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五座勞教營 夾邊溝只是「之一」（下）(圖)

苦難還未結束，勞教營消逝，集中營林立。圖為一位哈薩克族女孩，表示想找回被關在集中營親人。（圖片來源：FB）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接上文：消逝的五座勞教營 夾邊溝只是「之一」（上）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峨邊沙坪

78歲的鐵流住在北京東郊，擁有一處庭院，這是他平反之後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這份家底，他還資助出版了一本記錄右派經歷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兒子還是十幾歲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時已年近60。

鐵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與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送往峨邊縣沙坪勞教營。峨邊縣地處小涼山，是大涼山門戶，與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縣緊鄰。齊邦媛《巨流河》記載，抗戰最緊張時期，「雷峨馬屏」地區被視為一旦成都陷落中國軍民堅壁清野的最後堡壘，可見其地勢險要。沙坪農場緊鄰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達開覆滅之地，農場五分廠海拔達2500米，可謂絕境，正是右派份子「脫胎換骨」之地。

根據《當代四川簡史》，1957年四川劃右共約60000人。應運而生的沙坪農場成了流放的一大去處，一萬多名右派身入此處。諷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負責選址的兩位勞教局幹部。

鐵流在沙坪勞教營待了大半年，轉往築路支隊修築鐵路。沙坪農場的飢餓不同於別處，從建場第一天就已開始。由於此前沒有農墾基礎，不毛之地湧入大量人口，口糧定額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還經過層層剋扣，到嘴裡只是一碗包穀麵湯，「流動的速度連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說支持冬春的大勞動量。管教的訓詞則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拚命開荒種糧，人民政府不會拿糧食白養你們」。

由於高寒的自然條件，農場的土地收不回種籽，口糧標準進一步下降後，死亡隨即大量出現。根據林憲君的回憶錄，三年大飢荒中全農場死亡人數過半，超過5000人。林憲君親手掩埋過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組開始有23人，數月後剩下7人，與其他組合併為20多人後，幾月後又減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無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幾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幾年後種上南瓜，竟然重達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鐵流重訪「南瓜山」憑弔，並賦詩稱「千萬屍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滿山花。」

沙坪農場的餓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份子董時光。董時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他的哥哥董時進是近來頗為著名的農學家，兄弟在易代之際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時進觀望而終於離開大陸，在臺灣繼續研究土改；董時光則從美國回國，受周恩來親迎，在西南師範大學任教。「反右」中，董時光因「出言狂妄」批評黨員和主張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當時同在西師任教、與董時光為朋友的吳宓日記中，多處有董時光受開會批鬥的記載。遣送至沙坪農場後，董時光在飢餓面前低下了驕傲的頭顱，每次吃完飯都用指頭刮桶裡殘留的漿糊充飢，並回答獄警「比美國麵包還好吃」。1958年，董時光和鐵流一起調往築路支隊，1961年出差路上飢餓，用呢毯換了一斤乾牛肉一口氣吃完，不料腸胃飢餓過久無法消化，腸梗阻暴斃。

一個驚心的現象是，沙坪農場的成年死難者之外，還有數千名少年勞教犯。林憲君曾經在大堡分場帶領14名「小勞教」燒木炭，最後只剩下3人，由於無力掩埋，林憲君親手將數名小勞教的屍體扔進了河流沖走。一次一個小勞教趴在林憲君背上哭訴，希望臨死前見媽媽一面，話頭未完人已斷氣，幾乎立即發出惡臭，原因是生前已經耗盡了人體的所有養分。

2013年5月，筆者在香港觀看了謝貽卉導演的記錄片《大堡小勞教》。這部記錄片通過走訪倖存者，還原了當年沙坪農場大堡少年勞教犯分部的飢餓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蘇聯模式，對輕微違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實行勞動教養。次年五、六千名十幾歲的孩子出現在峨邊沙坪農場，最小者只有9歲。

這些孩子的任務是在海拔兩千米的山地上開荒，自給自足。由於土地荒寒，「勞動教養」的前景破滅，開荒變成末日晚餐，死神隨之降臨，據當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勞教犯。荒謬的是，「小勞教」中有些是家長迷信蘇聯電影《教育的詩篇》，強烈要求把不聽話的孩子送來由國家管教的。飢餓降臨之時，她們前來要求接回孩子卻遭到拒絕，這些孩子以後全部餓死。1961年大堡作業區崩潰，瀕死的孩子被戰士背下山。

由於死人太多，沙坪農場場長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與在築路支隊涉嫌「反革命集團案」被判刑的鐵流身處同一囚室。鐵流回憶，梁對此並無愧色，稱身為共產黨員和公安幹警，執行上級指示是天職，「餓死人與否與我何干？」

和成人一樣，從死亡線上逃生的「小勞教」們並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場就業」，直到1970年代由於人滿為患逐批遣返，從事底層勞役。

在無名右派和「小勞教」的屍骨上，沙坪農場轉產種植了茶樹，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遷至四川眉山。在峨邊縣的政府網站上，找不到任何關於沙坪勞教營的記載。2008年，《眉山日報》刊登了一篇報導，記者與沙坪勞教所黨委書記、所長一起「重訪沙坪」，該報導提到了「搬遷後異常寂寞的所部辦公區的瓦片上，已經長滿厚厚的綠色苔蘚」，卻只忙於記敘「三代勞教人」艱苦卓絕、「再創輝煌」的事跡，沒有一個字提到比苔蘚更卑微的勞教人員的血汗和性命。

該報導還透露，2008年的沙坪勞教所「是全國最大的勞動教養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勞動教養基地」，並且經營形式良好。數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屍骨，或許終於為勞教營提供了足夠的肥料。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寧的路上，火車坐了3天2夜，陸錦碧的腳腫了。這位長在紅旗下的華東政法學院青年教師，因為響應系黨支部號召提意見而戴上「右派」帽子，被發配到遙遠的青海，在西寧郊外的工廠裡勞動改造，由於表現好三年後「摘帽」。

但這只是幻景。由於當了著名法學家楊兆龍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處勞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連山下的八寳農場。

八寳農場建立於1957年，專門關押右派和其它勞教分子。陸錦碧回憶，農場高峰時期有1萬多人。農場緊鄰祁連山下，海拔達到近3000米，嚴重缺氧，夏天沙塵暴，冬天氣溫接近零下30度。場區沒有警衛，因為地處荒涼，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連山，有似當年紅軍西路軍失敗後的逃亡。陸錦碧來到農場，看到20幾個鋸掉雙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凍掉。

在山崗上，陸錦碧清晰地看到了幾年前飢荒的後果。「亂石下面，一個坑接一個坑，每個坑裡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屍骸，是一對下放幹部夫婦、李富春和羅瑞卿秘書的墳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為下放而自殺的「戴帽」幹部，「右派管理右派」，來到這裡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質。

據原青海省公安廳幹部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一文記載，三年飢荒中青海勞教人員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份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000餘人，佔總數16萬人的30%。杜甫筆下「古來白骨無人收」的青海湖，疊壓了新的白骨。

由於沒有食物，大量勞改勞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大陸，自謀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陸錦碧在自製半導體中聽到，倖存者在港台電臺中講述「十萬愛國志士，困守祁連山下」。

陸錦碧在八寳農場期間，冬天雪太大，壓垮了一座女勞教人員住的草棚子，棚子裡的19人全部身亡。這些女勞教大多原是中學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運動中，她們因為所謂「跳黑燈舞會、貼面舞」被送至青海勞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寳農場被撤銷，陸錦碧和難友們一路西遷，直至柴達木盆底邊緣、崑崙山腳下的伊克高裡農場，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鹽鹼，像鏡子一樣反光，鹼蓬是少數僅有的綠色。農場原址是一處河南移民生產隊，隊員都在大飢荒中餓死和逃亡。

1969年，陸錦碧的妻子楊黎明帶女兒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場的便車到了農場，又乘坐馬車才到了分場，氣溫低至零下20多度，當晚女兒就因為高山反應差點喪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黃麻根取暖，拉大車歸來，讓楊黎明想到了《伏爾加河上的縴夫》。在這片或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勞教營裡，陸錦碧因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險些被處決，九死一生，文革之後才回到上海。

八寳農場或伊克高裡遠不是青海僅有的勞教營。據《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當時青海的勞改勞教農場共達32個，畜牧場23個。以青海湖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農場（下轄五個分場，管理5萬犯人。德令哈這個聽來富於詩意的名字，當時卻是嚴寒、沙塵暴和刑罰的同義詞，有犯人被沙塵暴吹至失蹤）、格爾木農場、香日德農場、諾木洪農場、哇玉香卡農場、查查香卡農場、馬海農場；海北有浩門農場、青海湖農場和八寳農場；海南有曲溝農場、塘格木農場（文革學生領袖蒯大富、韓愛晶以後曾關押在此）、巴倉農場、吳堡灣農場、新哲農場；海東有甘都農場。農場的總面積達到耕地總面積的23%；監獄系統向國家交售的「愛國糧」，佔全省統購糧的接近四分之一。

環繞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勞動營。由於中央「移民戍邊」的意圖，大量出身不好的農民和水庫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視的「盲流」遷徙至此，構成龐大的罪人群體。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回憶，青海一時成了「監獄」的代名詞。《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僅大躍進後的三年，青海就調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勞教人員從外地送來，分散在各個勞動營裡，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形容，整個青海省幾乎成了一座大監獄。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區勞改勞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區。據說當時上海和江、浙一帶的老百姓，在哄嚇孩子時，總是說：「再鬧，再鬧就送你到青海！」遣送過程一直持續，陸錦碧在青海就擔任了後來者的生產組長。到文革結束後遣送仍未終止，且犯人刑滿後一律不許回上海。《上海監獄志》記載，1965年上海市第一勞改隊整體搬遷至青海。文革後期，打群架入獄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獄友一批坐悶罐子棚車被遣送到西寧服刑，戶口也遷出上海落戶青海，陸錦碧擔任他們的生產大隊長。王士才在青海待了5年多，1982年刑滿，得益於公安部長趙蒼璧「犯人哪來哪去」的講話，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嚴打」中，落戶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復，成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後，上海還向青海調犯2400餘人。

2013年，筆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個商人曾經無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勞改勞教人員檔案材料，笑蜀目擊「裝滿了一個保險櫃」。這些材料足夠寫出一本紮實的青海勞改史，但後來被有關部門沒收了。眼下關於青海勞動營的歷史，只有《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這本不到200頁的薄薄小書，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

2013年初，北京東北郊的一座養老院裡，曾經的「右派」周培桐寂寞離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癱瘓臥床，身上插著一個尿導管，忍受一陣陣的抽筋和搔癢。周培桐原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生，因「小說反領導」打成右派，發配青海八寳農場運輸隊。農場的水源來自於祁連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運水途中，水車翻倒壓傷了周培桐的雙腿，數十年後發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燒鍋爐，只有過短暫的婚姻，晚年和燒鍋爐時的同伴相依為命，臨終時孑然一身，在勞教生涯中的譯著也沒有機會出版。

尾聲

勞教制度在「肅反」、「反右」中面世後的半個多世紀，應運而生和消失了難以計數的勞教（動）營。以上列舉「五大勞教營」，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綱挈領，並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勞教營遍地。內蒙、寧夏、新疆等「老少邊窮」地帶，都是大宗流放的去處，其中也包括「革命聖地」延安。在三年飢荒年代，這些地方無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飢餓，成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肅的會寧、四川的長壽湖、湖北的神農架、雲南的大理。此外，還包括像鐵流所在的築路支隊和治淮支隊、甘肅的引洮工地這樣的「流動勞改營」，在飢餓和繁重的勞動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筆者見聞所及，在上海市勞改勞教系統下，即有以關押勞教犯人為主的白茅嶺農場，1958年劃歸上海，直到1973年改為監獄勞改場所。僅在1959至1964五年間，農場普查肺結核22877人次，累計發現2657例，查腸寄生蟲人數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勞教容量可見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勞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屬的另一個勞動基地是江蘇北部，被犯人稱為「蘇北利亞」，比之於俄羅斯和蘇聯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亞。「蘇北利亞」以近海的鹽鹼地為中心，建立了大豐農場等多個基地，從解放初就開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勞改犯的另一大去處，根據《上海監獄志》記載，前後共有8萬餘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後，蘇北勞改犯中增添了勞教的右派身影，還曾成立獨立的右派支隊，著有回憶錄《蘇北利亞》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蘇北利亞」官方名稱為上海農場，直屬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為全國大型勞改單位，關押上萬名犯人。1981年9月撤銷第一勞改總隊建制，改為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所，直到眼下才結束歷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勞改勞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處，僅上海市監獄系統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數百名女犯。文革後仍調犯12000餘人。中國人民大學的「右派」學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農場度過了20個春秋，勞動營緊鄰塔克拉瑪干沙漠，住地窩子，開大溝排鹼水種棉花，勞動無休無止。三年飢荒期間甘粹目睹了附近一個勞動連隊全部餓死，甘粹本人靠親友接濟和「耍死狗」倖存下來。

位於遼寧瀋陽郊外的馬三家教養院，是遼寧最大的勞教營，由數座勞教院組成，佔地近3萬畝。根據《院志》記載，從1957至1995年共勞教近10萬人，其中女性1萬餘人。這本《院志》少有地記載了三年飢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筆者來到這座勞教城時，仍感蕭條肅殺，50餘年堆積的歷史堅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勞改系統除了興凱湖和清河兩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擁有大興團河和天堂河勞教農場，以及南口的勞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來勞教制度廢除。團河農場在大飢荒的後期，充當了右派份子瀕死者救濟站的任務，張元勛和譚天榮都曾轉移到此地休養。此外南口農場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動學生」，學者王學泰即曾在此勞改。文革後北京市還恢復了對於黑龍江齊齊哈爾雙河勞教農場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銷。

中國的勞改營制度傳承於蘇聯，勞教則是本土獨創，二者長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勞教所才劃歸司法局。因而在數十年中，勞改營和勞教營難以區分，只有局部的差異。

可嘆的是，在社會主義理想中被視為「神聖」的勞動，現實中成為不折不扣的懲罰，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勞教營淪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還在發生超強勞動和「大掛」「老虎凳」、「死人床」等醜聞，對外界則諱莫如深。真實只保留在歷盡磨難的親歷者心中，和死亡與遺忘賽跑。

此番中央廢除勞教，勞教營的喧囂也歸於沉寂，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但它們的氣息仍在，基因猶存。蘇聯勞改營的創立者列寧曾說，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更真實的說法則是，忘記過去意味著重來。

夾邊溝、興凱湖、清河茶澱、峨邊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後，是無數受難者的墓誌。如果我們握不住勞教營亡魂的青煙，至少記住這些地名，以免它們重來。

2013年年末

註：

訪談人物：

司繼才，2009年，2011年，西安

張元勛，2010年、2012年，曲阜

陳奉孝，2010，曲阜

譚天榮，2010，青島

鐵流，2009，2010，北京

陸錦碧、楊黎明，2009～2013，上海

甘粹，2009～2012，北京

王士才，2013，上海

主要參考文獻：

《北京志･監獄勞教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

《上海監獄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

《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院志》，內部資料，1997年編

《告別夾邊溝》，楊顯惠，上海文藝，2003

《墓碑》，楊繼繩，天地圖書，2009

《往事微痕》系列，鐵流主編，民間刊物

責任編輯: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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