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10月10日訊】(看中國記者鐘靈、誠進採訪報道)憐憫弱者、心存寬容、意志堅定；為公義奮鬥、為弱者發聲、向霸權挑戰－40年多年來，何俊仁先生致力於捍衛香港人權，更為中國政府能夠結束一黨專制，為中國人民能享有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而努力奮鬥。
棄讀醫科投身法律
「其實並沒有一個讓我決定走入政壇的具體事件，反而因為我從小就喜歡看歷史有關的書籍，當中尤其對《三國演義》印象最深，對那些俠義、忠肝義膽的人物充滿敬佩，從小就有一種使命感、為弱者打抱不平。」何俊仁憶述，自己就讀中五、中六的時候，親眼目睹了香港六七暴動。「那是完全非理性、暴戾的行為，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質疑中共的本質。」
文化大革命中毛思想武裝了整個民族，對經歷過文革的人來說，回想起來都是「切膚之痛」，而整個香港社會風氣極端化，不是很「紅」就是很「反動」，很少有中立的媒體報導客觀事實，而香港人們在當中亦不能自己。
此時年少的何俊仁迎來了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適逢1969年何先生就讀中六的時候，在浸會大學講課的歷史學家許冠三先生創辦了「私塾」性質的「自由大學」，而且講的還是那時少講的中國近代史。「當時是抱著想了解歷史的心情去聽課，許先生講的不止是歷史，還包括了一些研究，特別是對共產黨語言、思想的研究。列寧、毛澤東思想講的矛盾論，其實並不是哲學，而是一種純粹搞鬥爭的方法，後來的三反五反、階級鬥爭，就是不斷的鬥下去。」
何先生在「自由大學」的數年間，不但扎實地了解了當代中國的發展和歷史背景，更奠定了他畢生追求客觀知識、與對社會及生命關懷的熱忱。
1971年何先生決定放棄與兄長一樣報考醫科，轉讀哲學或社會學，卻因出色表現意外獲得香港大學法律系取錄。當時香港大學學生會「一片紅」，而校園裡也不乏「完全是盲目地對共產黨支持，覺得共產黨代表勝利、有面子，不批判、不思考的一群沒有思想的人」，使經過「自由大學」教育後深深明白批判思考重要性的何先生為之震驚。他成立了「自由派」，與校園「國粹派」及「社會派」抗衡，並展開政治辯論，最終何先生「以一敵眾」，打破一直與新華社關係密切的「國粹派」壟斷學生會的傳統，在學生會選舉中大勝，逐步開始了他一生為中國民主、自由、人權奮鬥的議政之路。
從反殖民到反極權
何先生一向反對殖民地主義，認為這是一個不公義、不公平的做法，香港不能一直接受「不平等條約」。然而70年代是一個獨特的時代，「那時香港迎來工業化，殖民地政府推行了公屋、開放大學平民化、免費醫療等政策，提升了人們往上流社會流動的機會」。與當時大陸的情況大相逕庭。「那時候香港人生活開始改善，但是大陸還是很窮，我們經常拿東西回大陸給親友，就算隨意脫下一件外套給他，他們也會很開心，其實我們看了心裡很難過」。「在中國，毛澤東隻手遮天，凌駕一切法律。當想到中國法律如何朝令夕改、公器私用，我仍不禁慶幸自己生於香港。」
何先生感慨道，70年代的香港就像是在「歷史的縫隙下」，當全世界都陷入混亂時，香港人仍可以在這裡喘息。他認為香港應該致力保護在文革中被擊潰的中華傳統文化，讓這些文化能夠在這裡等待著，以後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重生。
76年北京發生「四五運動」，何先生與大專同學相約到新華社外抗議。「其實那時候新華社就是相當於現在中聯辦一樣的存在，是在香港搞統戰的」，雖然此舉受到香港大學學生會批評「反共、反華、反人民」，但不久後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四五運動」平反……對何先生的批評也就不攻自破了。「當時中國社會呈現開放姿態，1978年三中全會中甚至提到要為文革平反，要改革開放，我那時候對中國充滿希望，我覺得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極權時代要過去了。」
真正的愛國者
1982年聞言鄧小平提出香港會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向回歸，何先生是第一個走出來公開支持的香港人。「那些曾高調說『愛國』的左派其實怕得要死，很多這些嘴上說『愛國』的權貴其實都是看在統戰獲得的利益分上，他們比誰都清楚共產黨，一聽到回歸就馬上辦移民去了。」何先生笑言，「我那時候相信香港能以其專業知識、科技、資源等等來推進國家向前發展，也是一個打開中國視野的機會，是改變中國的機會」。愛國心切的何先生更率領由各領域專家組成的團隊，往大陸義務教書，「包括銀行管理、醫院管理、機場管理等領域，因為那時候大陸實在太缺乏效率，做事沒有規矩可依，也是為了他們能夠走向真正開放作準備。」
然而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看到赤手空拳的民眾在無情的槍口前倒下，「那一刻一切都斷了。」何先生痛心疾首道，「從那時開始，我和中共沒有正式對話了，到現在亦然。」
「六四事件中確實學生在運動中的策略不足，是有不好的地方，但都不應該被屠殺。」何先生停頓良久，彷彿那一幕幕慘不忍睹的血腥畫面仍歷歷在目。「我不知道六四會否平反，但我知道的，就是不能讓這段歷史被遺忘，一定要追究責任。所以我決定立根香港，面向祖國，利用基本法和香港體制內的方法，守護這段歷史、以及守住香港目前的環境。但是你看香港是否真的得到民主？不是的，香港其實方方面面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一天北京不結束一黨專政，一天香港、以及中國都不會得到真正的民主。」何先生道，這也是他於1989年成立支聯會的理念：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並堅持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以銘記這段歷史。
八九民運發生後，民主派在危機感下促成了香港民主同盟誕生，當時何先生擔任副主席。1995年港同盟在立法局選舉中大勝，取得過半的31席，後來演變成今天的民主黨。回歸後有新生政黨加入立法會選舉，雖然隨著時間過去，曾經佔多數的民主派在政治環境變化下，慢慢被建制派居上。面對壓力，何先生認為民主派政黨「雖然戰術上分歧，但戰略上要有所配合；雖然屬於不同組織，但在運動目標上要一致；雖然有競爭，但是是同一股推動實現民主制度和維護社會核心價值的力量」。
何先生亦從2003年開始關注內地維權運動，2006年成立維權律師關注組，「當我看到這批內地律師頂著這麼大的壓力走出來，我就覺得，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何先生慨嘆，「中國離真正的法治還很遙遠，這些維權律師敢於向一個不講法治的社會挑戰，真是……你應該知道高智晟律師，他受盡酷刑折磨仍然不屈不饒，實在令人敬佩，因為他知道中國需要突破，他要用自己的犧牲來喚醒其他人」。
守住香港改變中國
「中國大陸一天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法治，香港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
何先生感言，「香港面對的最大問題，其實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包括中聯辦和一些權貴，由中聯辦帶頭虛報軍情，在香港搞矛盾、搞鬥爭，而權貴、政府就像牆頭草，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破壞香港法治、自治。北京『山高皇帝遠』，根本就不知道實際情況。比如青關會，在香港製造白色恐怖，統戰勢力在立法會、政府部門都有滲透。」
「目前情況是嚴峻的，民主派的律師也在竭盡所能維護各團體的利益，為他們發聲。這是一場時間競賽，看究竟香港先退化還是中國那個極權先倒下。」
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矛盾直逼臨界點，爆發多次大型群眾示威運動，亦有激進思潮湧現，面對中共對香港反對派日益遽增的壓力，何先生則有另一番獨到見解。
「其實中共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了，它完全可以一下收回香港，但它沒有這麼做，是因為其實中共需要香港的存在，一來香港民間社會的堅定，它是知道的；二來香港的金融、法治制度十分重要，是人民幣走向世界的通道，是人民幣競爭力的催化劑，你看中共多少官員在香港投資、在香港安頓家人。而且，香港有很多他們的眼中釘、鬥爭的對象，他們不會輕易就完全收回香港。」
「其實中共現在是很沒自信的，處處都在提防『政變』，甚至要提防金融『政變』，還發生『公安救市』這種事，」何先生笑言，「這個政權正如它自己所講，『已經在風口浪尖』上了。」
「但我認為，香港前景的確是幽暗的。」何先生嚴肅道，「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守住香港，然後在香港促進中國民眾思維上的改變，包括理性思考、以及遠大的目光。這些在香港人身上已經體現成熟了。」何先生頓了頓，「過去幾年香港發生的民主運動群眾性很強，比較激進，現在政府秋後算帳，很多人坐牢，付出很大代價，我也在處理這些訴訟，幫他們打官司。我想很多年輕人已經開始反思，究竟群眾運動是否適合香港。因為你選擇用武力對抗，中共有的是武力；你用群眾對抗，中共也用群眾、用黑幫，這方面它比你更『專業』。」
「我在想的是，大規模運動或許還未適合現在的香港，如果時機成熟的話，我也毫不猶豫會參與。但目前情況而言，香港人不能衝動，民主派一直遵循理性、和平、非暴力原則，因為我們知道，要用激進暴力與極權抗衡必定會失敗。我們應該用道理，用文明方式使人心靠攏我們這邊，利用體制內的方法盡自己能力喚醒其他人，這也是內地維權律師在做的事。」何先生的眼神十分堅定。
當問及近年來出現港獨思潮，何先生坦言，「港獨是觸碰到了中共的底線，是不明智的。我不贊成，因為中國人也如香港人一樣渴求著民主，而我相信是有心人有意去這樣做。但我不認同政府打壓這些言論，因為這些討論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是應該容許的。」
「雖然香港可見的前景幽暗，但中共雖然表面繁華，其實也在高度恐懼下，它就是一個封建極權的共生體，它的所謂『民望』都是脆弱的，我認為中共也不會長久了。但我們的能力也有限，可以做的，也只有為以後中國真正走向民主國家做各種準備，記載真實歷史，用香港人這麼多年的經驗給他們做參考，以及堅持到底、守住香港。」
後記
何先生清晰的思維、批判精神及堅毅的人格讓記者得到極大啟發。他立足於香港，心繫中國同胞，憂國憂民的真正表現在何先生身上表露無違。正如他的著作《謙卑的奮鬥》一樣，何先生因為謙卑、所以憐憫弱者、心存寬容、意志堅忍，因為謙卑、所以為公義奮鬥，為弱者發聲，向霸權挑戰。四十餘年歲月中，香港制衡著中共的社會力量中都有何先生奮鬥的身影，年輕的民主派議員眼神中都流露著同樣的堅毅，正如何先生所說，在這場香港與中共的時間競賽中，他們不會退縮，定會堅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