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6月17日訊】他從哈佛畢業，曾是一位出色的華爾街銀行家，年薪百萬。卻因為「沾上」艾滋病，在中國農村「淪落」到一無所有……然後他並不後悔自己的當初的選擇。
杜聰，香港出生，初中畢業後隨父母移民美國。從哈佛大學畢業，曾任華爾街投行銀行副總裁、瑞士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等高級職務。誰也沒想到，像他這樣原本可以過著讓無數人羨慕不已的「上層社會」生活的人，最後因為「沾上」愛滋病，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杜聰得了愛滋病？
本來，杜聰有著很多人艷羨的人生軌跡，甚至他的照片至今仍掛在法國國家巴黎銀行總部大堂。而這一切的改變，從1996年這一年開始改變。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那時的杜聰經常被委派到中國做調研，有一次在北京的愛滋病會議上，他碰到了一對農民父子。在一眾醫生學者中間，他們顯得十分突兀。
杜聰懷著一絲好奇，和這對父子主動攀談起來。他瞭解到，父子兩來自於河南農村，都感染了愛滋病，此行是來北京看病，問其原因。他們是通過賣血感染的……
之後，杜聰又見到了不少到北京尋醫問藥的愛滋病感染者，且大多來自於河南農村。這些中國農民飽受愛滋病的苦痛和折磨，僅僅是因為貧窮和無知。很多人為了勉強維持生計，被迫選擇賣血以補貼家用。
當時，很多的血站都是非法經營，不衛生的採血方法，導致大批農民感染了愛滋病病毒。
更可怕的是，多年後很多感染者已經去世了，他們的孩子卻變成了因為愛滋病致孤的兒童。有的孩子從出生開始就攜帶了愛滋病毒，親眼見證了父母因為病痛而相繼離去，自己只能倒數時間，驚恐度日。
還有些孩子本身沒有愛滋病，但是受到了社會的歧視，生活在愛滋病帶來的陰影中，有些人甚至將親人逝去的怨恨，宣泄在無辜的孩童身上，本該在父母離開後，成為他們最親近人的叔叔阿姨們，也避他們如蛇蠍。小小年紀就飽受人情冷暖，他們長期生活在壓抑的餘震中，看不到希望，也沒有未來。
當杜聰第一次走進艾滋村，整個人都為眼前所見震驚不已：村裡道路泥濘、一派蕭索、滿目瘡痍。在這些村莊裡，每10個成人中約有4到6個人感染了愛滋病。一樣陰暗破敗的屋子、一樣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的愛滋病人，一樣的缺乏藥物和正規治療，只能疼痛度日，悲哀地等待死亡……
這些毫無尊嚴的生命讓杜聰痛苦不堪：「我從未見過一個小村莊裡，集中著這麼多的苦難，白髮人送黑髮人俯拾即是。」
每進入到一個愛滋病感染者的家庭，他們都會向杜聰「託孤」，而患有愛滋病的孩子們，瘦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瞪大了一雙眼睛絕望而無知地看著他……
目睹這一切，杜聰直覺自己來的太晚了：「一戶人家的老中青三代都處於‘貧困’、‘疾病’、‘歧視’的三重打擊。」
被警告「不要亂講話」
淒楚無助的愛滋病患者、認命順受的臨終者、無依無靠的逝者遺孤，愁雲慘淡的貧苦家庭，這些畫面每日循環往復地出現在他的腦海裡，揮之不去的悲痛記憶讓杜聰決定---辭職做慈善！
面對杜聰的選擇，親朋好友們表示一百萬個不能理解，在當今很多中國人的觀念中，成功被定義得世俗狹隘。杜聰母親反應激烈：「我供你讀哈佛，不是讓你出來做義工的。」
眾親友也認為：「阿聰是中了邪了？」
就連業界同仁也覺得這是明珠暗投，反對之聲此起彼伏。但杜聰堅定地努力說服周遭的反對聲音：「將來的事我看不見，現在的事，我不能看見了不管，這個世界少了一個銀行家不會死，而這些艾滋孤兒們已經等不了了。」
然而在中國，慈善真不好做，大陸的情況更加晦澀難明。從小在香港長大後移民美國，杜聰的普通話一開始並不好，溝通本就不便更不要談提及當時敏感甚至被視為「禁忌」的「愛滋病」了。
有次杜聰準備下鄉，出發前一天，依照約定聯繫了當地一位醫師但卻受到了對方冷淡的回覆：「別過來！」詫異之餘，杜聰還是決定按照計畫前往，到了之後才知道不是醫師不歡迎他，而是醫生的電話被監聽了！
要知道，愛滋病在中國是個禁忌話題，地方官員並不歡迎杜聰，還有人警告他「不要亂講話」
他也曾因此被跟蹤，但這一切並沒有讓杜聰退縮。
開始時，「我是一個人去農村一家一戶地走訪，跟學校、家庭、村領導溝通。但當時拒絕幫助的人很多，因為愛滋病還是挺敏感的，很多人怕暴露身份。那時的工作就只能低調，很零散，就像打游擊一樣。」
同時杜聰也意識到，解決艾滋問題只是表面，對於很多悲劇而言，其根源在於農村的貧困問題（和政府的不作為甚至反作為）。
「我願意做那個撿海星的孩子」
1998年，他成立了智行基金會，用自己先前的積蓄和籌資，深入中國各地的艾滋村來救助艾滋孤兒。然而憑藉一己之力，所能做到的畢竟杯水車薪，從前不缺錢的他，也開始為錢感到頭疼不已！
有段時間，杜聰陷入了嚴重的焦慮狀態，滿腦子想著：「有這麼多人需要幫助，我的力量卻這幺小，該怎麼辦?」
後來一位老師的一句話令他豁然開朗——就算只能幫助到一個人，也是意義重大。
海星（圖片來源：Pixabay）
他常常和別人交流時，說起一個關於海星的故事——沙灘上到處都是擱淺的海星，一個孩子逐一將海星扔回海裡，有人問孩子：「海星這樣多，根本就撿不完，你這樣做有意義嗎?」
孩子看著手裡的海星說：「對這個海星而言，有意義。」
「我願意做那個撿海星的孩子，幫助一個是一個。」杜聰說。
杜聰的善舉改變了很多孩子的人生軌跡，但與此同時，他的人生彷彿靜止了，直到現在，他依舊沒有結婚。對此，杜聰並不感到遺憾或抱怨。相反，他覺得自己收穫的更多，他笑著說，自己擁有了20000個孩子。
劉倩：河南愛滋病村的真相從未真正公開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河南農民賣血引發大規模愛滋病感染疫情的事件曾震驚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僥倖存活，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數字。
據法廣報導，政府強大的宣傳機器迅速轉移了國際輿論的關注，一場由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號召與動員而起的「賣血致富」運動衍生出的巨大悲劇從此淡出了輿論視線。
河南社科院資深研究員劉倩在2016年接受了法廣的電話採訪時表示：河南愛滋病村的真相從未真正公開！
劉倩在2004年至2010年間深入艾滋村實地調查，記錄這場悲劇的起始成因與發展，分析釀成悲劇的深層原因，但可惜，相關報告卻無法在中國公開發表，最終在2012年由臺灣唐山出版社付印成書：《血觴》。
有人認為，這些孩子是幸運的。但想深一層，其實他們是不幸的。因為他們是從中央到地方的號召與動員而起的「賣血致富」運動，而衍生出的巨大悲劇的受害者。
最可悲的是，事件發生後，並沒有任何人對這場悲劇負責，而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訪者，至今並沒有討回公道，還遭到維穩機器的碾壓。這應該才是最大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