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英受盡毒打寧死不屈。（網路圖片）
40年前中國因為「公社化」、「大躍進」等政治運動所造成的大饑荒與災難，王佩英勇敢的發出正義之聲，從1964年開始，書寫與散發了許多標語傳單：如「讓毛退出領導崗位以結束全國性災難」等。因此，以「講真話的瘋子」從1965年7月起被關押於北京安定精神病院三年。
受盡毒打被石頭封嘴 始終不跪、不認罪
後來王佩英於1968年6月從北京安定精神病院被揪回原單位關押批鬥，並把她關進「牛棚」（設在單位裡的關押本單位工作人員的監獄）勞改。在「牛棚」中，人人每天早上晚上兩次跪地、面向牆上的毛畫像「早請罪晚認罪」。唯獨王佩英一人不肯跪下請罪認罪，無論「革命派」怎樣毒打她，她始終不跪下也從不「認罪」。她多次在被批鬥的會場上振臂高呼「打倒毛澤東！」由此得到「現行反革命」的罪名。
1968年10月她被押往北京市各區批鬥。在被殘酷批鬥中為正義及真理發出聲音，就被嘴裡塞進石頭，甚至下頜硬掰成脫臼。為了抗議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王佩英被逮捕、被捆綁、毒打、戴上牲口嚼子（強制住她的嘴巴，不讓她發出聲音）。
被指為反革命分子 刑場途中被扼死
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及當時著名的青年思想家遇羅克等二十名「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浩浩蕩蕩的抽送「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的「公審大會」。遇羅克列第十名，王佩英列第十一名。在押往刑場途中，劊子手們怕王佩英發出抗議聲音，用細繩子死扼住她的脖子，讓她喘不過氣來。結果未到刑場，王佩英已被劊子手掐斷喉嚨而亡。
1970年1月31日，毛澤東「一･三一指示」指示下達全國：「殺人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即判處死刑便無須最高法院認定，也不需報請中央批准，將殺人權下放給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死判下放到了縣、市一級，此一指示為27日的執行死刑補上一個不合法的指示。
回憶：她是個神志健全、寧死不屈的女人
王佩英的三子張大中於文革後，走訪了和母親一起關「牛棚」的人。一位俄文翻譯及兩位老幹部，和他母親在一個屋子裡關過三個多月。她們講了她被抓走那天喊了什麼，被打成什麼樣子。她們說她是個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又轉述說，她因為出去勞動的時候散發一些在「牛棚」裡寫的一些小紙條，被按倒在地拳打腳踢，毒打完後又被逼「交代反革命罪行」。但她一聲不吭。有人勸她別寫了，那沒有用。她說，我和你們不一樣，你們會出去（意思是我不會了）。她們說，我母親是「寧死不屈」。
以「精神病」為理由平反
1977年，張大中為母親申訴。王佩英說的那些話，寫的那些東西，確鑿無疑。她「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是真的，喊口號也是真的，「打倒毛澤東」也是真的。但是她曾經被送進過精神病院也是確實的。
1980年3月北京法院重審，並以「精神病」為理由給予平反；同年4月10日北京鐵道部專業設計院黨委也做出《關於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決定》，王佩英得到「平反」後，法院付給她的家人三千塊錢，她的工作單位又付了四千塊。不過當局從來不肯明確承認那是對錯判死刑的賠償。而至今40年，王佩英為正義真理獻身的事跡，仍埋沒不多聞。
死刑無判決無記錄無程式 只因一份中央文件
在僅存的材料中，提到王佩英的判詞，說她散發了一千六百份「反動」傳單。這數量不是真的，但是她確實寫過反對文革和毛澤東的詩和文章。但即使在這個已經誇大事實的判詞裡，書寫「反動」文字也只是她唯一的「罪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
王佩英的三子張大中回憶：我媽媽1月27日判決，立即執行。我那天晚上六點才知道。在馬路邊上，聽到參加「公審大會」的人議論：在工人體育場……公判大會。街道委員會把死刑判決書貼在我們院裡，白紙黑字，上面還有紅勾勾。三個月後，有個人到家裡來，說是法院軍管會派來的，拿了一張紙，要簽字。我哥哥簽了字。他說了沒幾句話就走了。印象裡這個人穿戴不太整齊，隨隨便便的。他拿的那張紙給我們看了，沒有留下副本。但也不是判決書，只是一份表格似的東西。
在法律程式方面，對王佩英根本沒有開庭審判，哪怕是裝樣子的審判都沒有過。她被判處死刑，不能上訴。她被殺害，家人根本沒有得到通知，也不能去告別。她也不能留下遺言。
只因為那時的「打擊反革命運動」正在中央文件的統一指導下在全國進行著。中央文件裡明文規定因言論可以判處死刑，判死刑後不准上訴立即執行；不通知家屬，不發給家屬判決書，北京上海全國都一樣。
文革時期，無數人受到迫害，聽不到任何人敢對文革做任何的，哪怕是很小的批評，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屈服。王佩英是不同的，她是英雄，只是在目前的大陸仍然鮮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