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教育的十二個大罪錯
——之三：一邊倒學蘇聯院系調整亂了教育規律
1949年1月10日，由北平市中共「軍管會」派出「軍代表」正式接管了清華大學。上海市1949年6月15日中共接管了交通大學，6月24日、25日接管了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所有被接管的大學，首先一律添置政治課，廢除原學校的教學計畫和相應規定。中共毫無辦學經驗，只好倚重蘇聯。1950年代中共的高等學校共聘請861名蘇聯教育專家，直接參加大學的改造和建設，同時又派出9106名留學生和進修生前往蘇聯，緊接著在全國樹立兩個按蘇聯模式辦的大學：文科是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理科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從此兩個「樣板」很長時間成為中國大學的「樣板」。不久，制定了全國大學的院系調整方案，「要在統一的方針下按照必要與可能，初步調整全國公立私立高等學校或某些院系」，逐步形成了院系調整的具體原則。1951年，中共又提出要系統地移植蘇聯的教育模式，按照蘇聯的高等教育「集權管理」、以「高等教育國有體制的高度分工的專門教育體系」來建構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從此，中共開始對大學實行「集中統一的計畫管理」，將各校的招生人數、專業設置、人事任命、學籍管理以及課程設置等全部納入計畫管理範圍。尤其是在各大學實行政治輔導員制度，由專人擔任各級政治輔導員，主持大學生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工作。（直至今日）這期間，逐步取消了教會大學（中學亦如此）。1951年底全國有21所教會大學全部改組完畢。其中輔仁大學、燕京大學、金陵大學、華中大學、華西協和大學等12所被收歸國有，另有東吳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浙江大學等維持私立，但由中國人辦。
院系調整涉及整個中國大陸的大學、院系（十分龐大，本文略）。1952年6月，京津、華東、西南、東北開始，到年底，全國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調整。形成了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只保留了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東北人民大學等文理綜合大學。另外如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浙江大學等則被定為多科型高等工業院校。形成所謂「綜合大學——多科型工科大學——單科型專門學校」的高校設置模式。其直接後果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脫節和分離，影響了學科的更新發展與人才培養的質量。同時，妨礙了以後大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開發研究的結合，這方面的重大損失至今都是顯見的。
打著所謂社會主義旗號的中共，對世界高等教育的規律和實際置若罔聞，將蘇聯的教育經驗做泛政治化理解，甚至認為它是「制度的優越性」，進而全面否定歐美以及民國時期的教育理念與有益的學術傳統，摒棄了本科的通職教育（General Education），辦學主體也從過去的多元化改變成一體化，危害極大。第一，用技能訓練替代現代教育模式。高度的統一、分科的過細，抹殺差別，使高校的專業變得相當狹窄，學生知識結構單一，阻斷了培養大師級人才的可能性。同時毫無人文主義熏陶與科學教育，學生無健全的人格品質，又不能產生邏輯的和抽象的思維能力。第二，偏重工科，忽視理科，嚴重削弱政法、財經等人文社會科學。1947年政法系科在校學生佔總人數的24%，一下子下降到2%，1962年僅剩0.46%；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復存在，法學更是取消。至今法律仍是中共統治者的工具。第三，蘇聯模式的院系調整，導致中國整整幾代人缺乏人文精神（Humanism）的熏陶，是為今日中國人道德精神低下埋下的根子。大家知道，清華大學原本是一所有著濃厚人文底蘊和文理工結合的一流大學，上世紀初在人文和科學方面曾經璀璨一時，群英薈萃，一大批光輝不朽的名字，如梁啟超、陳寅恪、胡適、王國維、聞一多、梁思成、馮友蘭、潘光旦、錢鐘書、熊慶來、華羅庚等，為中國學術研究和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過輝煌貢獻。蘇聯模式的不良影響延續時間太長，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阻斷作用至今猶存。
（本文是撰稿人參考一些學者專家的論文編輯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