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國共兩黨尚沒有成為仇敵之前，就發現中共早已淪為俄奴。（網路圖片）
1923年8月16日，蔣介石先生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三個月之後，也就是12月29日回國。這是一次標準意義上的「北天取經」活動。問題是，蔣公與唐僧不同，他發現「北天」並非極樂世界，他說：「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他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裡交待：「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我們現在找不到蔣的《游俄報告書》，但是從他的書信集裡，還是能收集到諸多游俄體會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蔣不游蘇還好，游了總共三個月，他就打定主意要反蘇反共了。
蔣給廖仲凱寫了封長長的信，說：「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其利於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楣，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也不免墮落耳…...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則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
看這書信，不由得感嘆，蔣既有先見之明，還有難得的一腔忠誠。甚至可以說，蔣才是標準的民族主義者。歷史好像特喜歡調戲人：蔣在國共兩黨尚沒有成為仇敵之前，就發現自己未來的對手淪為了俄奴；而他未來的對手則在很久之後才用同樣的手法攻擊他是美奴。不過相形之下，還是應承認蔣的英明的，因為他年紀輕輕（時年36歲，四年之後，他就不惑了，那一年，他決心將共產黨清除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就那麼的具有先見之明，隨著歷史的發展，他對蘇俄的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一個馬列的羊頭。現在，蘇俄不挂馬列的羊頭了，我們還挂得很高，高到百姓們連羊頭的影子也看不見了。其次，俄國素無好心，晚清的中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民國以後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共和國時代的歷史更是最好的證據。第三，蘇俄的專制和恐怖與三民主義或者說與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蔣踏上蘇聯國土三個月就能看出，真想不出中國隨後那麼多的留蘇學生在蘇俄呆了那麼長時間，都發現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