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值是按照GDP指標，不是按照GNP指標來衡量的。（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18年4月30日訊】中國在晶元和半導體產業上的落後並不是新鮮事，新鮮的是，只有在每一次遭遇重大挫折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我們有多落後。坦率而言，這和某種宣傳基調有關係，我們總在宣傳我們有多麼多麼厲害。比如，我們總在講，我們現在是全球第一製造業大國，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產值的衡量，我們是產值最大。
而且產值還是按照GDP指標，不是按照GNP指標來衡量的。也就是，我們在計算製造業產值的時候，是把在歐美日韓等在中國開設企業的產值都計算在中國製造業產值中，就量而言，已經有水分，如果再講產業競爭力，差距就更大。比如，我們是全球第一汽車產銷大國，但眾所周知，我們的發動機技術之落後，讓中國的汽車人無法不氣短。這樣的落後，可以說在很多產業領域都存在，就核心技術，基礎技術，關鍵技術決定的產業競爭力而言，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還處在全球第三梯隊，追趕韓國尚需時間。
當然，每一次知道我們有多落後之後，總是會掀起一次大討論和反思，這一次也沒有例外。討論的核心問題仍然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的著名的「李約瑟之謎」：為什麼在16世紀之前，中國的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世界，古代中國在科技方面為世界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可是，科技革命為什麼出現於歐洲，而沒有發生在中國？再直白一點講，中國為什麼缺乏真正的創新？
西湖大學的校長施一公先生之前有一句話：「當這個國家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很多人把中國缺乏重大創新的根源歸結於金融發展過度，還有人把創新不足歸結於炒房。
大多數金融都做金融，炒房，當然對創新有影響，但如果把中國缺乏創新的根源歸結到金融和炒房上，則是大謬。我今天在這個文章中就談幾個簡單觀點，未來寫文章繼續拓展和討論。
第一，中國缺乏重大創新不是金融的錯，反而，金融過去10多年的發展成為中國在某些領域創新實現突破的重大推力。對於金融在創新中的作用，經濟學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比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其《經濟史理論》中指出，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結果，因為工業革命中使用的技術在之前就已經出現，而只有在出現金融革命後，工業革命才真正發生了。
遺憾的是，中國很多人對金融的重要性明顯認識不夠。國人總是認為，創新就是技術的事，但過去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在金融等制度體系沒有發生根本轉變的情況下，無論在技術層面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創新經濟體。英國能夠最早爆發工業革命，是英國在金融領域率先有了一套支持創新的制度安排。比如最早限制王權的《大憲章》（1215年），最早的專利制度(1624年的《壟斷法規》)都首先在英國，資本市場也在工業革命之前出現，世界上第一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1694年在英國成立，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證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國成立，這些才是英國工業革命爆發的原因。熊彼特在談及他的創新理論時，特別強調兩個群體的作用：一是具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二是願意提供資金的資本家，但他很少強調技術的作用。
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金融發展過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中國的金融非常落後，之所以讓人感覺金融發展過度，是把很多根本不是金融的騙子的東西當成了金融而已。
第二、中國缺乏支撐創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道格拉斯．諾斯在其《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談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西方世界的興起，他認為，市場是一種經濟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崛起，就在於它發展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這種安排確立了財產所有權，把個人的經濟努力不斷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
這樣的觀點，美國著名金融投資專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暢銷書《繁榮的背後：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一書中也有精彩的闡述。伯恩斯坦將發明創新的前提歸結為四個因素：財產權、科學理性主義、資本市場以及交通和通信技術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來，一國繁榮的關鍵是與之相關的制度，即人們在其中思考、互動和從事商業往來的框架。
精讀全書，筆者深深地為其雄辯的邏輯說服。很顯然，私人產權的保護是創新的動力，而科學理性主義是創新的思想基礎和前提，類似於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場；資本市場的重要性，今天的國人更是認識深刻至靈魂和骨髓。在一個知識產權缺乏保護的制度環境中，創新的風險是很大的，這是小學生都明白的道理。在創新的制度保護上，即使美國人不督促我們，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不保護別人的知識產權，最終的結果是，國內的企業不會真正的去做重大的創新活動。技術如同雞蛋，石頭孵不出小雞，但雞蛋要是沒有適宜的環境，也會變成臭蛋。
第三，中國經濟的評價標準嚴重影響創新的動力。中國經濟起步於短缺經濟，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評判中國經濟成功的標準就是大和快，做大規模，企業做大，這是我們的最大目標。經濟增長越快越好。在快和大的指導思想下，中國企業以追求規模和成長速度為終極目標，應該說，這個指導思想從結果看非常成功，中國的確在很多行業位居世界第一，主要以規模評判標準的《財富500強》中我們入圍企業的數量也超過了100家。
然而，這也導致了在任何產業領域，中國企業總是能迅速知道產業鏈的最低端，迅速把規模做到全球第一，而不是在技術上做到最強。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高新技術產業。眾所周知，光伏、機器人這些產業在中國已經幾乎淪為低端製造業。
另外，「快」是與創新背道而馳的，人類歷史上的重大思想也好，重大技術也好，都是在一個「慢」的環境下，日積月累突破出來的。我們總是看到一個哲學家在靜靜的思考，而不是在跑步思考。中國人太著急了，太急功近利了。這種急功近利的毒藥無處不在，基本賺快錢，人的成功似乎必須在三五年，否則時代在淘汰你的時候連一聲再見都不說。創業要快，等等。中國的成功學裡面，充滿了投機取巧，充滿了焦躁不安，哪裡可能會有真正的創新？
第四，缺乏自由自在夢想的環境。最偉大的創新是什麼？是思想，正如埃文斯評價福特的，「許多美國人以為是福特發明瞭汽車，其實無論在歐洲還是美國，乃至他本人的家鄉，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
福特說：我什麼都沒有發明，我只是把其他人的發明組合起來了而已。但福特其實做出了非常令人震驚的新的發明，這並不是說他創造了效率高於過去五倍的自動生產線。
他真正的天才創意在於：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輛汽車的理想。」中國在創新領域差距的根源之一在于思想的差距，引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羅默的一句話：解釋經濟差距，我們不但要研究工廠和交通設施，還必須以一樣的熱忱去研究「思想的差距」，以及與創造思想相關的知識生態和思想市場。
最後要回答，缺乏真正的創新和炒房有沒有關係？肯定有。中外都如此，比如，美國經濟學家菲爾普斯就認為，房地產投資過度一定會抑制創新，因為「房地產吸納了本可以投資在生產力提升、創新、醫藥技術、軟體或可替代能源領域的資金，而這些領域，能夠在未來真正推動美國經濟增長」。
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復經濟活力，再次實現增長，美國人需要克服對房子的酷愛。」他的這話對中國也是適用的，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政府像愛房地產一樣去愛創新，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還是很有希望的。全面焦慮，急於成功，又缺乏對創新的保護和激勵，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