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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繩武，男，蒙古族，北京人，生於1939年11月12日。
我是成吉思汗的後代，祖先隨滿清入關來到北京，聽老人說，在清朝代代為官。我的祖父在清朝是個好官、清官、有正義感的官。在清朝末期，「鬧義和團」的年代，起初清政府支持義和團打洋人，後來清政府失敗，又與洋人訂了不平等條約，反手又捉拿殺害義和團。當時我祖父在山西大同府做知府，就是因為抗拒朝庭，沒有捉拿「義和團」而被罷官為民的。罷官後回到北京買了所小宅院閑居下來（後來也因禍得福，在「辛亥革命」時沒有受到任何衝擊）。辛亥革命後家庭更加沒落。我就生在這樣一個「前清遺老遺少」的沒落家庭裡。我的兩個伯父沒有上過新學，民國以後沒有幹過什麼工作，吃老本，是地道的「前清遺老遺少」。我的一個姑姑工詩詞、喜國畫，當時小有名氣。我的父親最小，民國後上的新學，後考入北京大學文學系，因參與「五四」學運而被當時政府通緝，無奈和幾個同學流亡日本，在日本工作多年，抗戰時在日東京（帝國）大學任客座教授。
我生在北京，三歲時父母因長期異地生活而離婚，我被送往日本東京。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級是在日本東京華人學校上的。當國人正在如火如荼抗日的時候，我看到的卻是日本人民良好的道德風尚、日本女人的善良、日本大學生在大街上的反戰遊行、被美國飛機炸成片片焦土的東京和日本人民的苦難（因此我不仇恨任何國家和任何民族，卻仇恨戰爭本身和鼓吹、發動戰爭的人。縱觀古今之歷史，凡戰爭都是少數利益集團為了爭奪自身利益而鼓吹、發動的。最終得益的是它們，流血犧牲、受苦受難而一無所獲的永遠是老百姓）。直到二戰後1947才又回到北京。回國後就讀於育英小學。這是一所當時號稱「貴族學校」的小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屬於基督教公理會，每週有四節「聖經」課。我又是個「住校生」，管理我們生活的老師都是修女，她們善良溫柔的形象，至今也還是揮之不去的回憶。我們課餘經常到公理會教堂裡去玩。我有兩個比我大近三十歲的叔伯姐姐，她們都是協和醫院的大夫。
協和醫院也屬於公理會，每逢聖誕節等重要教會活動，她們都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帶去參加，活動中還會遇到不少打扮得同樣漂亮的小同學，當時好不風光。我的初中也是在育英中學（後來改為北京二十五中）上的。雖然已經是「解放」以後，可師資還是老育英的班底；老「育英」的教會學校、貴族學校遺風，一時還是不好清除；思想自由活躍，課外話動豐富多彩；足、籃球校隊，育（英）貝（滿）合唱團，育貝話劇團……在學校系統都是名列前茅的；航模艦模活動與北京十三中（原輔仁附中）互爭伯仲（後來得知，在「反右」中該校教師被「劃右」者居多，尤其是歷史和語文教研室，基本上是全軍覆沒，「劃右率」超過百分之九十。有人說這也創造了一個「全國之最」。我初中校友「劃右」的比例也遠遠高出一般。如果說「育英」是「右派」的搖籃也未為不可）。高中是在北京一中讀的。這所學校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是北京校史最長的學校之一，「解放前」與河北北京中學相同，學生中以北方各省地主子弟、老式家庭子弟居多，校風和育英中學迥異。「解放後」舊北京一中那種封建古板的思想，容易被「共產主義」說教所取代。在同學們正沉浸在「被解放」的喜悅中，風風火火爭當「馴服工具」的時候，我已經感到精神的壓抑了。我沒有爭取入過「團」和「黨」，其實當時也沒有過多的想法，只是不願再給自己多找些「束縛」而已。
我在中學時代學習上沒有什麼好「成績」，不讀「死」書，也不「死」讀書，瀟瀟灑灑總也混個八九十分。讀了不少課外書，可「好讀書不求甚解」，也說不上得到了什麼收益；倒是因為好玩、好鬧，得了個「淘氣包」的雅號。
1956年夏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那時我只十七歲，歲數不大，思想的發育更滯後於年齡，還是一個玩不夠的大男孩。脫離了「家」的束縛，住進了美麗的燕園，步入了大學的生活；未名湖的塔影山色美，朗潤園的野趣更美；我把同學們「泡圖書館」的時間（當然還包括他們聽「黨課」搞「社會活動」的時間）全部交給了美麗的燕園；我的身心、我的學習就溶入在神奇的大自然裡。閒雲野鶴，與世無爭，我滿心打算這樣讀完大學，安分守己作一個科學工作者了卻一生。1957年5月19日大飯廳牆上開始貼出了大字報，第二天大字報己經鋪天蓋地，貼滿了大飯廳的東牆和南牆。「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像我這「不問政治」的「大男孩」當然也圍著看，開始看不懂什麼，倒是張元勛、瀋澤宜傳單式的長詩《是時候了》攪動了我平靜的思緒。又過了幾天貼出了成立「百花學社」的告示，它號稱是純學術組織，是自由的論壇。我抱著學習的目的在「百花學社」的成立大會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接著又參加了幾次「百花學社」的活動，直到「百花學社」被取締。6月中旬社會上開始了「反右派」運動；在北京大學，號稱「五•一九」的民主運動也同時被鎮壓下去。
1957年9月16日在物理系的大會上宣布了一批右派份子名單，其中就有我，還是極右份子。後來被定為學生三類處理：留校察看，繼續學習。我沒有過什麼言論，更沒寫過什麼大字報，系裡、班級裡也沒批判過我什麼，怎麼突然間就被劃成「極右派」了呢，百思不得其解，於是找系裡去問。他們的答覆是：你參加了右派組織「百花學社」，理所當然就應該是右派。就這樣還不滿十八週歲就糊里糊塗的成了「反動派」，一個不為人知的「小右派渣兒」。
開始「戴著右派帽子」繼續學習，感覺壓力很大，漸漸地我發現只要是離開了「公開場合」，大多數同學對我還是一樣的親熱，有些還表示為我憤憤不平。這些人把真誠的一面給了我（雖然不敢公開），把虛假的一面給了黨（雖然是公開的）。我不孤獨了，或許還有點欣然：只要我好好學習，堂堂正正做人，爭取更多人的同情和信任，就是最好的抗議。後來我看到凡戴著「右派帽子」的畢業生都給轟到大西北去勞動，他們的境況比「勞動考查」和「勞動教養」的都更慘，我逃離了學校。
回家後為了餬口打了「臨時工」，什麼苦活、累活都幹過。那個年代干「臨時工」的幾乎都是夠不上判刑或勞教的，流落在「社會」上的「黑五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碰到一起談天說地，苦中到也有點樂趣。在干臨時工的日子我結識了一位范老師，也是「右派」，是中學的語文老師，長我十歲。我們常在一起勞動，他一邊幹活一邊像教學生一樣給我講「政治」：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叫人權，什麼是民主和自由，要如何面對逆境……他愛唱歌，尤其是那一曲美國黑人歌曲「老人河」，渾厚的聲音如泣如訴，可又在悲傷中顯出剛毅。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每逢遇到難以逾越的逆境時，我耳邊就響起他那渾厚剛毅的歌聲「……老人河呵，老人河，你總是自由的流過」，我就堅強了，困難就過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失去了聯繫，直到1979年我才得知他已慘死在文革中。我懷念他，他是我一生中永遠的老師。在那個時候我真是一個不夠格的「右派」。我痛苦，我彷徨，我對當前的一切滿頭霧水，什麼「資產階級民主」，什麼「無產階級革命」……一大堆又冠冕堂皇又似懂非懂的詞彙，鬧得我頭昏腦漲。可我怎麼也想不通，既沒說三道四，也沒寫這寫那，就在「百花學社」簽了個名，一個還不滿十八歲的學生就成了「反動派」，還有人成天惡狠狠地叫喊著要「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難道我真的錯了？就是再錯也不至於「永世不得翻身」吧。在范老師的點撥下我開始思考了，好像他喚醒了我埋在心底的朦朧意識。原來我在幼年童年少年時代，就受到潛移默化而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博愛、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這不就是百年來千百萬熱血青年前仆後繼的追求嗎！這不就是作為一個北大人的「五四」傳統嗎！我的頭腦裡有著先進的思想，有著坦蕩追求，我何罪之有？想著想著我倒覺得1957年5月我在「百花學社」成立大會簽名簿上糊里糊塗寫上「博繩武」的時候，是我一生中莊嚴的一刻，因為往往糊里糊塗辦的事比清清楚楚辦的事更天真無邪，更真實。
毛澤東說過「自由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這倒真是一語道破了天機，取得政權前他大肆宣揚自由民主、反對專制獨裁、建立憲政，騙取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取得了政權，這時「民主和自由」是他取得政權的手段，當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變本加利的專制獨裁，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圓他自已的一個皇帝夢。他是以鼓吹「自由民主」起的家，他最清楚「自由民主」有多大號召力，對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耍個「陽謀」把這些人鎮壓下去更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其實反右派耍個「陽謀」算什麼，他取得政權就是個大「陽謀」，他做的哪一件事不是「陽謀」呢？他打在我身上的每一拳都很痛，踏在我身上的每一腳都很重，但是我同時也感覺到他的恐懼和顫慄。「文化大革命」——紅色恐怖的極致，全國人民的災難，我這個「黑五類」自然是在劫難逃。1966年8月28日在「小腳偵緝隊」的指引下，北京二十二中的「紅衛兵」抄了我的家，我被打得遍體鱗傷，穿著短褲背心赤著腳就被「掃地出門」了。在廠子扣了兩天，8月30日送到東城公安分局拘留所，12月26日宣布「勞動教養」兩年，同日送到良鄉收容所，次年三月送至清河農場二分場。1969年春解除了勞敎，這時我已「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了。在那樣的「革命形勢」下就是有親朋好友也不敢投靠，只好在清河農場「就業」了（明知道「就業」就是無期徒刑）。1969年9月末被「戰備疏散」到山西霍州王莊煤礦，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
我在勞改隊裡生活了十二年。也許人們都知道興凱湖，都知道夾邊溝，其實哪個勞改隊都是興凱湖，都是夾邊溝，地方不同，名字不同，苦難都是相同的。在勞改隊裡難友們都知道不論在什麼逆境中我都是精神飽滿，談笑風生。他們總追問我為什麼，我老是一笑地回答；我是個臭賴皮。其實我沒做虧心事，我為什麼不髙高興興地活著。再看看那個「陽謀」家，他每一個「陽謀」得逞，看似是勝利，他的路就窄了一塊，到他快死的時候就已經是孤家寡人了，沒有一個知己，沒有一個人可信任。他痛苦地閉上眼睛才一個月，他扶持的人，包括他老婆就成了「反革命」。這一串串故事，哪個看了不得偷偷的樂呢，你還有煩惱嗎？自1957年到1979年領導一直認為我不認罪，「表現」不好，沒有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3月北京大學對我的劃「右」給予「改正」，同時「勞動敎養」也得到平反。
「政治」問題解決了，我又回到原勞動過的小廠子，做個小枝術幹部，直到退休。上個世記八十年代的時侯「黨」也曾向我敞開過大門。唉，當我還「清白」的時候他們說我是「反動派」；他們看我不是「反動派」的時候，我已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就讓「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吧。
2009.2.21.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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