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50年前，教育家福澤諭吉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寫下了「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強調教育必須公平。隨後，他又寫道，「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論述了大學「自由獨立」的重要性。受此影響，梁啟超寫下了「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人進步」的警示名言。
一個半世紀過去了，中國教育雖然取得光輝燦爛的成績，但依舊遠遠落後於鄰國日本。特別是大學教育，東京大學培養了10名諾貝爾獎得主。而中國的諾貝爾獲獎者莫言與屠呦呦竟都是「三無人員」。
中國的諾貝爾獲獎者莫言與屠呦呦。
除了頂尖學者外，中國大學生的就業情況也不容樂觀，眾多剛畢業大學生的待遇還不如農民工，這從全世界看都是不正常的。與此相對，日本大學生在2015年的就職率為96.7%，畢業大學生的首份工資是打工者的近一倍。
除了「高不成，低不就」外，中國教育還存在嚴重的資源分布不公平問題。能夠獲得國家財政補貼的「211、985」學校，北京有26所，而高考大省河南卻只有一所。學區房也是同樣，學校招生劃片，「誰也不能動別人的乳酪」。在高考方面，想進入北京大學，地方省份考生大多需要「狀元」身份，而北京考生則不然。
中國教育還存在嚴重的資源分布不公平問題。
日本共有86所國立大學，其中東京有12所，學校最多的是日本中部地區，有16所，沖繩大學也是國立大學。日本並沒有所謂的「重點大學」，每個學校拿實力說話，有科研成果的可以多拿一些經費，沒有的則要少一點。招生同樣如此，日本大學自主命題，考生想考哪個大學便可以考哪個。於是，日本出現了一個特殊的學力判斷標準「偏差值」。偏差值與大學、學科密切相關。比如說東京大學理科三類的偏差值是80分，而偏遠的鹿兒島大學等則以55分的成績在國公立大學偏差值排名中墊底。學生根據自己的偏差值，報考大學。
能夠實現「量力而行」得益於日本憲法規定的「遷徙自由」制度，只要你想，誰都可以在東京落戶。而想當北京人，卻是要擠破頭的！
而想當北京人，卻是要擠破頭的！
經過十年文革動亂，1977年，中國恢復了高考制度。但一開始，高考就被打上了「論出身、論背景」的印記。而如今演變為「論戶口，論老爹」，也算是一種「進化」。日本雖經歷二戰，但在教育上卻沒有受太大影響，這源於日本「教授治校」的理念。行政人員只是輔助人員，學校的大事，都由教授會決定。
再看一下中國各大學的校訓，出現最多的詞語便是：愛國、自強、求實、厚德博學，這與中國歷史的遭遇密切相關。而日本大學則多標榜獨立、自由、以質取勝。從理念上，日本學校更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中國大學多「眾理輕文」，而在東京大學在成立之日起便強調「文理並重」。
東京大學在成立之日起便強調「文理並重」。
雖然大學在起步階段，多被達官貴人壟斷，但經過時間的洗禮，日本教育早早的就實現了公平，進入了國際化。而中國大學卻依舊在為教育公平而奮鬥。不僅是教育問題，醫療、住房等問題也急需解決。在改革的過程中，戶籍制度被認為是最大的障礙，而最大的阻力來自於既得利益者。
這就是江蘇、湖北民眾為何如此反對教育部、發改委「攤派名額」的原因。既得利益者不付出，反而讓非既得利益者犧牲。為了維護一部分弱者的利益，而犧牲另一部分弱者的利益，這顯然違反憲法規定的公平原則。
從公平這個角度看，中國教育比日本落後150年。(以上皆為網路圖片)
目前，日本各大學的培養模式已經進入了國際化階段，學生的視野也更加全球化。而中國的高中生還在為能不能上個好大學擔憂，大學生還在為能不能找到工作發愁。「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人進步，少年不公平則國不公平。」從公平這個角度看，中國教育比日本落後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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