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多半農村老人過的日子都是生不如死。（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4月16日訊】2008年聯合國給出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最低貧困線是每天生活費1.25美元，大概合人民幣8塊錢，那麼一個月是240元。但這是15個最不發達國家的貧困線，而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早已脫離貧困國家，號稱進入小康社會。但是我國的貧困農村老人竟然每天養老金只有0.36美元，即便加上低保，也只有0.93美元，可見中國農民生存權無保障的嚴峻狀況。
農村老年人的困境
筆者老家是河北南部農村。過年時，村裡一個63歲的老年婦女上吊自殺了。這個自殺案例其實並不典型，我在網上找到武漢大學劉燕舞老師的研究論文以及對其研究成果的介紹性文章，發現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是年輕人三倍以上，是外國老年人自殺率的四倍多。湖北京山縣是個典型，這裡超過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殺方式。據劉老師的研究，自殺的主要原因一是病痛難以忍受，二來是生活絕望。但這兩種原因的背後都是生活貧困。
現在六十多歲的老年人雖然也趕上計畫生育，但是大部分農村老年人還是生育了不止一個子女。不過他們的子女往往在外打工謀生，很難生活上服侍老人。加上社會風氣敗壞，尤其是年輕人常年在外，已經喪失了受鄰里輿論約束的環境，人們普遍不再重視孝道。而且老年人的子女本人還要養兒育女，生活也不易，用於給父母養老的財力和精力就很少了。其實大部分農村子女僅限於給老人提供基本的糧食和生活用品，老人基本都是要做家務的，不少還要干農活打零工，甚至補貼子女。用一位農村老人的話說，「小車不倒只管推」。什麼時候病倒不能動了，就靠子女了，靠不住的就在淒涼中離世了。如果老人喪失勞動能力，即便是子女不嫌棄，老人因為無法獨立生活，也會活得非常沒有尊嚴。
春節期間我在河北磁縣做了一點調查，因為普遍貧窮，說的嚴重一點，一多半農村老人過的日子都是生不如死。在岳城鎮農村遇到的一戶困難家庭就非常有典型性。
周樹文年近七十，因腦血栓無法做家務，而且耳聾。86歲的老母親在當家做家務。
這一家的男主人周樹文將近70歲了，因為中風只能坐著，不能活動了，更不要說做家務勞動，而且耳朵也聾了大半。周樹文年輕時因為窮娶了智障女人，沒有生育，但是收養了一個孩子，現在孩子剛二十出去打工了。當家的是86歲的老母親，做飯也是老人家的活。這一家病老殘之人，靠62歲的智障兒媳在水庫邊上種田勉強活著。週到房子已經破的不能住人了，現在他們住的房子是周樹文的弟弟的。弟弟帶著一家人在外打工也幾乎無力再照顧母親和哥哥一家。
這是他們家主要的食物——玉米麵餅，有的已經發霉。
目前的新農保政策和貧困救助政策
我國目前農民養老實行所謂新農保政策，60歲以上農民的養老金包括兩部分：基礎養老金和個人養老金。其中的基礎養老金由政府提供，2009年開始試點時是每人每月55元，到2014年全國已經普及，標準上調到70元。個人養老金部分其實是自己交的保險費加上少量國家補貼和利息，再按照平均壽命分攤到每個月。因為實行年頭少，交過保險費的農民能多拿幾十塊錢到一二百塊錢。不過大部分貧困地區的農民只能領到基礎養老金。像周樹文這樣的家庭還要靠這點可憐的養老金過活。70元目前在糧食掉價的情況下可以買到60斤玉米麵，勉強不至於餓死，但是基本的水電都消費不起了。
對於困難戶，國家有低保政策。但是首先低保水平很低，在河北農村基本都是110元左右。這比養老金略高一點點，但是對貧困老人來說，有沒有低保是能否活命的關鍵。其次，低保的發放基本都是村幹部說了算，所以人情低保佔了很大一部分。有位熟悉低保事務的村民說，1/3是確實窮困的，1/3是完全送人情的，還有1/3是有爭議的以及能耍賴皮的。我到河南，河北，湖南等很多農村，大體上低保都符合這種三三制。對周樹文一家來說，他們夫妻倆都有低保，一個中風一個智障。但是他86歲的老母親沒有吃低保，因為她還有個兒子，儘管這兒子根本顧不上老母親。
除了低保政策，國家還有專門的扶貧政策。但是扶貧對象不是個人，而是貧困村。扶貧往往是支持某些人搞養殖種植，送些扶貧羊，扶貧大棚等。對於貧困的農村老年人，尤其是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根本無法受益。其實扶貧政策的受益對象基本上都是關係戶，公平性比低保更差。
對於周樹文一家來說，一個月靠三份養老金和兩份低保大約有430元的收入，另外種點地多少能貼補些糧食蔬菜。如果86歲的老媽沒有病，還能勉強維持生存，但這樣搖搖欲墜的一家人將來怎麼活命確實是個未知數。
提高農民養老金的可行性
2008年聯合國給出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最低貧困線是每天生活費1.25美元，大概合人民幣8塊錢，那麼一個月是240元。但這是15個最不發達國家的貧困線，而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早已脫離貧困國家，號稱進入小康社會。但是我國的貧困農村老人竟然每天養老金只有0.36美元，即便加上低保，也只有0.93美元，可見中國農民生存權無保障的嚴峻狀況。
因此許多有識之士大聲疾呼，要把農民的基礎養老金盡快增長到每月300元。城裡人可能看一場球賽的票價都不止300，但是一個老無所依的農民卻可以靠三百元有尊嚴的活下去，他們不用再哀求子女奉獻孝心，只要自己還能動，就能有獨立的生活和人格。
我國60歲老年人大概1.7億，而農村老年人佔六成，大概一個億。如果每人每月給300元，那麼一個月是300億，一年是3600億。這個數字初看起來很龐大，但考慮一下2015年政府財政收入已經達到15.2萬億，而3600億只佔2.4%，就知道這個數字並不高。儘管如此，一下子拿出3600億，大概相當於去年的警察開支，肯定也夠政府撓頭的。那麼就退一步，按聯合國的最低貧困標準，一個月每人240元，每年財政支出大概2600億，只佔2015年財政收入的1.7%，佔GDP的3.8‰，這個數字肯定是可以擠出來的。
首先，扶貧款其實用於農村老人就是最好的用途。2015年國家大概拿出460億專項扶貧款，今年拿出的更多，以至於基層扶貧幹部都不知道怎麼花扶貧款。其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靠打工就可以脫貧，真正需要脫貧的是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所以這筆扶貧款直接分給農村老年人就能達到最好的扶貧效果。否則也是做了腐敗分子的人情。
其次，雖然反腐有一定成效，但是三公消費基數龐大很難消腫。只要看看各地各級政府裡無數的公車就知道大有潛力可挖。看看2015年中央級商品和服務支出裡面，除了可以見人的26種花費之外，還有2644億的其他商品和服務消費。也就是說，把這一筆見不得人的消費用於農村養老，其他什麼都不用動就可以解決了！
再次，有些支出，比如武警支出每年一兩千億，完全可以省不少。既然已經有了警察，還養那麼多武警幹什麼？我去過多倫多市議會和安大略省議會，偶爾見一兩個巡警而已，根本沒那麼多警衛人員。軍費增長速度也超過了GDP和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其實也是不必要的。我們又不像美國當世界警察，搞好外交的目的就是節省軍費享受和平紅利。
我們再看看每年高達5萬多億的財政轉移支付，裡面很多項遠遠沒有給農村老人養老金更有急迫性和正當性。比如「成品油稅費改革」轉移支付770億元。既然高速公路收費世界第一，油價居高不下，為什麼還要納稅人支付770億給工資獎金福利優厚的三桶油呢？再比如「體制結算補助」，是補給一帶一路，京津冀，長三角建設的。這基本上都是發達地區，尤其是長三角本來就是全國最富裕地區，用得著再補貼巨額資金嗎？
財政收入再怎麼緊張，從龐大的15萬億的國庫收入裡，拿出不到1/40解決全國農村老人的生活問題，是完全能夠做到的。再不濟，連1/60的財政收入也拿不出來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提高農民養老金的正當性
對於提高農民養老金，反對的聲音各種各樣。首先是財力無法承受的問題，這個問題上面已經有瞭解釋。僅僅中央政府一級的說不清的其他商品和服務一項就可以使得全國一億農村老人一舉脫離聯合國最低貧困線。其次，不少人反對的是，憑什麼給農村老人錢？他們做了什麼貢獻？也就是給農村老人養老金的正當性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國家為什麼可以把原來的國企職工和企事業公務人員養起來呢？因為計畫經濟時期，國家實行的是低工資，故意壓低工人的工資，把該給職工的福利都積攢在國家手中去製造原子彈和大工業去了。可是不要忘了，地位更低下的農民，則是理論上除了吃飽肚子的飯，不能有任何結余的。發展工業的基礎是靠剪刀差明目張膽的剝削農民，以至於農民吃飽肚子都很困難。城市戶口的人尚有各種票證保證基本生活，農民如果不養個雞鴨，連油鹽醬醋的錢都沒有，也不會有各種票證的配給。論勞動強度，農民比公務員大；論貢獻，都是給國家做貢獻；論福利，公務員比農民福利好得多。等到現在大家都老了，公務員有退休工資還可以年年漲，但農民這點養老金不夠賽牙縫。本來農民在毛澤東時代就遭受了三十多年剝削和壓迫，在鄧江時代還遭受各種苛捐雜稅，到胡溫時代剛剛擺脫沈重的負擔。國家欠農民的太多，現在略微做一點補償難道過分嗎？公務員每個月平均五六千元左右，農民拿十分之一都不行嗎？
現在許多老年農民有過到城裡當農民工的經歷，他們被被榨干了血汗之後，被迫回到農村再靠每月70元的養老金度日。政府虧欠中國的老年農民太多，現在為了面子開始想盡快使得貧困人口脫貧，但沒有考慮怎樣脫貧才有效。脫貧數字不應該僅僅是面子工程，而應該真正改善民生。那麼多農村貧困老人沒有經濟能力，靠70元一個月過活，扶住他們不就是最大的扶貧嗎？
一提到人權，中共政府總是說什麼生存權發展權，農村老人現在就是掙紮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救助農村老人，就是最大的人權。
問題和展望
儘管標題就是大聲呼籲，但是我對官方能做出回應並不報太大希望。因為他們把錢花到什麼地方，一來要平衡各種力量，也就是誰聲音大、力量強誰分的蛋糕就多；另一方面要有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比如修高速、建高鐵、蓋大樓。而農村老年農民是最弱勢的一群，連上訪的能力幾乎都沒有，即便是悲慘離世也激不起任何風浪。反過來說，即便給他們上調養老金，還是生活困難，不會總體上改變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形象。總之，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政府絕沒有動力去順應選民的意志，把真正的公共利益放到首位。
所以，要想真正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不是GDP有多高，也不是政府的財政收入有多大比例，而是是否有一套從地方到中央真正負責任的政府。而負責任的政府只有在民主選舉民主監督的情況下才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