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3月2日訊】美國Marketplace記者童致剛在上海報導的經歷，不僅讓他更瞭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現狀，也讓他得以深入探究家族五代人在漫長而顛簸的全球化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悲歡浮沉。他以一個記者的視角，講述了中國的近代史怎樣在他的家族中演繹，一段段小人物的經歷又如何串起了一個世紀的發展進程。
童致剛：很多故事都是從離家遠行開始的。我曾祖父生在童村，是蘇北一個無人知曉的地方。他得到一個公費留學日本的機會。在那裡他接觸到一個地下組織，就是「同盟會」。梁啟超、康有為、孫中山都參加了。我曾祖父成為其中的一員，將一些重要的思想從海外帶回來，播撒在中國的土壤上。
我也瞭解了很多有關我外祖母的故事。她是家裡唯一的孩子，1911年她8歲，家人讓她不再纏足，把她送到一個美國女傳教士開設的寄宿學校。她是合唱隊的鋼琴伴奏，他們學英語文學和古典音樂。很多女性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早期的互動是中國女權運動的啟蒙階段。
卡拉：你在書中說，我們需要把歷史向前翻100年，到19世紀，才能理解中國怎樣發展到今天。你家族的故事是如何幫你解釋這個觀點的？
童致剛：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個很長的故事，我祖輩的經歷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曾祖父生活在一個沒有全球化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很多文學、音樂、經濟上的思想，以及全球化的概念進入中國。由於多種原因，中國現代化和工業化起步比較晚。那是一個在中國播撒種子的時期，我在書中論證的觀點是，那時和現在仍有關聯。這就是一些歷史學家所說的歷史延續性，與重大事件決定歷史的觀點不同。
卡拉：能給我們講講你的叔叔和表弟的故事嗎？
童致剛：我在書中講了我叔叔扭轉自己命運的故事。他是我父親的弟弟。他人生前30年曆盡苦難。大躍進和大飢荒時期我叔叔還很年輕，政治背景也不好，因為他與海外中國人有聯繫，所以他的罪名是「海外關係」。這也讓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飽受折磨，他被送去下鄉十年，之後他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毛澤東時期他吃了很多苦，毛澤東之後鄧小平上臺，中國恢復了高考制度。我叔叔和很多中國學生參加了這個考試，當時他已經快30歲了，他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於是他成為一名教授，有了房子，還成為出口公司的顧問。他人生的第二階段是一個扭轉命運的很好例子，這也是中國扭轉命運的故事的一部分。我想這幫助我們理解了中國現在的處境。在人們眼裡，中國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多數美國人認為這是一種威脅。我想如果能理解其中的背景，成功背後的苦難和挫敗，就會對中國的現狀有更全面的看法。
卡拉：那我們聊聊現狀，你寫到你表弟的故事，他在通用汽車工作，開一輛別克。在我看來他的生活和這個年紀的美國人生活沒什麼區別，你看到什麼不同之處嗎？
童致剛：我表弟，在美國人眼裡，他是偷走美國汽車業工作的中國人。他是中層管理人員，也算藍領，也算白領。從表象看，他的生活非常好，他是中國「自我」的一代。他的筆記本電腦比我高級，還有一個很炫的數碼單反相機，這我都沒有。他開一輛高級別克車，在中國這代表很多社交貨幣。一切看起來都挺好。但與美國生活狀況不同的是，他在婚姻市場上沒什麼競爭力。中國的婚姻市場上，有房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國的房價和收入相比，要比在美國貴很多。他告訴我，靠他的工資，他永遠不可能買自己的房子。工廠裡，他的女朋友離開了他，和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因為他有房子。這概括了很多現代中國社會的現象。另外，他和父母的關係中有很多壓力和焦慮。他在獨生子女時代出生，沒有兄弟姐妹，家長所有的關注點都在他身上。他們會關心他怎麼還不結婚，這不需要直說。他的工作還可以，但人們公開討論工資，誰掙多少錢。他的工資屬於中等或偏下，所以根據傳統標準，在他父母眼裡，他還不夠好。外人很難理解，聽起來讓人很難過。我問他，這不會讓你難過嗎？他只是說，沒有辦法。很多中國人在講到人生中的不順時，都會說，沒有辦法。
卡拉：你提到當你收集資料時，一些親戚並不是非常配合？他們不希望你講一些所謂的不光彩的故事。為什麼？
童致剛：我認為羞愧感是中國社會一股強大的力量，比重力和貪婪更強大，避免丟臉非常重要。我書中最難寫的一個人物是我的外祖父，他是一名政治犯。他被判在中日戰爭期間犯了通敵罪。他曾經為日本侵略者做事。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臺灣，你走到哪，這都是犯忌諱的，談起來非常難為情、很尷尬。一開始，我母親跟我說，不想把這一段寫進書裡。她不想讓大家知道這些事。然後我開始瞭解關於這段歷史和我外祖父的更多事情，我瞭解到，他為政府工作，幫助保證人民溫飽。於是他的錯誤就不那麼絕對了。我知道當時他是為了回到家鄉，在他父親和兄弟去世後，幫助照看他的母親和嫂子，還有孩子。這就變得可以理解了。這是一個需要判斷力的決定，他做出了最差的決定，這是個悲劇。他最終被送到西北的勞改營，在那裡去世了。我去過那裡的一個辦公室，他們有當時罪犯的資料。工作人員沒有找到我外祖父的資料，然後她跟我說，我建議你到勞改營舊址上，去一個集體墓地，盛一些土，把它帶回去埋葬了，作為一個象徵性的紀念。很多中國家庭就是這麼做的。於是我們盛了那裡的土，把它帶回休斯敦，埋葬在我外祖母墓地旁，這樣她的丈夫就像和她在一起一樣。
卡拉：你在書中說你經常走在上海外灘，看著黃浦江，你看著江對岸。這兩岸非常不同，浦東全都是摩天大樓。
童致剛：就像太空。
卡拉：對。但在另一邊，這裡的建築都至少幾十年歷史了。
童致剛：可能有一百年了。
卡拉：你站在外灘，看著對岸的時候，在想什麼？
童致剛：外灘的歷史遺蹟讓我理解了上海如何走到今天。這些殖民時代的建築，很多都是歐洲帝國建造的。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尷尬的階段。其中一個建築讓我印象深刻，是一個有穹頂的建築。那曾經是匯豐銀行在這裡的總部。如今是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的大樓。走進去之後，非常漂亮，你仰望穹頂，上面是馬賽克拼出的圖案。環顧一週，這些是匯豐銀行當時在世界各地的支行。這是全球化早期的故事，上海是其中一部分，它曾經是東方的巴黎。然後共產黨來了，他們決定要把這段歷史掩蓋起來。一個建築師提出，我們不要鑿毀這件藝術品，我們用石膏把它封存。也就是說，當重見天日的時機到來，他們可以拆下石膏，將以前的歷史重新展現。我在那裡的時候，我想，這也是我和很多其他中國家庭的故事。有很多故事被歷史和羞愧感掩蓋住了，但它們就在表層之下，等待人們聆聽。
童致剛生於美國紐約州波基普西，畢業於喬治城大學。2004年他加入美國廣播媒體Marketplace，2006年在上海成立分社並於2006-2010年擔任上海分社社長。他曾赴中國、緬甸、伊拉克等十餘個國家，重點報導能源、環境、自然資源和全球經濟等方面的新聞。他的新書「A Village with My Name: A Family History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World」於201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