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位於海參崴的中國餐館瓦尼亞（ВАНЯ）。（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蘇德戰爭爆發前，斯大林為了自己的利益在物資和武器上對中國進行了援助，但是在國內卻大規模迫害居住蘇聯遠東的華僑華工，逮捕關押並處決，流放到北極圈任其自生自滅者不下三十萬人。
七七事變後，特別是在日本佔領武漢以後，斯大林認為中國事實上已全面亡國，因此加大了對遠東中國人政治迫害力度，把遠東的十多萬世代居住的華僑和二十多萬中國客商勞工，安上各種罪名：如社會危險分子，有害分子，日本特務，分別判刑數年到十多年。幸運的被發配遠離日本佔領地的中亞無人煙地區的青山腳下，更多的發配到西伯利亞的高寒地帶去服苦役。符拉迪沃斯托克這樣的城市，華僑一個也不准居留。
斯大林對遠東華人趕盡殺絕
十月革命前，符拉迪沃斯托克、雙城子、伯力、海蘭泡，中國人的店舖林立。據莫斯科一位漢學家去年在聯合國《世界華僑史》廣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資料：十九世紀中葉，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國商店，而俄羅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中國人常常騎馬把商品賣到周圍和偏遠的農村。中國貨價便宜，很受當地人歡迎。」大批華商、華工從海蘭泡入出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附近城鎮經商或做工。
「每年僅季節性臨時工過境的就有二三十萬人。一般是夏季來做工，冬季返回。」「他們一個人一個月可以掙十五至二十個金盧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錢，俄海關允許帶回中國一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蘇聯對遠東邊界看管加強了，主要防控中國人進出，利用蘇聯抗日。日本全面侵佔中國，斯大林更不客氣了，對幾十萬華僑、華工的迫害與希特勒當年迫害猶太人幾無二致。
蘇共當年對中國男青年迫害尤其嚴酷。我知道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叫趙福昌的青年，住在距離伯力近五十公里的農村，到伯力買東西，被蘇聯大兵不由分說地抓走。塞進一間已關押了三十多名中國人的臨時牢房。審問時逼他承認是「日本間諜」，趙答：「不是。我早就在這裡住，還有妻子。」審問者根本不聽，揮手帶回去。經一位朝鮮人翻譯指點：「不承認就會被槍斃。」第二天提審，趙便承認是日本特務。並編造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蘇聯空軍數量。由於「態度好」，被從寬判刑十年，發配到北緯六十三度的北極圈的亞庫次克。這裡夏季兩、三個月沒有黑夜，冬季兩三個月無白晝，氣溫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來人約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趙福昌仰仗青壯年，耐受力強，活了下來。「刑滿」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謝世。
十多年前，筆者在外興安嶺的結雅斯科附近農莊，遇到了三位中國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歲了，是煙臺福山縣人，叫張德魁，見到我們兩位中國人哇哇大哭，「可見到祖國親人了！」（半個世紀沒有看到從中國來的人）他們是一九三八年從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清理趕出來的。「家口」（老婆孩子）給轟到哪裡去了，是死是活？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八名中國男人，被發配到這高寒地帶，密林深處，那五人已先後故去，現在只活著他們三人。我向他們說，中蘇關係改善了，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你應當回老家看看。張說：「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我心裡很酸楚，依依惜別。好在蘇聯女人多，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
中共老黨員回憶斯大林迫害華人
中共早期黨員河南人馬員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及列寧學院學馬列。與董必武、王若飛是同期同學。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幾次「肅反」屢屢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經稱讚過紅軍總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後，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蘇聯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國。後經董必武幫助恢復黨籍，在富拉爾基東北重型機床廠擔任技術處處長。一九八七年出版了一本真實生活的《旅蘇記事》，群眾出版社「內部發行」。該書中寫道：「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國人約有一百多，坐船路過農場到沃爾索特去，也因水淺，停在岸邊，他們的未來得和我一樣。談話中知道他們大部分是從符拉迪沃斯托克來的。據說，日本佔領武漢後，蘇聯開始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一帶的中國人進行大規模拘捕，許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還有十五年的。都給網上各種罪名。」「過了不久，又發來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訴我，中間有兩個中國女人。我很奇怪，便懷著好奇心去找她們。據她們說，一個中國人叫黃南波，一個朝鮮族中國人姓樸，曾在東北抗日聯軍中和日本人打過仗。年齡很輕，都是二十多歲，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學習，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說她們是偵探，判刑到這裡。」「一個五十多歲的山東老頭郭金玉，他從山東來到東北黑河地區金礦做工，夏天到呼瑪山上順黑龍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運的木排被沖到蘇聯邊界。被捕後，也以『偵探嫌疑』判刑八年。這個人又瞎、又聾、又啞，俄語一句不會。竟然也被判為『偵探』。」
馬員生回憶說，自己被發配時，士兵們把「犯人們」押上木船順流而下（流向北極），直到船擱淺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種子卸下來，他們就回去了。「犯人們」要自建房屋、尋找食物，才能生存。馬員生看到的，經歷的大批犯人和遠東地區流放過來的人，能活著回去的，實在是鳳毛麟角。遠東地區除了華僑以外，還有大批華工，所以至少有三十萬人被全部剝奪了財產、迫害流放，其中二十萬以上的人已經被折騰死。這是種族大清洗，種族性迫害！
西伯利亞流放地至今難以生存
現年五十九歲的瓦西里，是位憨厚老實的技工，祖父早年移居烏克蘭，父親是德國後裔，母親是烏克蘭人，住在基輔。蘇德戰爭開始，他的父母和成千上萬的外籍僑民一道，被裝上囚車，押解到西伯利亞離伯力向北三百多公里，在原始森林裡沒有路的地方，把她們推下車（斯大林交待流放方法，無論用船用車，都是向北極馳到無路為止，然後將押解人推下車自生自滅）。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零下四十多度，什麼也沒有。人們得用凍僵了的手腳，迅速砍樹架屋，才能活下來，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裡。第二年春天大兵們來看看，有活下來的，命令你生產糧食交公，到時候交不出來就地槍斃。
去年夏天，我們開著拉達越野吉普，和瓦西里一道從伯力北行三百公里，到埋著他父母的「家鄉」看一看當年的情景。我們沿著原始森林的便道向裡面行駛了大約五十公里，這裡是瓦西里放養蜜蜂的地方，幾十箱蜜蜂，一天每一箱可搖（甩）出一二十公斤蜜。原始森林資源雖然豐富，但自然條件的嚴酷是難以想像的。我們的吉普車在崎嶇的路上，時速只有五十公里，行駛十幾分鐘，擋風玻璃被撞死的蚊子便糊得滿滿的，什麼也看不見了。開門下車擦擦玻璃，立即被成千上萬隻蚊子，一路叮咬，一會兒又得下車擦玻璃……到達蜂場拿出攝像機，但鏡頭被蚊子、小咬糊滿了，什麼也看不清，根本不能拍攝。五十多年前，大自然比現在還惡劣嚴酷，那時候那些發配來的中國人和德國後裔，是怎麼活下來的！又怎麼能夠走出來！俄國流放政策的冷酷狠毒可見一斑。可以設想在中國被日本侵略、蹂躪最苦難的年代，斯大林如果同情、支援中國的抗日，幾十萬人的中國僑胞和華工，組織訓練成抗日隊伍，利用幾千公里的中蘇中蒙邊界，不斷地出擊襲擾，那一定會使日本鬼子首尾難顧，亂了陣腳，不敢全力進犯主戰場，中國的抗日形勢和勝利時間，就大不一樣了。
邀請蘇軍出兵東北是歷史錯誤
日本從來沒有進攻蘇聯的計畫，他們倒是害怕蘇聯的攻擊或中國人從蘇境打進來。所以在黑龍江千里邊境構築了許多永久性的防禦工事，一二米厚的鋼筋水泥連環堡至今猶在。日本人仰仗的是關東軍，關東軍的大本營就在東北，後來關東軍敢於只留下個空架子，就是他們知道斯大林幫助他們把邊境對面的中國人，逮捕流放，掃蕩精光，才放心進攻華北華南。
一九四四年在大洋洲瓜達卡納爾島，美軍的一位情報上尉從俘獲的日本戰俘暗號中破解出，原來這是真正的關東軍。留在東北的「關東軍」早就是老弱病殘組成的空架子了，真正的關東軍已消耗在太平洋戰場上。上尉立即把這一重大發現報告上司，可惜他的上司只是個少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送到海軍部長那裡。如果那時美國總統知道這個情報，就不會討價還價邀蘇聯出兵東北。那中國的歷史也要改寫了。
抗日戰爭期間，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國內抗戰。但是離國最近、人數較多的蘇聯華僑，在斯大林的淫威下，並沒有輕舉妄動。在盟軍幫助戰敗德軍，簽署了雅爾達協定，斯大林要足條件後，才答應出兵東北。等到兩顆原子彈爆炸、日本大勢已去，蘇聯才「緊急」對日宣戰並斷交，出兵東北，受降關東軍。資料記載，蘇軍共俘獲五十六萬日軍，全部押到蘇聯西伯利亞做苦工，採伐樹木，建造一棟棟「木克楞」房子。日俘當然也在那惡劣嚴酷的大森林裡苦幹，許多人絕望、經常有人剖腹自殺或集團點燃住屋自焚。沒有活回去多少，這倒算是對侵略軍的一種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