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是丈夫錢鍾書的好助手，兩人是文壇上的一對佳偶。家人和樂互助，是一個家庭最值得稱道的。（圖片來源：Pexels）
楊絳甘做「灶下婢」，輔佐夫君全力創作《圍城》，這是四十年代文壇的一則佳話。
夫婦倆的《圍城》
楊絳的《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記述了這段故事：
有一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他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大為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煤煙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鍾書寫《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願。
《圍城》是1944年動筆，1946年完成的。錢鍾書就像原《序》所說「兩年裡憂世傷生」，有一種惶急的情緒，又忙著寫《談藝錄》。他三十五歲生日詩裡有一聯「書癖鑽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正是寫這種兼顧不及的心境。這種「灶下婢」精神可敬可愛，正如錢鍾書在《圍城》序言中所寫的：「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兩年裡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由於楊絳女士不斷地督促，替我擋了許多事，省出時間來，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照例這本書該獻給她。」
楊絳為《圍城》這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曠世名著的成功問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同時，她也分享了「閨房之樂」：「每天晚上，他把寫好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後他就告訴我下一段打算寫什麼，我就急切地等著他怎麼寫。他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他給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動。」
錢鍾書的《圍城》家喻戶曉，歷經數十載，讀者如雲。這部作品先在《文藝復興》雜誌上連載，後又編入《晨光文學叢書》出版。至八十年代，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三聯書店等多次翻印，供不應求。
著名文學家李健吾當初接手錢鍾書的書稿時，驚喜交加，沒完沒了地感歎：這個做學問的書蟲子，怎麼寫起了小說呢？而且是一個諷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關心世道人心啊！難怪，錢鍾書在聽了人們紛紛盛讚楊絳的劇本時，無不驕傲地說：
「你們只會恭維季康的劇本，卻不能知道錢鍾書《圍城》——鍾書在抗戰中所寫的小說——的好處。」
一群知識廣博的好友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環境惡劣，楊絳和錢鍾書的生活雖清苦粗安，但他們不改其樂。他們創作不輟，並與舊友新朋相得甚歡，這裡頭包括傅雷、王辛笛、劉大杰、曹禺、李拔可、顧一樵、李健吾、陳西禾、張芝聯、唐弢、柯靈、徐森玉、蔣慰堂、沈仲章、盧焚、徐調孚、鄭振鐸、李玄伯、向達、喬大壯、鄭朝宗、宋悌芬、許國璋等人，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和朋友相聚吃飯不僅是賞心之事，也是口腹的享受。
抗戰勝利後，儲安平要楊絳在他辦的《觀察》上寫文章。她正在閱讀哥爾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隨便翻譯了其中一小段，自己加個題：《隨鐵大少回家》。這就是博得傅雷稱賞的譯文。她未留底稿，如今譯文無處可尋了。
後來楊絳又翻譯過一個小冊子：《1939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英國文化叢書》之一）。
1945年12月17日下午，楊絳與錢鍾書一起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的成立大會。據趙景琛事後記敘，錢氏夫婦在趙的記憶的螢幕裡，「像白朗甯和羅賽諦那樣，都是文藝上的雙璧，一對理想伴侶」，他們在一塊欣賞演出了昆曲等劇碼。在沉悶的日子裡，與朋友們一起談天說地，排遣憂愁，不失為苦度日子的一個辦法。
其間，楊絳還會見過胡適。有一次，她的好友、北京大學教授陳衡哲（1890—1976年，我國新文學運動中最早的女學者、作家、詩人和散文家），請楊絳和胡適一起喝茶，胡適用半上海話對楊絳說：
「我認識你的姑母，認識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蘇滬土語「令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確實，楊絳的父親楊蔭杭曾在澄衷學校給胡適上過課，時在1905年。
楊絳念陳衡哲
楊絳在《懷念陳衡哲》中說：「我初識陳衡哲先生是1949年在儲安平先生家。儲安平知道任鴻雋、陳衡哲夫婦要到上海定居，準備在家裡請客，為他們夫婦接風。他已離婚，家無女主，預先邀我做陪客，為他招待女賓。鍾書已代我應允。」在楊絳的印象中，陳衡哲的眼鏡後面有一雙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對此，她記憶猶新。
後來抗戰勝利後，錢鍾書在中央圖書館任英文總纂，編輯《書林季刊》，又在暨南大學兼任教授，同時也是《英國文化叢書》的編輯委員。他要請任鴻雋先生為《英國文化叢書》翻譯一本相關專業的小冊子，特到他家去拜訪。楊絳跟錢鍾書同去，感謝他們用汽車送回家。過兩天他們夫婦就到楊家回訪。楊家那時住蒲石路蒲園，附近是一家有名的點心鋪。那家的雞肉包子尤其走俏，因為皮暄、汁多、餡細，調味也好。楊家就讓阿姨買來待客，任鴻雋吃了非常欣賞。不多久陳衡哲又邀楊絳夫婦去吃茶。
其時，陳衡哲家住貝當路貝當公寓。兩家相去不遠，交通尤其方便。楊絳特地帶了兩條厚毛巾，在附近的點心鋪買了剛出籠的雞肉包子，用雙重毛巾一裹，到任家，包子還熱著。任鴻雋對雞肉包子仍舊欣賞不已。
楊絳與陳衡哲的往來
那時候，楊絳的女兒已經病癒上學，家有阿姨，楊絳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兩三門課，日子過得很輕鬆。可是她過去幾年，實在太勞累了。身兼數職，教課之外，還做補習教師，又業餘創作，還充當灶下婢，積勞成疾。每天午後三四點總有幾分低燒，體重每個月掉一磅，只覺得疲乏，醫院卻檢查不出病因。
楊絳原是個閒不住的人，最閑的時候，就總是一面看書，一面織毛衣。她的雙手已練成「自動化的機器」。可是她天天低燒，就病懨懨的，連看書打毛衣都沒了精神。父親已經去世，她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經常在父親身邊和姊妹們相聚說笑。
那時陳衡哲家用一個男僕，她稱為「我們的工人」。在楊絳印象中，這位「工人」大約對女主人不大管用，需要他的時候常不在家。陳衡哲請人吃茶或吃飯，就常邀楊絳「早一點來，幫幫我」。有一次她認真地囑咐楊絳早一點去。可是她要楊絳幫忙的，不過是把三個熱水瓶從地下搬到桌上。熱水瓶不是盛五磅水的大號，只是盛三磅水的中號。而陳衡哲身體弱，雙手都捧不動盛三磅水的中號。
這樣，漸漸地別人也知道楊絳和陳衡哲的交情。那時上海有個婦女會，會員全是大學畢業生。婦女會要請陳衡哲講西洋史。會長特地找楊絳去邀請。
胡適欲見楊絳
胡適那年到上海來，人沒到，任家客廳裡已掛上了胡適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還配著鏡框，胡適二字的旁邊還豎著一道杠杠（名字的符號）。陳衡哲帶著三分惱火對楊絳說：「有人索性打電話來問我，適之到了沒有。」問的人確也有點唐突。她的心情，楊絳是能領會的。
不久，錢鍾書對楊絳說：「我見過胡適了。」錢鍾書常到合眾圖書館查書，胡適有好幾箱書信寄存在合眾圖書館樓上，他也常到這家圖書館去。錢鍾書遇見胡適，大概是圖書館館長顧廷龍為他們介紹的。錢鍾書告訴楊絳，胡適對他說：「聽說你做舊詩，我也做。」說著就在一小方白紙上，用鉛筆寫下了他的一首近作，並且說：「我可以給你用墨筆寫。」只記得這首詩的後兩句：「幾支無用筆，半打有心人。」
一次陳衡哲對楊絳說，「適之也看了你的劇本了。他也說，『不是對著鏡子寫的』。他說想見見你。」
「對著鏡子寫」，楊絳不知什麼意思，也不知是否有所指，楊絳沒問過。胡適想見見楊絳，她當然很開心，因為她也實在很想見見他。
陳衡哲說：「這樣吧，咱們吃個家常tea，你們倆，我們倆，加適之。」
胡適自認是楊絳父親的學生
安排停當後，楊絳和錢鍾書照例帶了剛出籠的雞肉包子到任家去。包子不能多買，因為總有好多人站著等待包子出籠。如要買得多，得等下一籠。他們到任家，胡適已先在。他和錢鍾書已見過面。陳衡哲介紹了楊絳，隨即告訴她說：
「今天有人要來闖席，林同濟和他的ex-wife（前妻）知道適之來，要來看看他。他們晚一會兒來，坐一坐就走的。」
不知是誰建議先趁熱吃雞肉包子。陳衡哲和楊絳都是胃口欠佳的人，食量也小。楊絳帶的包子不多，她們都不吃。楊絳記得他們三個站在客廳東南隅一張半圓形的大理石面紅木桌子旁邊，有人靠著牆，有人靠著窗，就那麼站著同吃雞肉包子，且吃且談且笑。陳衡哲在客廳的這一邊從容地為他們調咖啡，楊絳則在旁邊幫忙。他們吃完包子就過來喝咖啡。
晚上回家時，楊絳對錢鍾書說：「胡適真是個交際家，一下子對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稱『你的學生』，他就自稱是我爸爸的學生。我可從沒聽爸爸說過胡適是他的學生。」錢鍾書為胡適辯解說，胡適曾向顧廷龍打聽楊絳其人，顧廷龍告訴他說：「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兒，錢鍾書的夫人。」故而楊絳認為事先打聽，也是交際家的交際之道。不過錢鍾書為楊絳考證了一番，說胡適並未亂認老師。
不過，最值得追記的是，楊絳、錢鍾書與傅雷一家的交往。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