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念（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2月22日訊】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出版的鄭念《上海生死劫》（或《生死在上海》），是中國大陸第一部以「筆述實錄」方式反思「文革」的獨立回憶錄，之後該書銷聲匿跡。前些天，無意中在豆瓣搜索，發現沒有該書條目。
說來慚愧，知道鄭念還是近幾年，而讀《上海生死劫》是前些天的事。拿到書時，原本以為不會很快閱讀，沒想到當天加完班，晚上回去一直讀到凌晨三四點，一口氣讀完，並且失眠了。
關於鄭念，網上已有很多相關文章和報導，無不冠以「一代名媛」或是「真正的貴族」之譽。沒讀書之前，對這些詞還有點牴觸，畢竟現在說到名媛或是貴族，有多少真的當得起呢？讀完書卻覺得，如果像鄭念這樣的女性還不算，那又有誰能夠算？第二天一邊渾渾噩噩，一邊下定決心一定要做一期微信。應該還有不少讀者朋友不知道鄭念吧，那就為他們做也好。
我還記得，七三至七七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於弄堂，風姿綽約，衣著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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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於北京，父親為留日海歸，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鄭念先後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受教育，後赴倫敦留學獲碩士學位。丈夫鄭康祺原籍濟南，為留英博士，雙雙學成回國後，丈夫出任民國時期駐澳大利亞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鄭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顧問，不久出任英資殼牌石油公司（即亞細亞石油公司，此為唯一與紅色中國保留貿易關係的西方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1957年鄭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詞厚幣懇請鄭念擔任總經理助理直至1966年殼牌結束在中國的業務。「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從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鄭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雖然她一口京片子，從不講上海話，但她的所有親友，喜愛她的讀者包括她本人，都認定她就是一個上海人。直至去美國後，她幾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請她相熟的上海裁縫做，再託人從上海帶去。1980年她離開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館收購她收藏的極其珍貴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遺囑，將文物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她的青春、她的事業、她滿腔的中華熱血、她對未來的殷切期望都無私地獻給她生活了37年的這座城市。她為書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為她早已認定自己的生命已與上海結成一段血緣共同體。1980年她的痛別上海，令她心中從此裂開一個很深的創口，永不會封口。她已預知不會再回來了，當時是因為特定的歷史條件，後來是因為年事已高，經不起長途飛行的折騰。
「文革」中鄭念身陷囹圄，長時雙手被反銬在背後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廁後欲拉上褲側的拉鏈都痛如刀割，她寧願忍受這鑽心的疼痛也不願敞開褲鏈以至有可能閃露出裡面的內褲……在牢獄中受盡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勸她放聲嚎哭來引起惡勢力發善心，她堅決不從：「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瞭……」
鄭念（右）和梅平（左）（網路圖片）
老友Y君（與鄭念的獨生女兒梅平青梅竹馬），記得最後一次見到梅平，是在上影廠門房裡，雖然母親被關押家產查抄，但畢竟青春總會給人希望。那時梅平手裡拿著一杯水靈靈的嫣紅的草莓，邊吃邊與人聊天，神情還可以。看這樣子不像數日後會從體委大樓跳樓自殺，因此Y君從來不相信梅平是自殺的定案。她告訴Y君，家裡錢財全部抄光（當時她仍是電影學校學生，沒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匯豐銀行還有戶頭，問Y君如何可以與銀行聯繫，匯點錢來。這個生於海外，在暖房長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這樣不設防，Y君立時制止她：「你銅鈿沒有我幫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與香港聯繫……」
上海電視臺翻譯周靈女士告訴我，「文革」打砸搶高峰時，鄭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來敲周靈家門。其實她們素不相識，只是看到周靈家門口貼的大字報——周靈是在俄羅斯基輔出生，父親是民國時代駐蘇大使，母親曾任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俄語教師。「文革」中母親被關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認定，「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就找上門來：「我一個人實在太害怕了，我們兩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嗎？」
周靈畢竟成熟多了，雖然「同是天涯淪落人」，只好硬著心腸回絕了她。由此可見，梅平當時是多麼無助！事後周靈多次自責，如果當時將鄭梅平「收留」下來，大家互相有個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過一劫吧？誰知道呢？在那人妖顛倒的時段，任何推測忖度都無濟於事！
——節選自《程乃珊：追憶一代名媛鄭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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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鄭念）為什麼沒有馬上申請去香港呢？就是因為我女兒。她當時在文藝小分隊，到山東演出，她是不願意出國的。好幾次我到外國去，我都問她願意不願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總說：「我不要。」因為她是共青團員，是很相信政府的，很積極的。她說我不要出國。儘管她已經大了，但畢竟沒有結婚，沒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個二十二、三歲的年輕姑娘，我總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來，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麼我就不做了。那時我只有五十歲，好像還可以做點事。所以，我就沒有申請馬上去香港。結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開始了，這樣一來，我就不能申請去香港了。
文革抄家，由於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團員。她還住在她自己的房間裡，但是不准我們倆說話。紅衛兵看著我，我的床都被他們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來，但是我們不能說話。隨著運動發展越來越厲害，後來她的房間也被抄了，東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關到牛棚裡，我非常惦記她，當時還可以讓佣人給她送被子、換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號，他們把我關到監獄裡，我就不知道她後來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監獄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監獄裡被關了六年半，在單人牢房裡。
在這以前，我在監獄裡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麼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監獄裡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經爛掉了，棉襖的棉花都到邊上去了。後背和前胸只剩下兩層布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經爛掉了。冬天快到時，我想我又會得肺炎，因為我已經得了兩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傷風不斷，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來又缺乏營養。我就提出來要求政府用我的錢（那時我的錢都被政府掌握著），買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獄時，我的體重只有八十幾磅了）。
有一天，監室的門一開，給我扔進來一個被包。我把被包打開一看，裡面有個棉被、一件棉襖。這棉襖是我女兒的，棉被也是她的。這棉襖我仔細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剛新做的。嗯？穿了六年半怎麼還跟新的一樣？裡子上也沒什麼髒的地方，不像是穿過很久的。我仔細再看，給我扔進來的東西裡面，有一塊毛巾。這毛巾正是文化革命開始時，我女兒用的洗臉毛巾。她很喜歡這條毛巾。怎麼這孩子一條毛巾，可以用六年，還跟新的似的？再看，還有一個搪瓷的漱口杯，裡面都是乾的茶漬。當然，年輕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裡面有茶，干在裡面了，這不可能，它應該是洗乾淨後再帶進來。
我當時就想，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這衣裳，她只有這麼一件棉襖，怎麼可能是這樣？我最難過、最激動的時刻，就是看到這些東西。我就問那個管理人員。我一喊「報告！」他就來了。我跟他說：「這些東西都是我女兒的。」他說：「你不是要被子嗎？要衣服嗎？給你拿來了。」我說：「這些都是我女兒的。你們把她的衣服給我，我女兒她自己穿什麼？」「她是工作人員，她有錢，就不能買新的嗎？」我說：「這是我給她做的棉襖，她還沒穿壞，就去買新的了？這不可能。」我說：「你得告訴我，我女兒怎麼了。」「她好好的嘛，你問什麼。」我說：「那你叫她給我寫一個字條。」「不成！不許你們通信。」
當我出了監獄的大門，遠遠的有一輛出租汽車，站在汽車旁邊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乾女兒。我的乾女兒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後來分配工作到貴陽。她人矮矮的，而梅平跟我一樣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我的疑點就對上了。我就覺得我的孩子已經沒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統關係，有時候，你就會有一種直覺：事情不對。她是死掉了。但是，我還希望，我是錯了。我在汽車上就問我的乾女兒：「梅平怎麼沒有來接我？」她就拉著我的手，說：「到房間裡，我們再談。」我想，當著出租汽車司機也是不方便。等開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乾女兒就對我說：「梅平自殺了。」
那時候，在上海跳樓的、自殺的人多得很。但是，我總覺得事情不對。第二天，上海電影製片廠的代表也來了，告訴我，通知我：「梅平自殺了。」這當然是官方的說法。我的書裡都寫了，我是怎樣調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麼死的，是在毛澤東死了以後。我平反了，別人才敢來告訴我。
他們說，我女兒是從九層樓，在南京路，跳下來自殺的。但是，後來我知道這不是事實。是怎麼回事呢？當時，過路的人把她的屍體送到醫院，值班醫生正好是她中學的同班同學，以後讀了醫學院。他一看是鄭梅平，而且渾身是傷，跳樓自殺的人不會有傷。她是被他們打死的。
——鄭念晚年接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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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上海生死劫》，不是因為「文革」，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在這樣的歲月和遭遇中，一個女性，如何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讓自己堅強地活著。
當紅衛兵抄家的時候，鄭念被關在廚房，她依然能夠氣定神閑地喝著咖啡，為麵包塗上牛油，當一個年輕的紅衛兵批判她到英國求學的時候，她平靜地告訴對方，馬克思就是外國人，而正是在英國，她讀完了《共產黨宣言》。當紅衛兵要把她珍藏的古董砸爛的時候，她機智地阻止了他們，而當她後來拿回這些古董，她毫不猶豫地捐給了上海博物館。
鄭念很機警，也因為這樣，每次周邊監視她、希望能夠拿到證據證明她反政府的人總是會很失望，但是她也充滿了愛心，她幫助殘疾的女生補習英文，希望這個被社會遺忘的女孩，能夠憑藉自己的一技之長，找到謀生的機會，而為她工作的佣人對她忠心耿耿，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她是一個尊重自己勞動的好人。
即便在最艱難的時候，鄭念捍衛自己的尊嚴，她從來不因為傷痛而哭，去謀求看守們的同情，因為她的教養告訴她，這是不禮貌的。天冷了，她固執地要等自己的衣物被送來，而不穿看守借來的別的囚犯的衣物，因為她覺得，這是維護她最後一點尊嚴的方法。
她誠實地對待自己還有別人，聰明的她總是能夠很快地識破對方，要利用她去加害別人的用心。她不會承認強加的罪名，她的反駁總是有理有據，儘管對方惱羞成怒並不想聽，她還是要說。她很較真，因為她在乎是非，儘管這樣的個性，在中國並沒有為她帶來太多的好處，就連她的弟弟，也責怪她居然沒有從「文革」的教訓中學到什麼東西，因為她的弟弟已經相信，面對一個政權，不需要爭論，因為爭論不過的，所以承認對方所羅列的罪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她並不是不會妥協的人，只不過比別人多了一條底線，也因為這條底線，她贏得不少人的尊重，包括幾個負責看守和監視她的人。
——節選自《閭丘露薇：我也想有這樣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