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北三省的人口生態問題日益凸顯。（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7月30日訊】近年來，中國東北三省（下稱「東三省」）的人口生態問題日益凸顯，多年的人口淨流出、低生育率及明顯的老齡化問題，使其面臨「後繼無人」的尷尬。日前，遼寧省為緩解這一危機，決定在省內推行「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鼓勵老年人自主創業」養老新規，以緩解因人口危機造成的社會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等公共服務壓力。
曾幾何時，提及中國東三省，人們會想到林海雪原的盛景和白山黑水的豐饒。憑藉優越的自然與人口資源，在計畫經濟時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而今，這片承載中國社會歷史變遷，親歷國民經濟轉型過渡的「龍興之地」卻已不復當年，曾經的輝煌與榮耀似乎亦隨著人口危機的洶湧而淹沒。
事實上，中國東三省的崛起與失勢均與人口遷徙有著密切聯繫。19世紀中後期。大量的中國華北平原人口因逃荒或避戰而北上東三省謀生圖存，進而形成了第一次「闖關東」的移民潮。20世紀前葉的中國，由於軍閥統治的混亂局面，加之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崛起的日本帶來發展機遇，不僅為東三省帶來第二批移民，更使東三省成為當時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區。正如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言，人口增長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原因。充足的人口資源為東三省的經濟注入強大活力，而伴隨著人口的激增與經濟的提升，1945年時的東三省甚至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經濟體。
中共建政之後，依靠民國及日據時期的「原始積累」，並借由政治力量的推動，東三省當仁不讓地成為新中國最早的工業基地，建立並擁有獨立完善的國民經濟體系，從此更被譽為「共和國的長子」。直至改革開放前約30年時間裏，東三省依舊作為中國經濟重點建設地區和工業最為發達的地區。在此期間，儘管東三省仍屬於人口遷入地區，但自1960年代後期開始，東三省生育率開始走低。此後，隨著中共計畫生育政策的嚴格施行，東三省的人口增長更是趨於停滯。
更為重要的是，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計畫經濟體制的終結與經濟發展的重新布局，使得東三省老工業區的發展形勢急轉直下，幾乎一夜之間褪去了身上的榮光而變成歧路亡羊。儘管無辜的產業工人們最大程度地承受了改革的陣痛，但卻不得不接受被時代拋棄的命運。
對此，無論是中國電影《鋼的琴》、記錄片《鐵西區》三部曲抑或韓國電影《黃海》，都有對1990年代末期，東三省社會生態因經濟體制改革而遭受衝擊的觀察——破舊的廠房、灰暗的天空、肅殺的街道以及主人翁內心的不甘與最後的掙扎。
這樣的東三省，彷彿困獸猶鬥。有鑒於此，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前往東北調研時提出「振興東北」的口號。以調整東三省在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不適。而後，在振興戰略支持下，東三省經濟增速略有回升，然而好景不長，從2013年起，外界注意到「十一五」期間增速靠前的東三省再次陷落。
2014年前三季度持續惡化，及至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幾近墊底。需要強調的是，對於此輪東三省的經濟失速，無論體制及產業結構性問題導致的產能過剩，還是高度工業化帶來的高城鎮化率，都將最終的結果引向人口生態的破壞。
首先，經過1990年代末的國有企業改革，造成約750萬人同時失業，毫無預警地使他們脫離了賴以生存的體制，同時也意味著切斷了他們生活中的供血。另一方面，由於東三省普遍的「人情關係」現象以及招商引資後各類巧立名目的罰款令民營企業舉步維艱，甚至由於「制度成本」難以為繼；此外，由於地緣關係，東三省與韓國日本長期進行經貿合作，但由於受到中日關係的影響，2014年前三季度，日本在遼寧的投資同比降低33.5%。韓國投資僅為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降幅更大。
因此，由於沒有更多的就業崗位，加之普遍偏低的工資水平，導致東三省大量勞動人口的遷出。根據2010年時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自2000至2010的十年間，東三省每年淨流出180萬人口。其次，由於早期的生育政策壓力、高水平的城鎮化加之高昂的經濟負擔與「移民社會」造成的宗族意識淡薄，都造成晚婚晚育，甚至晚婚不育的現狀。
以遼寧為例，據統計，2013至2016四年間的人口增長甚至不及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四年；此外，2010年，遼寧省的總和生育率為0.74，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位列全國倒數第一，倒數第二位為黑龍江0.75，倒數第三位為吉林0.76。表面上看，人口遷移是一種無可厚非的趨利避害。但人口快速並大規模地向東部少數地區集中的現象，本質上體現的卻是地域間資源配置的失衡，而勞務大省的人口危機也是一種升級版的空巢現象。
最後，在人口外流與人口負增長的夾擊之下，無疑使老齡人口社會雪上加霜。人口紅利不僅會隨之減弱，更會令中國東三省本就疲軟的經濟環境每況愈下，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