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Teresa Teng，1953年1月29日－1995年5月8日）是一位在亞洲地區和全球華人社會極具影響力的臺灣歌唱家，亦是20世紀後半葉最富盛名的日本歌壇巨星之一。她的歌曲在華人社會廣泛的知名度和經久不衰的傳唱度為其贏得了「十億個掌聲」的美譽，「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被尊為「亞洲歌唱女王」。對華語樂壇尤其是中國流行樂壇的啟蒙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時至今日，仍有無數歌手翻唱她的經典歌曲向其致敬，被譽為華語流行樂壇永恆的文化符號。
鄧麗君這個名字在華人世界的知名度，超越了一切政治、文體人物。將近四十年以來，她的歌聲從靡靡之音變成了華語經典，滋養了一代代人。然而大陸對鄧麗君的追捧卻基本來自民間，官方對她的態度一直模糊不清，在她活著的時候，央視沒對她進行過任何報導。本文試圖在這種「官冷民熱」的大背景下，釐清鄧麗君在大陸的「解禁」史。
一、1979年以前「又黃又反」以「俗」之名被禁
標誌事件：1980年，中國音協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專門展開對鄧麗君歌曲的討論與批判。正統學院派的專家認為，鄧麗君的一些歌曲內容比較灰暗、頹廢，屬於「靡靡之音」、「黃色歌曲」。並特別對她翻唱的《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曲的主題指向提出了質疑。
鄧麗君生於1953年，年少成名，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是名滿臺灣的小明星了。而彼時大陸的文革正搞得如火如荼，兩岸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所以大陸聽眾在文革後才零星聽到鄧麗君，而那時，她其實已經把事業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鄧麗君在日本共推出8張大碟及12張個人單曲唱片，成為整個亞太地區的明星。
在70年代後期，大陸聽眾聽到鄧麗君的歌聲，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偷聽敵臺和翻錄磁帶。在那個年代，基本除了大陸的電臺以外，都是「敵臺」。而大陸的電臺又不播任何的鄧麗君歌曲，所以，收聽鄧麗君=收聽敵臺。好在文革之後，收聽敵臺已經不是什麼特別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評教育，至多背個處分，與文革時動輒面臨勞教甚至判刑的風險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收聽「敵臺」的風險降低，是鄧麗君流行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通過翻錄磁帶收聽鄧麗君歌曲，則屬於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權。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海內外交流日漸增多，使鄧麗君等港臺音樂磁帶得以通過私人攜帶的方式來到大陸。當時人們還沒有太多版權意識，一盤原版磁帶可能會被翻錄上百次，而每盤翻錄的磁帶又會被聆聽上百次。
鄧麗君之所以在那個年代突然「爆紅」，與其唱腔和歌詞內容密不可分。被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幾十年的人們發現，歌曲竟然還能這麼唱？歌詞竟然還能這麼寫？人們禁錮的大腦瞬間被開闢了一片新視野。而由於兩岸聽眾對鄧麗君歌曲欣賞的不同步，使得在臺灣經過十年傳播而積澱下的幾十首好歌，在同一時間「砸」向了大陸聽眾，使大家在很短的時間就愛上了這個聲音。
然而那些讓鄧麗君為人喜愛的特點，恰恰成為她被禁的理由。鄧麗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黃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與喇叭褲、蛤蟆鏡等一道成了老師家長眼中會「教壞小孩」的東西。而把鄧麗君歌曲上升到「毒草」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國音協西山會議。
會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來》。因為「君」字與鄧麗君名字相同，如今「何日君再來」常被用於懷念她的演唱會或文集名字。而在當時，《何日君再來》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無論從黃色還是反動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詞「人生能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從字面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與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屬於「黃色」；這首歌創作於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國之時，「君」指的是國家，或者說指的是國民黨軍隊，「何日君再來」有「何時收復失地」之意。從這個角度講，歌名與當時國民黨鼓吹的「反攻大陸」暗合，又屬於「反動」。
這樣一首「又黃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紅又專」的氣氛中被批判了。
二、1980-1981年敵對大陸的黃色歌手以「政」之名被禁
標誌事件：1980年，鄧麗君在演唱會上提出了她來大陸演唱的「條件」。1981年，鄧麗君又前往臺灣軍隊中勞軍一個月，並製作《君在前哨》記錄片。這樣的「涉政」表現使她的歌曲更難被大陸官方認可。
在兩岸敵對的年代，任何知名公眾人物都會無法避免地捲入政治之中。作為身在臺灣的歌手，祖籍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的鄧麗君也不能免俗。
就在大陸音樂界人士開會批判鄧麗君之後不到半年，1980年10月4日，鄧麗君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了一場義唱，門票收入全數捐給公益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