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統高克在上海同濟大學演講譴責共產主義（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3月26日訊】近來變得有些沉悶的環球時報，今天終於以它一貫擅長的指鹿為馬的社評打破了沉悶。這篇《祝賀高克訪華輕易過了西方輿論關》，不顧23日德國總統高克約請上海同濟大學師生談話的主旨——以自身在東德生活的經歷和德國歷史為鑒，譴責獨裁政權，慶幸現年76歲東西德統一前曾在東德從事民運的高克對我國改開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深懷敬意」，只批評當年的東德婉轉的提出「人權」問題，滿足了德國和西方輿論對他在華「講人權」的期待，他算「過關」了，脦瑟道：高克的價值觀盡人皆知，他在尊重中國主人的情況下注意說話方式、甚至拐彎抹角地說幾句有關人權的話，不會讓中國感覺不適……如果美國領導人來中國時也反思他們有過的麥卡錫主義或者當年對印第安人的屠殺，我們同樣不會介意……
一邊所有的黨媒都不引用高克講話，人們不知道他說了什麼，一邊拎出幾句話加以曲解，自說自話地把關在門裡被打臉的過程全隱瞞了，這不是活脫脫一副無賴嘴臉嗎？以為所有受眾都不會看到這篇講話，即使看到到也弱智到無法理解其含義，還把東西德的對立與美國歷史攪合到一塊，驢唇不對馬嘴，不是掩耳盜鈴又是什麼。這裡就摘錄一小段高克的講話看看：
從幼年直到成年，我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生活了40多年。官方宣傳讚其為兩個德國中「更好的」那一個，但並非如此。這個國家作為共產主義國家聯盟的一部分依賴於蘇聯，它剝奪自己人民的自主權，限制民眾出國，並對那些反抗領導層意志的人加以羞辱和懲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應當為多數民眾的利益服務、結束剝削、抵制人的異化，並由此開啟一個幸福與滿足的時代。但當時的問題是，大多數人既未得到幸福也未得到解放。而且整個制度缺乏真正的合法性。沒有自由、平等、秘密的民眾選舉。後果就是信譽的缺失，以及與之相聯的一種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不信任文化。與東德的情況相反，西德戰後很快就建立了穩定的民主體制，實行三權分立原則，確立依法而治的法治國家。從納粹分子濫用法律為其罪行辯護的經驗中，新生的西德民主吸取了一個核心教訓，即權力決不應再凌駕於法律之上。德國法哲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的話從此成為準繩：「法是追求正義的意志。」而這也是西德取得經濟成功的重要基礎。社會市場經濟離不開運轉良好的法律制度。這個認識曾經在德國並非理所當然。德國雖然是啟蒙運動的故鄉之一併貢獻了其中幾個重要的思想家——此處只提一下康德，但是國家及各式各樣的知識份子久久卻不願認識到，諸如公民自由等啟蒙運動的價值具有普適性。很長一個時期，德國反而為自己要求文化上的特殊地位；按照這種例外主義，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正確的事物，對德國卻不一定適用。直到發生了納粹政權的災難及其在二戰中失敗之後，西德才開放地接受啟蒙思想的基本原則，即不可剝奪的人權和法治，三權分立，代議制民主和主權在民。人權並不受空間或時間的限制，而是與個人的本質密不可分。1989年，這一認識終於也在東德和整個中東歐贏得了勝利。事實表明：人對自由的嚮往總會為自身開闢道路。出於這一原因，物質財富或社會地位無法持久替代個體的自由權利。即使人權的普適性還沒能使每個人都實際享有這些權利，比如由於政治上的剝奪，個人仍然也可以援引這些權利作為依據，尤其是可以援引聯合國大會近70年前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份文件絕不僅僅是西方的作品。恰恰相反：起草委員會中也有來自亞洲、拉美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識份子，而委員會的副主席則是一位中國人……
高克提到這位中國人可以說是點到了中國問題的死穴——反現代文明的價值觀。這位中國人叫張彭春，1892年生於天津，畢業於南開學校，1910年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教育學、哲學，同時鑽研戲劇理論和編導藝術。1916年回到天津，協助其兄教育家張伯苓主持南開中學並任南開大學教授，兼任南開新劇團副團長，同胡適、徐志摩、梁實秋、陳源(西瀅)等文友籌備組織文學社——新月社。抗戰期間擔任國民政府外交官。1946年1月，張彭春赴倫敦擔任聯合國創辦會議的中國代表，會後他被任命為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理事會的中國首席代表，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直接參與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後移居美國，1957年7月在美逝世。
更令人無語的是，我國尚未批准由《世界人權宣言》發展而來的1976年3月生效的160多個國家正式加入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今年3月1日，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律協副會長朱征夫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若中國能在保留某些條款的前提下適時批准公約，並通過相應的國內立法協調實施公約相關規定，將對防範刑事司法中的冤案錯案，保障公民的各項權利發揮歷史性作用。前中國人起草的全世界遵守的公約，當代中國人尚未認可，這不是極大的諷刺嗎？是進步還是倒退，一目瞭然。黨媒還因人家說話婉轉沒點破而自鳴得意，這不是賤到骨子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