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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總願意回憶；就是坐監獄的往事也令我神馳。我行年七十有七，有幸64年中都是在共產黨治下生活的。像黨報常說的：在「偉光正」黨領導下，生活在「幸福的毛澤東時代」。期間22年的青壯年時期是在勞改監獄中渡過的。坐共產黨的監獄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很願意回憶它。
1957年共產黨以本黨整風之名，用「陽謀」的方法在知識份子中抓人，這一次給這批要抓的人起名叫「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我當時在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因為犯了「右派言論罪」，戴上了右派帽子（注1）。共產黨和政府（下簡稱：黨府）「寬大為懷」，對「敵矛」右派，按「內矛」處理（注2）。我於1958年2月14日被抓進北京市第一監獄。從此，我在各個監獄輾轉關押勞改了22年，到1979年8月23日才把我放出來。26歲抓進去，48歲放出來。用小流氓的話說，是「勞改油子」了。於是我成了勞教右派中「迎來送往」的人——迎後進監獄的，送先出監獄的。
黨府對「右派言論犯罪」的勞改系列分為五個級別：勞動察看、監督勞動、強制勞動、勞動教養、勞動改造。從強制勞動那一級開始，動用警察看管之。比如稍後幾年創立的北京天堂河農場，就是強勞農場，它的管理方式較勞動教養寬鬆一點。在北京，就是將你「解除勞教」了，也是「二勞改」（注3），在所謂「就業」隊勞動，並不允許到社會上自謀職業。在黨府意識中還是「社會危險分子」。
據我的經歷所瞭解的，從關入監獄的級別看，對右派份子大部分是勞動教養一級，少數直接投入勞改（經法院判刑），或由勞教升級為判刑勞改。
從關入監獄的時間看，北京市市政機關、民主黨派、中央機關、高校中專學生、教育界、文藝界、工礦企業的右派們，凡是需要抓到監獄看管的，抓入時間，第一個高峰，大多數是在1958年2到5月之間，少數在5月份以後。經歷的路線大體是三條：從機關學校抓到第一監獄（北京半步橋），再分別轉押到①茶澱農場，或者②興凱湖農場，或者③洮河農場。從人數上看，以轉押到茶澱農場的佔多數。北京市關入監獄勞改工廠農場的右派總數有多少，黨府檔案未公開，無從知曉。僅我所在的茶澱農場，在1958年9月右派集中到三分廠後，共編成了四個大隊，約500餘人。散落在其他分場未被集中的，估計不少於300人，總數800人。其他兩地農場，各以400人估算，則北京市被抓入監獄的右派，應在1600人到1800人之間。
在北京，抓右派進監獄，不限於1958年初整風結束時期。第二個抓進監獄的高峰，是在1960年。那時發生了中華史上空前的人禍，和平時期三年中餓死了三千多萬城鄉居民。這一次抓進的右派，大多數是按原處分，如勞動察看再升級為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的。據我所知，北京在挨餓時期升級抓進來的右派，他們的分配路線基本上不到農場了，大部分是到北苑、良鄉等勞改局所屬工廠。為什麼？因為那時（1960年）我所在的茶澱農場於家嶺分場正是一個死人的墳墓。我是那裡還有一口氣苟延殘喘的活人。幾次合併小組（因為一個組走、死了一半，就只能兩個組並在一起）。記得1960年末，我所在的組只有我們兩個人，晚上也沒有警察進大院裡來「晚點」了（注4），沒有電燈沒有人聲，一片漆黑，是一個死的世界。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可能把新關進來的右派再送進此地。
升級關押改造的右派份子有多少，也不能期望黨府能夠公開。但也有一點追尋的線索：到1962年5月至8月之間，北京市公安局將各地各監獄（工廠、農場）關押的右派，都集中在北京南郊團河農場。這時，像我這樣1958年抓進來的，在集中的140多人中也就剩下三分之一了，約50人。其餘90人左右，都是1958年後升級進來的。
由1958年5月，估計關押的1600多右派罪犯，到四年後的1962年5月，就剩下50名左右的「精華」了；那些沒有集中到團河農場的，去向有二：第一，餓死了。還有自殺的。比如：我知道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四人兩名餓死（三局盧葦、汽車局何德一）一名自殺（汽車局徐某），就剩我一個。第二，解除勞教就業，少量回原籍了。茶澱農場餓死的右派有多少，同樣是黨府的機密，千古之迷也——我估計不會少於300人，他們長眠在「五八六」（注5）荒野裡。
下面我敘述一下全過程和最後結局。
勞動教養的關押時間：
北京市對勞教右派關押時間的處理，可能是全國沒有先例的。
（1）1958年2—5月抓進監獄，一律不定期限（這比判刑勞改尤甚之）。一直關押到1961年5月24日，對大多數右派，此時已經關押了3到3年半。
（2）1961年5月24日茶澱農場各分場集中一起開大會，會上由一個轉業大兵宣布每名抓進來的右派勞動教養定期。有1年、2年、3年的（我被定期3年）。
（3）但是這個定期，從宣布之日算起！那麼以前關押的3年多算什麼呢？黨府從來不做答覆和解釋——我的理解是：用警察手段將你與世隔絕，因為「不拿槍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可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也。
（4）宣判定期三年者當然繼續關押了，到1964年5月23日應該放人了。沒有那回事！黨府連對這些勞教人員都再一次失信！實在匪夷所思。不知世界司法史上有無先例——「偉光正」者此之謂也！
（5）那麼，關押到何時呢？我們問黨府的管教隊長，答曰：不知道。繼續勞改，又過了六年，到了1969年10月。這時，「偉光正」黨的頭號消滅了原2號，新2號發布了「清除令」。於是共和國前主席和他當年命名次序為第五的右派，被一起清除了北京；殊途同歸，同國家主席一起押送「離京」對後者也算「榮幸之至」！
（6）1969年10月以後，「偉光正」黨「九大」新的權力分配告一段落了。有了林氏的清除令，北京市黨府不能不處理我們這些牛鬼蛇神了。於是，這一批已經關押11年多的150多名右派，有了以下去向：
①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有家者，解除勞教，不論摘帽與否，一律發配到晉東南長治地區王莊煤礦「苦役的幹活」，約90多人；
②家在其他城市的，屬於解除勞教者，不論摘帽與否，一律遣返，由原籍黨府公安局處理，或關押或自謀出路，據瞭解大部分仍送去「二勞改」，如四川省就是。約20多人。
③家在三大城市，既不解除勞教也不摘帽的「死頑固分子」，約30餘人，押送河北省公安廳管轄的沙河農場（地處邯鄲地區沙河縣）繼續關押改造，其中有我（後來又升級到8年勞改）。其他人在1970年以「社會危險分子」的名稱，交「冀魯豫老解放區」進行群眾專政、管制。當局認為那裡的「革命」群眾覺悟高，會管好這些右派。此時有個別的人「原始罪行」不是右派，例如文化名人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女隊），就和我們關在一個農場裡。
以上，是我經歷的北京市勞教右派的全過程，作為歷史陳蹟，記錄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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