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周恩來如此的關注過問，「一打三反」運動很快在全國開展起來，各地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處決浪潮。（網絡圖片）
中共中央的《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發出的，但中央內部及相關部門的醞釀準備要早一些，北京市早在中央文件發出之前就已經動手執行了。
中共搞政治運動以至經濟活動，向來喜歡搞「樣板」、作示範，比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以至文藝上的「樣板戲」等。周恩來搞「打擊反革命」運動，也不例外，運動發動之初，就為各省、市、自治區樹立起一個「樣板」，這就是北京市。
在《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發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已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個號稱10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馬正秀、王佩英在內的19人。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以《通知》名義向各單位下發了包括遇羅克在內的20人「處決名單」。也就是說，早在1970年1月初，在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正式出臺前大約一個月（擬定名單到印發《通知》起碼得有幾天時間），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已經在著手「打擊反革命」，並擬定了第一批處決名單。
明眼人不難看出這裡面有個很值得史家重視的「時間差」。也就是在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正式下發前，北京市有關機構實際上已經在開始行動。換句話說，毛澤東本人尚未審閱並作批示，周恩來主導或授意下已經在具體實施（這麼大的決策不可能是謝富治或是比他級別更低的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副主任劉傳新能夠作主的）。這明顯就有點「先斬後奏」的味道。這也是10年文革中少見的，中共重大政治運動出現了毛澤東本人尚未批示，周恩來主持下的中央就已經實際上在著手實施的情況。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會」處決後，不到半個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發出當年第二份類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顧文選、瀋元，以及張郎郎、聞佳等在內的55人「罪行」名單。之後的3月5日，這份名單中的顧文選等18人，加上遇羅克共19人，同樣在北京工人體育場10萬人「公判大會」後被處決（北京市公法軍管會[70]刑字第30號判決書）。同一天，聞佳被北京市西城區公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20年（北京西城區公法軍管會[70]刑字第10號判決書。其他區縣情況不詳）。遇羅克被處決的3月5日這天，北京市區（縣）在同時行動開「公判大會」（起碼西城區如此），是在落實周恩來主持制定的《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中關於「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以達到「人心大快，敵人震懾」的效果。
一個多月後的4月18日，這份名單上的「北大才子」瀋元等一批人被處決。（余傑《死於文革的青年史學家瀋元》）
不到三個月時間，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如此高密度，強態勢地開展宣判處決行動，顯然是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為全國「打擊反革命運動」的「樣板」，給各省、市、自治區當局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做出示範，以促進全國此項政治運動的開展。
有中央如此嚴厲而具體的指示，有周恩來如此的關注過問，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樣板」示範和帶動，聲勢浩大，規模和範圍空前的「一打三反」運動，很快在全國開展起來，各地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處決浪潮。
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全國動得比較早也跟得很堅決的是許世友坐鎮的江蘇省及南京市。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開數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查金華等人。查是著名「文革思想者」之一。楊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一書中說：
查金華是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頭一個被槍斃的人，僅僅因為他自己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小組，用馬列的觀點對現行政策提出了一點懷疑，於是這個認真的年輕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第126頁，朝華出版社，1993年1月）。
為強化運動聲勢，江蘇省革委會機關報《新華日報》，破例於當天出了「下午版」，在報導公判大會實況同時，發表「大號黑體字」排印的極帶殺氣的社論《堅決鎮壓反革命》。不料，此舉引來「反彈」，引出著名的南京「2．12反革命案件」，致使更多的「文革思想者」被處決。
查金華被處決及預示大恐怖開始的《新華日報》「2．12」社論，引起一些民眾尤其與查金華一樣具有點獨立意識的年輕人的不滿乃至憤怒，並以行動表達自己的憤怒和反抗。南京市8中已下鄉蘇北的高中生陳卓然及安姓同學，當天用剪刀剪下社論上的一些字，用這些字再組成表達不滿抗議的類似「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查金華烈士永垂不朽！」等60多條「標語」貼於紙上，於夜間張貼於南京主要街道。
標語出現，轟動南京，省市公安機關忙成一團，作要案偵查。「排查幾乎落到每一個人頭上，尤其是回城知識青年。」兩個月後，因某位知情者告密而案破。時年僅20歲的南京8中學生陳卓然於1970年4月28日在五臺山體育場萬人公判大會後被處決，同時被處決另有10餘人。同案的安姓同學判刑15年。（以上見《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
1970年3月19日，「文革思想者」張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廟」體育場公判大會後被處決（張2月25日被捕，從逮捕到處決僅22天）。
1970年4月14日，同是「文革思想者」的毛應星等，在甘肅被處決。49歲的女教師毛應星，其兄毛應斗曾就職於著名的西南聯大圖書館，與時在聯大附中任教的諾獎獲得者楊振寧是摯友，二人同住一屋。其間，曾參加西南聯大組織的假期旅行活動，與揚振寧等一起受到過地方軍政首腦接待併合影。毛又喜歡集郵、收藏有一些國家領導人肖像郵票。毛應斗後來與楊振寧、李政道一同赴美留學。赴美前，曾將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郵票）交妹妹毛應星保管。沒想到這些照片和郵票竟成了文革中將妹妹送上斷頭臺的「罪證」之一。
毛應星1969年7月1日被判刑5年，關押於甘肅省第四監獄，其在獄中對文革現實及中國革命等問題作了深入思考，寫下30多萬字筆記。「一打三反」運動開展後，對其「罪行」的認定升級，甘肅省革委會4月3日討論該案時，省革委會主要負責人表態說：「殺！很壞，家庭是反動家庭。」（指其兄毛應斗在海外，其丈夫李如璋文革中亦判刑12年）。6天後的4月9日，當局派人於獄中向毛應星宣布死刑判決。4月14日押赴刑場處決前，上午9時，有關人員與之在監室中有這樣一段頗意味深長的對話：「今天將要執行，你有什麼話要說？」毛答：「我沒有說的話，我認為我的問題只有到中央才能解決。這個執行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沒有意見。」可悲可嘆的是，毛應星至死恐怕都不曾想到，致她於死命的這個運動恰恰是來自中央！這正是文革中許多人難以逃脫的「誤區」之一，認為所有的「壞事」都是在中央不知情、被矇蔽的情況下，地方上搞出來的。而不管毛澤東代表的中央，還是周恩來實際主持的中央，始終是「英明、偉大、正確」的。
5月8日，「文革思想者」，24歲的女知青丁祖曉被處決。
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華等，在新疆被處決。……
總之，全國各地都緊跟在北京市之後，大張旗鼓，大造聲勢地展開宣判處決「反革命」行動，惟恐落後或開展不力。
那麼，聲勢浩大的「一打三反」運動到底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已故的文革學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動亂的年代》中提供了相關數據：「據統計，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捕了28.48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3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不過，海外文革學者王友琴女士認為，從運動中各地都大批槍斃人的密度來看，全國被槍斃的人的數字不可能只是數千。」據王銳先生推測，實際處決人數可能達數萬人之多。難怪連毛澤東當時都說一打三反「殺人過多」。
根據王銳《周恩來與「一打三反」運動》整理編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