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24年牢的陳滿（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3月2日訊】這兩天，朋友圈在刷屏、陳滿的最新消息：這個冤案受害者疑似被「維卡幣」騙走百萬元。「維卡幣」是一個類似傳銷的騙局，再披上網路交易和虛擬貨幣等外衣後，坐了24年牢的陳滿很難有辨別力。
在「投資」過程中，並不是沒人勸陳滿。即使發現線上「資產」無法取現之後，陳滿仍不承認自己已上當。我不太同意去指責跟拍全程的攝影師，陳滿一旦被花言巧語的上線瞞住，別說攝影師，就是他的家人也攔不住他。
陳滿的遭遇，讓我想起了趙作海。在2010年出獄後，趙作海先後加入傳銷和投資擔保騙局，還搞過某保健品的「直銷」。不到5年，他獲得的60多萬元國家賠償已所剩無幾。最後，還是商丘市中院接河南高院指示，給他提供了一套舊房，和一份抄電錶的工作，為他的生計兜底。
從趙作海到陳滿，冤案受害者又淪為騙局受害者，在我看來並不偶然。古語道「悖入悖出」，無論趙作海的60多萬元國家賠償，還是陳滿的275萬元，都並非來自正常的財富積累——趙作海稱之為「挨打錢」。這兩筆「挨打錢」遠超趙陳所在圈層的平均財富，也沒有專業人士和機構幫助其打理，守財之難，並不亞於幼兒園小朋友拎著等額的現金招搖過市。
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多年牢獄生涯，讓他們與現實嚴重脫節。趙作海至今跟人聊天，仍直不起腰。在採訪中，他也更習慣於訊問式的對答。監獄內高強度無死角的監控管理，等級森嚴又單調的人際交流，無疑會嚴重損害重刑犯們的社會功能。近年來，各地監獄都開始重視刑滿釋放人員融入社會的難題，但一個月至三個月的出獄培訓，並不足以在思維和行為方式上脫下他們的囚服。
我曾到河南省第三監獄採訪，該監獄主要關押重刑犯。管教告訴我，有不少中老年服刑人員在刑滿後，對社會有嚴重的畏難恐懼情緒，甚至還有老年服刑人員出獄後不久還聯繫監獄，想「再進來」，「像孩子似的」。
因此，多年服刑人員重新回到社會上，會比普通人員好騙得多。趙作海和陳滿又持有大額的國家賠償，支付能力很可觀，被各種騙局輾轉尋上門來，自是必然。另一著名冤獄受害者佘祥林告訴過我，他出獄之後，也有不少人試圖找他「一起做生意」，都被他回絕。很快，他便離群索居，以逃離他不願意見到的各色人等。
在出獄者重新社會化的過程中，按理說應該獲得親友們的幫助。然而很可悲，大額的國家賠償會成為他們獲助的障礙。陳滿「投資」維卡幣的經過顯示，他並沒有讓家人代管或監督國家賠償金的使用。陳滿大哥陳億則表示，那275萬元都由陳滿保管，家人經常提醒他防騙，他則一直讓家人「放心」。
趙作海的遭遇更有典型性。在獲得60多萬元賠償金之後，趙作海幾乎與所有親戚都斷親。「他們都找我借錢，不借就得罪他們。」趙作海認為，找他借錢的人，沒人打算還。這讓他很快在村裡待不下去了。本家叔叔蓋房子辦酒，他送了一隻雞，對方馬上給雞稱了斤兩，以聲討趙作海的摳門。
或許，趙作海多慮了？還真沒有。即使趙作海的大兒子，在知道他的銀行賬戶密碼後，沒有打一聲招呼，就取走14萬元。事後，趙作海發現錢不對數，還一度打算報案。他去銀行查賬那天，我恰好跟隨採訪。那天下午他的臉色，是我見過他最差的一次。
同是冤案受害者，佘祥林選擇定居宜昌，遠離老家京山縣，就少了很多是非。剛出獄時，他是在女兒的幫扶下重新認識了社會。而他的女兒既比較聰明，還非常努力。
再看張氏叔侄，在入獄前的十幾年前，開大貨車月收入高時，可超過兩萬元，眼界和謀生經驗自然不是趙作海和陳滿可比。張氏家族在當地家大業大，不會有人覬覦他倆那點「挨打錢」。叔侄中的叔叔張高平曾驕傲地說，他不會去做保安打零工，那會給家族丟臉。
所以，看似大家都是冤獄平反者出獄，起點平等，其實不然。張氏叔侄一人買一輛寶馬，可能更有利於他們接續舊有的社交圈層。陳滿非要跟著學，就有點不著調了。陳滿的律師王萬瓊告訴我，陳滿出獄後非常節儉，有公交的線路絕對不打出租車，吃的方面也是能省則省，卻一度很想買一輛奔馳。大家好說歹說，他才換了一輛20多萬元的凱美瑞。
趙作海也延續了早年習得的極度儉省。入獄前，他幹過最掙錢的營生是磨豆腐，使的全是人力畜力，很是吃苦。入獄後，他吸的煙，洗衣服用的肥皂，乃至上廁所的手紙，都獄友們接濟的。出獄後，他還是一直吃最粗糲的飯食，只要可以省點錢。
陳滿和趙作海的儉省，源自極度匱乏的底層生活經驗，說是恐懼使然也可以。這種恐懼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貪婪。從媒體對陳滿涉維卡幣案的報導來看，他是真的相信「投資一百萬，一年可賺九百萬」的神話。再看趙作海，無論是在寧夏參與所謂「西部大開發」的傳銷，還是在商丘入資投資擔保公司，被承諾的回報率，都遠超正常投資的十倍以上。
陳滿「投資」維卡幣被洗腦的視頻，網上有，不時蹦出「網際網路」和「暴富」等字眼。趙作海的數起「投資」中，我親身體驗了某保健品的直銷會。那是2015年12月10日下午，商丘火車站附近，在一間三四十平米的大開間內，擠了20多個「學生」，講課的中年男子連聲質問，「你們什麼時候可以參與上層社會的財富分配？」
他自稱年薪二百多萬太低了，「讓我感到羞恥」。大課完畢，他一對一跤流。知道我是記者，他也不避諱，眉頭一揚，問我：
「你看起來也30多歲了，現在還在到處跑採訪，收入能高嗎？別人憑什麼看不起你，不就是因為你既沒有權，也沒有錢嗎？」
我竟無言以對。現在想來，他說的也並非全無道理。這已經不是一個靠勤勞就可以致富，或者至少獲得尊重的年代了。不暴富，不參與社會財富弱肉強食的再分配，在社會折疊中努力進階，已然成為一種道德上的缺陷。正如趙作海妻子李素蘭所說，做直銷保健品，相當於「免費雇幾十個人給你打工」。連這個農婦都知道，要想財務自由，成為人上人，必須役使剝削別人。
趙作海和陳滿被這樣的思潮所裹挾，我們又何嘗不是？區別就在於，他們的出身、遭遇和所處的階層，早把他們禁錮在謀生最艱難、理財最凶險的大繭內。他們一下子來了不少「挨打錢」，他們是公眾人物經常見記者，很可能讓他們高估誤判，更易做出錯誤的「投資決策」。
就像陳滿經常告訴律師王萬瓊的，「我們是最弱勢的弱勢群體」。在數年對趙作海的跟蹤報導中，我也曾呼籲有關部門加強對冤獄歸來者的幫扶和指導，不能一賠了之。在陳滿這次被騙案爆發後，現實所展現的，比新聞報導更加殘酷：最容易被剝奪者，也最容易被哄騙。
（原標題：階層和財富戰爭如何扭曲人心？從趙作海陳滿被騙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