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美國總統川普會晤日本首相、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 圖片來源：Getty Image）
日本自民黨這個被稱為廣義「一黨制」下的政黨，為何能出色地將日本引向現代化的正確軌道？為什麼如此強勢的政黨沒有必然發生世界史中屢見不鮮的獨裁與腐敗？在國民眼中，政黨乃至政治家又無非是他們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工具若可用，就繼續使用；若不可用，就換一個。日本自民黨的成功，日本的現代化與政黨的關係，何不做如是理解？
在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日本由於其令人驚異的表現，總是不斷引發人們知性的好奇：日本為何如此成功？為說明日本現代化的殊異表現，迄今為止學者們細緻地尋找了各種變數——各種日本特殊的或者說有日本特色的要素。二戰後的日本自民黨（自由民主黨），就被認為是這樣一種要素，並成為經典案例：從1955年成立到2009年9月大選敗北，除了一個極其短暫的期間外，自民黨一直單獨執政或在聯合政權中居主導地位。這種政黨制度被認為有助於日本的現代化。然而，由於描述變數關係的現代化函數自身沒有得到恰當的理解，單獨分析這些要素，無異於幼童辯鬥日之遠近。
那麼，如何理解日本的政黨制度，自民黨的本質究竟何在？我們需要把問題掰開來看——自民黨這個被稱為廣義「一黨制」下的政黨，為何能爆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出色地將日本引向現代化的正確軌道？或者，縮小我們的觀察視野而去詢問：該黨為何能做到超過半個世紀的長期執政？再或者，為什麼如此強勢的政黨沒有必然發生令正直人士厭惡的墮落，比如世界史中屢見不鮮的獨裁與腐敗？要尋找可能的答案乃至教益，我們要求助於歷史。
1955年11月，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這兩大保守主義政黨合併，成立自民黨，史稱「保守合同」。該黨勢力龐大，政治學者北岡伸一在其著作《自民黨》中打比方說，它相當於「二戰前處於鼎盛時期的政友會、貴族院、樞密院、陸軍與海軍全部加在一起的力量」。儘管如此，這個力量卻未走向專政，遑論暴政，最終在指導日本現代化建設中得到了完全的釋放。
關於自民黨長期執政，北岡指出了三點要因：（1）國際上的冷戰體制；（2）國內的中選舉區制度；（3）黨內的派閥（派系）體制。作者指出，如果沒有戰後日本左翼政黨的強勢存在，兩個保守主義政黨不會有特別的動機進行聯合。同樣，如果日本採用有利於兩黨制形成的「小選舉區制」（各政黨在每一個選舉區內只能推薦一位代表），那麼自民黨或者因巨大化而分裂，或者迫使左翼的日本社會黨採取更為務實的策略，以成為具有競爭能力、執政能力的政黨。如果說這兩個要素成為有利於自民黨執政的制度條件，那麼黨內派閥間的競爭體制，則成為自民黨活力的源泉。有了活力，黨就不會僵化，就有了長期執政的可能。
不過，重讀日本自民黨的歷史，讓人感慨萬千的，既非特定制度令人意外的結果，亦非自民黨內部派系為奪得最高權力而進行的競爭乃至鬥爭，而是一齣波瀾壯闊的歷史演義，主角正是自民黨的那些政治家。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自民黨（包括其前身）政治家在戰敗、被佔領的混亂局面中，力挽狂瀾，在內政外交各個領域全面開花——講和條約、經濟發展、美日同盟、沖繩歸還，等等，這些成就讓人刮目相看。這些奠定日本今日格局的政治成果，在建黨不到三十年內便已達成。更讓人驚訝的是，自民黨政治家幾乎是踏著時代鼓點取得上述業績的。這只是制度的功效嗎？非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苟無其人，制度只是懦弱者的枴杖，而非進取者之利器。在這個意義上，自民黨的歷屆總裁，可以說英雄榜上悉數有名：鳩山一郎、石橋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那麼，這些最終執掌國柄的人物是怎樣煉成的？自民黨的派閥競爭體制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解釋。
在旁觀者看來，更重要的是，這種黨內派系之爭並未犧牲國家與國民的利益。更進一步說，國家與國民的利益正是在派閥體制的運作中不斷得到揭示、確定與實現的；現代化的各種業績就是這種利益得到實現的直觀表達。
首先登上黨史舞臺的是鳩山一郎，他於1945年末創建了自由黨。該黨雖在翌年的大選中獲勝，但鳩山卻被盟軍司令部以戰爭責任名義「開除公職」。此後數年間，接替他出任黨首的吉田茂左右了日本政壇。隨著1952年8月鳩山復歸政壇，派系之爭立刻爆發。據說兩者曾有約定，鳩山復出後，吉田將交出黨的領導權。但已然執政數年的吉田，此時已不肯放手。此後兩年間，吉田－鳩山兩派圍繞憲法改正、重新軍備、小選舉區、經濟政策等議題，展開了激烈的攻防。1954年12月，鳩山最終勝出。這種競爭導致了保守主義政黨勢力衰弱，而左翼社會黨則勢力大增，儼然有奪取政權之勢。對應這種局面，鳩山合縱連橫，完成了歷史性的「保守合同」。
如果說吉田的政策是佔據美國反共勢力的一角，那麼反吉田的鳩山則是通過推動日本與蘇聯外交關係的正常化，確立了自己的路線。吉田通過「美國一邊倒」政策，順利實現了日本的自立；而鳩山的對抗路線則使得日本重歸中間道路。
1956年12月鳩山下臺，原民主黨的岸信介派與原自由黨的各派閥展開競爭。自由黨各派聯手，最終將岸擠兌出局，石橋湛三政權誕生。作為施政目標，石橋打出了「對美自立」、「福利國家」等課題。然而，由於感冒引發肺炎，石橋於翌年2月毅然辭去了首相職位。
石橋意外病倒，岸信介順理成章地成為首相。岸早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其後進入當時的農商務省（通產省前身），成為一名技術官僚。這種經歷為他出任首相後，在制定經濟政策（比如制定中小企業育成法、國民年金法等）時提供了寳貴的經驗。在外交上，他介於吉田與鳩山之間，採取對美國不即不離的方針。通過謳歌「自主」、「對等」的觀念，修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這成為他最大的業績。該條約的主要內容在今日依舊有效，足可證其政治智慧。圍繞條約內容，日本各界產生了激烈對立，引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史稱「安保鬥爭」。岸在憲政框架內，以強硬手段通過條約後，功成身退，於1960年7月辭職。
在接下來的第四任總裁選舉中，池田勇人在各派競爭中勝出。池田早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後進入大藏省；期間因染病，有過慘淡的生活經歷。或許源於這種經歷，池田的政策集中在經濟上，尤其以貫徹「國民收入倍增計畫」聞名。池田當政時，日本「高速經濟增長」已經持續了五年。他敏銳地發現並滿足了國民的期待：分享經濟發展的實際好處。外交上，池田延續了對美協調的既定政策。1964年8月，喉部發生疾患後，他對國民深鞠一躬，辭去了相位。
總裁競爭再開，這次勝出的是佐藤榮作。此後若干年，佐藤穩穩地將日本這艘經濟高速騰飛的戰艦操控在手中。不過，由於長期執政帶來的懈怠，黨內與政府內出現了濫用職權的現象，這遭到了媒體與在野黨的猛烈抨擊。1966年9月，在他進行國內視察、參觀小學校舍與養老院等設施時，遭到記者當場嗆聲：「只看這些一流設施，你怎麼能知道實際情況！」《朝日新聞》也發表了苛評：首相過來跟我們說幾句話，就認為我們會高興，「國民可不是那種老好人」。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你們為政者給我老實點兒。
由於經濟持續發展，佐藤勇往直前，給自己提出了新的政治課題，那就是「沖繩返還」。國家利益得到了與時俱進的界定與追求。佐藤製定的返還政策是「無核武器、與本土地位等同」，並以內閣前途為賭注，放手一搏。顯然，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能展現這種智慧與魄力。1972年5月，沖繩的行政權從美國轉移到日本。佐藤大功告成，不久即宣布辭去首相職位。
在同年的第六任總裁選舉中，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同時登場。經過一番令人眼花繚亂的競爭，田中勝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佐藤為收回衝繩，要避免刺激美國參議院中的親臺灣派議員，所以他謀定後動，故意在聯合國大會上展開阻撓紅色中國恢復資格的行動。中美秘密交涉曝光後，他交出了政權。田中政權開門紅，完成了這項任務。
與前幾任首相不同，田中小學一畢業就進京謀生，從事土建行業。他充分發揮了天賦之才，很快聚集了財富。1947年，他競選議員成功。田中異乎尋常地發揮了法律的作用。據統計，在擔任議員期間，他首倡並成功通過的法案，達八十餘件，遠遠高於同儕。另外，在國土開發、保障性住宅建設、道路建設等事關民生的政策領域，他也發揮了傑出的才能。他以「決斷與施行」的能力贏得讚譽，又以反面的「獨斷與暴走」遭受批評。1974年11月，週刊《文藝春秋》刊載了一篇題為「田中角榮研究」的論文，揭發了他運用各種違法手段獲取資產的過程。在各界的強烈批判下，田中不得不很快交出政權。在近乎有潔癖的日本政界，權力的使用若超過某一道無形的線，即用於營私舞弊，這對於任何政治家來說，都無異於自殺行為。
自民黨內的派閥鬥爭再次熾熱化。由於這次黨自身面臨危機，為防止黨內過度鬥爭引發國民的質疑，主要對立的福田派與大平派達成和解，共同推舉中間派的三木武夫出任首相。顯然，這是對自民黨損害最小的合理行為。三木在政策上採取了一系列「反對」政策：反對權力濫用、反對大企業專橫跋扈、反對盲目追隨美國，等等，這成為他的特徵。其實，由於沒有經過競爭的洗禮，三木政權注定是弱勢的，從而也無法有所積極的行動。翌年7月，田中角榮因受賄嫌疑被捕入獄，自民黨政權進入危機時刻。經過一番黨內激烈的討價還價，同年底三木交出政權；多年來被視為首相候補的福田赳夫，終於如願以償。
據說，在這次黨總裁競選中，福田與競爭對手大平正芳訂立了密約，即大平此次支持福田，兩年後福田派投桃報李，支持大平。在接下來的執政期間，福田政績不俗。於是在1978年末的總裁選舉中，他決意再次出馬。這讓一直等著「禪讓」的大平惱羞成怒。兩派經過激烈角逐，最終大平勝出。
大平被視為日本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知性派。在政權成立之初，他的一番談話讓人耳目一新：「我將坦率地向國民呼籲，什麼是政治可以做得到的，什麼是政治做不到的，以及什麼是政治不應該做的。因此，我決定將最大限度地尊重國民自由的富有創造性的努力。」據說，大平視「興一利不如除一害」這句中國元朝政治家耶律楚材的說法為座右銘。「千古之下，自有定論」，耶律楚材當年對政治的洞見，竟在海外找到了知音與明證。這也不足為奇。方軌前秀，垂範後昆，這正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治家的底色。單是這一傳統，這一底色，就足以讓人心存敬意，心生感慨，甚至讓人嗟呀一番。
日本戰後最初的數十年，可謂是自民黨政治家的英雄主義時代。或曰：這得益於天時、地利、人和。誠然如此，但這些條件又何嘗不是這些富有激情、責任感與眼光的政治家創造出來的呢？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打擊，這些政治家終於理解了民主主義，理解了自由，更理解了人性。正是這種對政治、對人性的理解與尊重，才有了日本戰後異彩紛呈的現代化建設。
顯然，派閥體制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獲取選票這一現代政黨的工具本質密切相關。在日本內閣制民主制下，自民黨政治家要問鼎首相寳座，必須經歷國會選舉與黨內總裁選舉的雙重考驗。正是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中，真正的政治家得以造就，得以脫穎而出。
在這些政治家看來，自民黨（及其派閥）無非是一種工具，僅為獲取最高權力而存在。這個工具是為政治而生的人的工具，而非靠政治漁利者的工具。二者境界迥異，形同霄壤。為了取得政權，政治家必須謙恭、誠實地回應國民的要求。正因如此，在國民眼中，政黨乃至政治家又無非是他們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對於這一工具的看法，無須任何的指手畫腳：工具若可用，就繼續使用；若不可用，就換一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日本自民黨的成功，日本的現代化與政黨的關係，何不做如是理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