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網路）
【看中國2015年09月12日訊】
一、中國的貧富差距是畸形的
中國的基尼係數已超過0.5，比美國的0.4還要高。美國的自由經濟主義佔主流，二次分配的調整政策沒有歐洲的幅度大，中國則基本上沒有二次分配的調整。所以，拋開二次分配的調整不談，中國的基尼係數也不應超過美國，為什麼？
1、在私有制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國家中，資產收入，是其產生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資本主義國家經過長期發展，個人手中掌握整個國家的主要生產性資產，包括土地。絕大部分的生產性資產歸個人所有，資產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是資本主義國家收入出現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社會主義理論，也是以此來批判資本主義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私有經濟雖然獲得高速發展，但全國生產性資產的總量中，國有資產仍然佔據大部分，那些資本密集性行業，大多為國有企業或外資企業。中國個人手中掌握的生產性資產佔全國生產性資產的比重，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少很多。大部分的資產收入是國家收入而不是個人收入。而且中國的土地歸國有，土地收入也是國家收入，而不是個人收入。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邏輯，即使中國現在已經允許資產收入存在，由於個人擁有的生產性資產佔全國生產性資產的比重沒有資本主義國家大，貧富差距也不應超過資本主義國家。
2、美國是資本技術輸出大國，全球化給了這些資本技術獲取更高利潤的空間。由於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會帶來經濟要素的跨國流動。同時這種經濟要素的流動，又會均衡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但在國家主權對市場進行分割，經濟要素流動受到阻礙的情況下，國家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可能被拉大。冷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鐵幕」，阻礙了經濟要素的流動，拉大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最突出的表現是，人民收入出現高達十倍以上的差距。人民收入差距也是勞力成本差距，蘇東巨變與中國的開放打破了這個「鐵幕」，給了美國資本向勞力低成本窪地流動的可能性和廣闊空間，因而這些美國資本可以獲得比在本國投入更高的利潤，美國的這些富人因此更富。同時，美國資本低成本選擇的投資，潛在地減少了本國的投資，遏制了製造業的發展，縮減了美國的就業機會，可能擴大貧困群體。所以，打破「鐵幕」是全球化的一個跳躍式發展。所謂跳躍式，一是封閉的時間很長，帶來差距的巨大，二是封閉是在很短時間內解除，在封閉解除的最初一段時期內，必然帶來擁有雄厚資本技術的美國富人更富，美國的貧富差距必然擴大（隨著經濟要素流動的均衡作用，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勞力收入即勞力成本也會提高，美國資本在勞力低成本國家的收益會出現邊際遞減，但在打破「鐵幕」之後的一二十年，仍是美國資本的高收益期）。而美國基尼係數仍然沒有超過0.4，比基本沒有資本技術輸出的中國的0.5還低。（中國也有一些資本輸出，但大多是國家而不是個人資本輸出，主要是為了取得資源，而且不是向成本低窪地的流動，不可能帶來利潤的大幅增加）
3、在市場經濟中，大規模系統性新技術出現的最初一段時期，會帶來貧富差距的擴大。新技術與資本相結合產生的新產品，因其剛出現時的高價格，會使技術與投入此一技術的資本獲得巨額利潤（包括出賣技術的收益），由此會迅速擴大社會貧富差距。近十來年的技術進步，莫過於信息技術的突破及其在實用領域的擴展，而美國在信息技術的突破和應用過程中，是主力軍，大部分的技術由美國創新，美國人因技術創新獲得的財富比任何國家都高，但這只是美國少數技術和資本擁有者的收入，大部分的美國人民並不能直接獲得這種收入，從市場邏輯上看，美國的基尼係數應該比任何國家高，但它仍然只有0.4。而中國並沒有什麼能夠獲得巨額財富的技術創新和擁有創新技術的個人，基尼係數卻超過0.5。
顯然，上述市場與私有制經濟中可以拉大貧富差距的三個主要因素，中國都不具備。中國改革開放後，由於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會產生貧富差距，但絕不會比那些長期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國家更高（不考慮二次分配的調整），更不會比美國更高。我現在仍然找不出能夠使中國基尼係數超過0.5的市場因素和私有制因素，唯一的解釋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是由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帶來的，而是由權力帶來的。這也是大多數國人的認識和現實。比如，我們有的網友搜索到，中國的億萬富翁百分之八九十是高幹子弟，明顯與他們的權力背景有關，還有眾多的中國學者從中國強勢企業的結構等方面，分析出中國掙錢莫不與中國的權力和行政壟斷相關，也證明了中國貧富差距主要根源於權力生成（這種論述和例證很多，這裡我不多言）。
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產生的貧富差距，與權力生成的貧富差距存在明顯的區別，權力生成的貧富差距是畸形的。
二、市場經濟產生的貧富差距更合乎社會倫理
權力是一種強制力，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本身並不可能創造社會財富，如果運用強制力去獲取利益，只是一種社會財富在社會個體之間的轉移，是掌控權力者把他人創造的財富通過權力的強制力轉變為自己所有，完全是一種壓迫和剝奪，所以並不符合社會倫理。這種貧富差距也是產生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
技術生成的貧富差距，是有人創新，有人沒創新帶來的貧富差距，創新者通過技術和技術產品市場獲得比其他人更多的收入，無疑是合理的，因為由於技術的產生和應用，可使社會財富大幅增加，技術創新者獲得的收入，是增加的社會財富，是廣義上的按勞分配，所以由技術帶來的貧富差距符合社會倫理，也符合我們一般的認知原則，這個可能爭議不大。我們「仇富不仇袁隆平」，正是這一認識的體現。
由資本利潤生成的貧富差距，則存在爭議。通常我們說資本利潤是剝削工人所致，此議有賴具體分析。資本介入現代生產，是源於機器生產和規模經營，機器生產和規模經營可以使生產效率呈幾何級數提高，或者說，可以使社會財富呈幾何級數增加。所以，資本利潤，是由其參與生產，並因其參與而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帶來的，資本利潤是社會增加的財富中的一部分，因而是合理的。當然，現代工業生產，是資本、技術與勞動相結合的組織化生產，財富由資本、技術與勞動共同生成，要在資本、技術與勞動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可能不盡合理，資本利潤過高而勞動報酬大少，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機制來促使其不斷走向合理化，但並不是資本不能取得利潤。顯然，資本獲得的利潤比權力通過強制獲得的收入更合乎社會倫理。一個通過資本和資本經營獲得巨額收入的人，即便他在企業的分配中利用資本權力，擠佔了技術勞動的收入，使分配不盡公正，也與那些完全通過權力和暴力取得的財富，更為合理，更能為人們的認識所接受，其根本原因是資本收入是社會增加財富中的一部分，而權力沒有增加社會財富，是從別人手中奪來的。
經濟發展常會在地區行業之間產生差異，由此帶來經濟要素價格產生差異。商品匱乏與過剩，會帶來商品價格差異；人口密度和利用水平不同導致土地價格差異；收入水平不同導致勞力工資或勞力成本差異；資本盈餘或稀缺導致資本利潤差異；技術水平高低導致技術價格差異等。要素價格差異推動要素流動，流動過程中也會產生貧富差距（要素價格差異帶來獲得利益的可能，而利益追求則導致要素的流動），但這種經濟要素的流動，可以均衡要素價格和要素分布，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和過程，因而在其均衡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儘管這種流動並不是社會財富的增加），也具有合理性。比如，美國資本技術向中國的流動，雖然使美國資本技術因中國的低勞力成本、低技術水平獲得巨額利潤，卻解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本技術瓶頸，可以大大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均衡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當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縮小時，中國的技術進步導致兩國技術水平差距縮小，中國人民收入提高導致兩國勞力成本差距縮小，則經濟要素流動因價格差異縮小而趨緩，市場機制的均衡作用得到實現。所以，通過要素價格差異追逐並獲得高額利潤，正是市場機制能夠發揮均衡作用的動力，由此產生的貧富差距也是必要的。
其實，貧富差距的合理性比貧富差距的大小更重要。市場經濟產生的貧富差距因其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上，與權力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產生的貧富差距，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同樣的貧富差距，由於生成的根源不同，帶來人們對其的認識不同。香港的收入差距也很高，基尼係數也超過0.5，但它是一個世界級的金融和貿易中心，是推動世界經濟要素流動的一個中心點，有獨特的經濟特點，其貧富差距主要生成於一部分人在全球的資本運作和商品交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香港的基尼係數超過0.5並未受到過多的指責，也未產生大太的社會問題。而中國的基尼係數超過0.5，則成了中國產生動亂的根源。中國人不是「仇富」，而是「仇權」。
三、不同性質貧富差距的不同特點
1、貧富差距生成的根源不同，導致人們的行為取向不同。當財富可以由權力生成時，人們便去追逐權力。中國歷史上的皇權爭奪，就是權力能夠帶來財富，以至於這種爭奪充滿血雨腥風，但權力並不會增加社會財富，人們絞盡腦汁去爭奪權力，無法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相反，絞盡腦汁爭奪權力，對絞盡腦汁去創新，用經濟學上的一術語來說，具有「擠出效應」，所以必定遏制創新，使社會停滯不前。曾有這樣一種說法，說在美國矽谷，只要有人在路上說一聲「我有創意」，路邊的樹上立刻就會跳下七八個投資者，爭相投資。而在中國，一個人只要有了權，就會門庭若市——不是有的廳長局長，向他送禮還要排隊嗎？這是什麼差別：體制、文化？又會帶來什麼差別：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當民主制度不允許權力通過強制力獲得利益時，人們要獲得財富，必須走市場經濟的三條途徑，即創新、積聚資本、推動經濟要素流動。這三條途徑，在上一節中已作分析，都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有利。所以市場經濟中人們追逐財富的動力，可以轉變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動力。
2、市場經濟雖然會產生貧富差距，但市場機制本身具有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當某一產業資本獲得高額利潤時，其他資本就會湧入，從而會降低先入資本的投資回報；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條件下，當某一地區某一行業勞力工資很高時，其他地區其他行業的勞力就會流入這一地區和行業，從而遏制這一地區和行業工資水平的提高，同質勞動的收入趨於一致；商品的自由流動，使同樣商品的價格趨於一致，從而使這種商品的生產者，包括資本技術與勞動的收入一致；等等。市場經濟的常識和實踐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在產生貧富差距的同時，也在遏制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實際上，自由的市場經濟從產生貧富差距的那一刻開始，同時也內生一種均衡機制，它通過經濟要素的流動和價格的變化，遏制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會產生貧富差距，同時通過市場均衡機制的作用，又會縮小貧富差距。而貧富差距本身就是推動經濟要素流動和價格變動的原因，也即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原因。社會就是在這種不斷產生又不斷縮小貧富差距的過程中發展。而且經濟要素包括商品、生產要素，信息的流動越通暢、越迅捷、越廣泛，貧富差距的縮小越快。按照這種市場機制均衡作用的機理，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內，經過市場機制的長期作用，貧富差距雖然不能被消滅，卻是可能逐步縮小，而達到一個合理水平。所以，我們看到美國雖然有擴大貧富差距的各種因素，如個人擁有巨額資本，有一批擁有創新技術的個人，以及世界上還有一大批經濟很不發達的國家，給了美國資本技術擁有者發大財的廣闊空間等，但它的基尼係數還是只有0.4；如果美國二次分配的調整力度更大一點，這一數據還會降低。而權力生成的貧富差距，並不具備自我調節的功能（民主制度具有調節功能，但民主制度也無由權力產生貧富差距的可能）。權力的壟斷和強制，使權力生成的貧富差距具有不可改變、固化和持續升高的特徵，最終會逼迫社會走向動盪。
3、權力取得的財富，由於來源於權力，使用這些財富，會導致生活的奢侈化。通過權力取得財富的人大部分不會積攢財富，並把這些財富作為資本投入生產。在工業經濟初期，資本的積聚對經濟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個缺乏資本的社會，是不會獲得快速發展的。而在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經濟中獲得財富的人，大都明白資本的作用和意義。大部分的資本家並不過分追求生活的奢侈化，有的在發展初期甚至於節衣縮食，因為其發展需要資本。一個處於發展期資金捉襟見肘的人，怎麼可能去奢侈呢。或許在發達後及資本出現盈餘時，可以奢侈一下，但對財富的愛惜，多數資本家高於胡作非為的弄權者。中國還處於工業經濟的發展初期，還要引進外資，但奢侈品的消費及奢侈生活、奢侈建設，卻令世界側目。這一方面反映中國有錢人的財富來源於權力強制，大容易了，不知愛惜，另一方面將使中國經濟發展缺乏後勁，沒有大量資本投入進行設備更新，進行技術研發，進行市場開拓，中國將可能永遠落後。所以，即便美國的貧富差距與中國相同，但美國那些富人的財產大多是生產性資產，或一旦有技術突破，就能迅速進入實業領域的資本準備，而不像中國的有錢人，忙於買房，轉移國外等等。中國經濟，前途渺茫。
四、結語
其實，合理的貧富差距並不可怕，因為差距是發展的動力——很難設想，一個沒有差距的社會能獲得發展。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沒這高低之差，人還能走，水還會流嗎？關鍵是要使這種貧富差距的生成符合社會倫理，並有利於經濟發展。所以，貧富差距的合理化比貧富差距的大小更重要。中國現在主要不是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而是貧富差距的合理性問題。當然貧富差距大太也不好，但只有在貧富差距走向合理，即真正由市場經濟而產生時，我們才可以通過二次分配的一些調整來縮小貧富差距，而不是企圖通過改變市場經濟來調整；因為正是我們的權力沒有從市場微觀活動領域退出來，才使中國的貧富差距畸形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