁兵自重、各自為政的局面出現。故在中共統治下，沒有出現地方諸侯直接挑戰中央權力的事情。
然而，這並不是說，中共統治就有效規避了一個個「小王國」。由於政權層級過多，鏈條過長，資訊傳遞中的「時滯」效應和監督缺乏總使基層政權成為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尤其是單位制度的實施和全面推廣，造成每個單位其實都是獨立的「小王國」。在改革以前，中國的單位制度基本上就是一個小社會，作為全面控制人的一種制度，單位之內，吃喝拉撒睡都管起來，對單位職員來說，無須與外面發生交換聯繫。
朱鎔基的分稅制改革
改革之後，此種全能型的單位制度只剩下空殼，如今人們除工作可能不需要與外界發生聯繫，其他需求都要通過市場和交換來解決，但單位制度造就的封閉心態被保留延續下來，並被單位制度的外在表現——圍牆包裹。圍牆不但沒有隨著單位的改革和變遷被拆除，反而由於安全問題而加固，並在整個社會蔓延開。現在城市的每個社區都建有圍牆，還安裝了探頭。人們都在圍牆之內工作和生活。中國政府前些年為了改善城市交通，曾經醞釀過拆除單位和社區圍牆，打通道路的計畫，但動議尚未提出，就遭到社會反對，實施不下去。
改革前期，還留有一項副產品，即由於實行財政包乾制度，中國出現強地方弱中央的局面。而在地方，每個省的財政狀況也不一樣，像廣東、山東、江蘇等省的財力比大多數省份都要好，這些財力強的省份，對中央有一定的談判空間，時被學者稱之「諸侯政治」，威脅中央管治權威，這也才有朱鎔基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通過削弱地方財力進而削弱地方權力，免得尾大不掉，威脅中央。
當然，這個階段的「強地方弱中央」只是相對而言，由於中共的組織體系貫穿於政府，而中共又是一個講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等級的執政黨，人事任命大權掌控在中共特別是中央手上，地方政府還是受中央節制。儘管如此，實力強的地方諸侯也確實會有更多機會得到提拔重用。中共用人號稱五湖四海，但歷史形成的山頭派系在人事任命中具有很大作用。
加之中國人本來地域觀念就很強，某個派系和某個地方的官員在某位領導人當政時會受到格外關照，提拔到重要和關鍵崗位或者重要省份。此種用人狀況在胡錦濤時期和習上臺初期一度有所改變，一些在中西部貧困省份工作的官員會得到中央青睞提拔，但隨著習近平要打造一種新的全能型舉國體制，小圈子選人的情況愈加凸顯。比起前任，習更不可能容忍地方諸侯的坐大，他集中權力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一切能威脅到自身地位的勢力，不管它來自中央還是地方，保持絕對的政令暢通。
然而，現實與規劃總有差距，盡管他的指令無人敢違抗，全國看似一盤棋，但只要脫離了其視線，官員們就呈現體制性懈怠，無所作為，逃避責任，欺上瞞下，這實際是一種對唯一權威的消極抗議，也是權力的自我封閉。新冠肺炎的擴散與它有直接關係。因為無人負責，官僚們都不做事，也就白白浪費寶貴的阻截病毒的時間。
直接的催化劑是武漢
同樣，由於坐等上面特別是唯一權威的指令，面對各地紛紛採取封路封市封城措施來防止疫情傳播，儘管明知這種極端做法會給民眾生活造成極大干擾，但在沒有上面明確的指示下，主管部門聽之任之。只有在「封城」的負面效應全面顯現，上面也發話後，主管部門才回去糾正這種現象。和sars時期政府的此類回應相比，可以說慢多了。
今次新冠疫情早先各地「封城」，直接的催化劑是武漢，但如果說武漢「封城」乃迫不得已，是上層下令封的，這一舉動帶給各地的示範效應就是在自救的藉口下，中央和上面既不會也不可能對自己的「封省」、「封城」、「封村」等追究責任，它激發起了各地原先潛伏的對中央特別是唯一權威的消極反抗，乃至一定程度的地方意識和獨立性要求，借助於這個特殊時機，將之變成積極的以鄰為壑的「封疆割據」。
之前，在中央壓制下，地方的獨立性和「諸侯意識」根本沒有存在空間，現在在這種特殊情形下被復活，且以一種過度的形式出現，因為地方父母官知道，此時以保護百姓為由採取這種極端措施上面和中央是不可能怪罪的。這裡有一個示範過程，當第一個「封城」沒事後，接著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封城。此時若不封城，反而會引發當地民眾的不滿，因此，在這個特殊時刻，對地方的權力主體來說，地方意識打敗全域意識，服務於本地利益要高於服務于全局利益。
這種危機時候的做法，雖然不是常態，但卻比常態更能反映人們包括官僚群體的真實動機，民語有，大難來臨各自飛，各掃門前雪，此次各地以鄰為壑的「封城」有點類似於此。這才是一個更加真實和殘酷的中國，它戳破了全國一盤棋的假像。採取高壓手段完全壓制地方利益，不讓地方有一點自主意識和空間，將政經大權完全壟斷在中央甚至一個人手上，以維持一人權威和政治上的全國一盤棋格局，其負面效果，就是造成一個個封閉的權力空間，並在危機時候以一種劇烈形式反彈，為追求自身利益和安全而完全不顧全域和他人利益，甚至損害他人利益。此乃「新時代」的地方主義以這種曲折方式表達出來。
傳統中國雖然更多強調國家一統，但地方和本土意識也很強，兩者並行不悖地存在於歷史，以為集權能消滅地方意識，是一種錯覺，它只會使權力主體一步步走向封閉，使人們的心靈不是更加開放而是更加向自我孤立，沉積下來演變成一種有分離傾向的本土意識。事實上，因為極權，無論就中國人的總體意識還是國家政治而言，比之前的改革時期，中國不是更加開放，而是進一步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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