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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9年5月14日訊】(接前文)斯金納講話最引人注意的一點就是文明的衝突。一講到文明的衝突,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已故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斯金納說,她的觀點有亨廷頓的一些思想,但也略有不同。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中,亨廷頓提出,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亨廷頓把世界分為七大文明,中國被歸為儒教文明。亨廷頓斷言,美中衝突不可避免。美中兩國的分歧是全面性的,是根本性的。按照亨廷頓,自由民主只是西方價值,不是普世價值。
多年來,中共當局鼓吹中國特色、中國國情,否認西方式自由民主,應該說和亨廷頓的觀點有某種契合。有趣的是,近些年來,某些憤世嫉俗的異議人士也在宣揚某種中國特色論或中國國情論。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不是共產黨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民的問題。在他們看來,堅持自由民主價值的中國人只是一小撮,而他們注定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持。
亨廷頓把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歸為儒教文明。這明顯站不住腳。因為中共是中國歷史上最敵視儒教、最反對儒教的;在所謂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中,有不少都比大陸更好地保留了儒家的傳統,也都接受了自由民主價值,可見儒教文明並不拒絕自由民主價值,中國大陸的問題不是傳統文化的問題,不是儒教文明的問題,而是共產專制的問題。
美中衝突究竟是制度的衝突還是文明的衝突?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如果你認為美中的衝突是制度的衝突,而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你就會致力於促成對方制度的改變。尤其是那種壓迫性制度,大多數人都是受害者,因此都有反對和改變這種制度的願望,所以促成制度的改變不但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如果你認為美中的衝突是文明的衝突甚至種族的衝突,結論就不一樣了。因為文明、更不用說種族,是不可能改變的,至少是很難很難改變的,除非武力征服,然後強制改造,否則你就只有去接受對方的存在,學會如何與對方和平共處。
所謂普適價值,一般含有兩層意思。其一是指該價值具有普遍適用性,不分宗教、國家、民族,都適用。另一層意思是,該價值在大多數地方被很多人共同發現和認同,哪怕這種發現還很模糊,哪怕這種認同並沒有表現在外部行為上。在晚清,中國一批飽讀詩書的儒生,一接觸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立即大加讚揚,認為其深合中國古代先哲先賢之意。這就表明這些價值具有普適性。
更有力的證明是八九民運。30年前,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的巨大規模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絕不僅僅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抗議者們在天安門廣場,仿照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樹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這說明抗議者們正是把美國當做榜樣。這說明在當時,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不但適用於西方,也同樣適用於中國。
斯金納並沒有簡單地把美中之爭歸結為文明的衝突,更沒有說中國文明就是排斥自由民主的。應該說到今天,西方國家對專制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嚴重危害已經有了較多的共識,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崛起的專制中國的基本性質,還缺乏足夠清晰的認知;因此在如何應對的問題上,還缺乏必要的共識。在八九民運、六四屠殺30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認真解決這個問題。
来源: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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