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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重慶北碚的西南師範學院(現更名為西南大學)，在1957年毛澤東刻意發動的「陽謀」運動中，曾將全校學生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八，共計七百多人打成右派份子，這個遠高於北大、清華的右派比例數，為當年的「西南左王」李井泉又添了一枚血染的勛章……
一、分類處理，二類右派遣送農村改造在西師的700多名右派學生中，57級的除少數「情節嚴重」者等待處分之外，都畢業分配到單位去監督改造。其餘各年級的右派學生，有朱永龍、劉其朗、譚家駒和陳本禮等人被逮捕判刑，剩下的受以下四類處分：
第一類：開除學籍，勞動教養，大約30多人；
第二類：保留學籍，勞動察看，有100多人；
第三類：留校察看，監督改造，有400多人；
第四類：戴上右派帽子，免予處分，是極少數。
1958年4月16日下午1點，我們這批受二類處分的右派學生奉命到1210教室集合。這個能容納120人上公共課的大教室座無虛席，我和另外十多個遲到者只能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這番集合的目的是為了接受副院長王逐平和院團委書記劉同濟的訓話，據此我估計受二類處分的大約有120人以上。現在我能回憶得起名字的只有80多人。訓話結束後，我們被送往北碚金剛鄉農村勞動改造，分散住在各農戶家裡並接受農民的監督。這些右派學生，不准互相串聯，不准隨便離開生產隊，不准曠工；有病經批准後方能就醫；不批准事假。還要定期向管理我們的下放幹部匯報思想，反省「罪行」……
當時的金剛鄉是先進單位，也就是最「左」的、集體化程度很高，鄉黨委用有線廣播統一指揮全鄉社員作息，特別對被監督改造的右派更為嚴厲，每天勞動時間長達15小時以上。勞動任務很繁重，挖地、除草、施糞肥，到十多里外的北碚街上擔糞，到更遠的煤礦擔煤，都是百斤以上的重擔。每10天才准休息一天，工休日農民可以上街買賣，我們則必須請假，還得匆忙趕回來幫房東做自留地，做家務或上山打柴，可以說根本沒有休息時間。
生活則更艱苦，那時的農村，糧食被統購後農民所剩無幾，我們只能頓頓吃照得見人影的清稀飯下胡豆。長年累月難見一滴油葷，許多同學半年沒吃過一次肉。更可憐的是沒有蚊帳的同學，每天晚上都要和蚊子「戰鬥」。蚊子之多難以想像，天黑走進屋裡，就有無數蚊子撞你的臉，伸手一抓，隨便逮住三、五個；天亮後，可以看見皮膚上密密麻麻佈滿了被蚊子叮咬後的紅斑，這便是我們在農村「脫胎換骨」的真實生活。
二、回校勞動，成為無償苦力
那時西師成立了勤工儉學生產指揮部，需要大量勞動力，我們便於1958年9月下旬被調回到學校，在生產部屬下勞動，組成聞名西師數年之久的右派學生勞動隊。
我們的任務，幾乎包攬了全學院一切繁重的體力勞動，如種地、擔糞、餵豬、運糧、運煤、拉車、挖地基、抬石頭、修下水道、運木料、運礦石、運廢鐵、煉鋼……等等。凡是學校各部門、各單位需要勞動力，我們都被派去。有時還要到校外參加搶險救急，如冬天跳到冰冷的嘉陵江中打撈漂木，到北碚蘇鋼廠從懸崖峭壁上掄運鐵礦石，到磁器口搬運廢鐵，到人民公社大戰「三秋」等。凡是無人干或別人不願幹的，不管校內校外，都把我們派去勞動。勞動任務之重，勞動時間之長，勞動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們已成為一支可以由任何權勢者隨意支配的勞動力。可憐這些天之驕子，本應在課堂刻苦攻讀，造就本領的，卻把大好青春犧牲在這些原始而險惡的勞動中，洗刷莫須有的罪名。
侭管我們的勞動為西師創造大量財富，但是因為我們是右派，是敵人，是改造對象，我們只有勞動義務而被剝奪享受勞動報酬的權利。我們每人每月所得僅是一元錢的「救濟費」。實際上成為一支無償苦力。
三、嚴格管制，不少同學被加重處分勞動隊有專職的管教幹部，有嚴厲的管理制度。白天勞動，晚上政治學習。每週一次民主生活會，人人檢討，互相揭發。每月一次思想小結，半年一次思想總結。凡被認為表現不好的，輕則全隊批鬥，重則開除學籍，戴上手銬，押送勞動教養。
第一位被勞教的學生右派是歷史系59級的曾祥舟。這是一位斯文瘦弱，言語不多的青年；聰明好學成績極佳，受到著名教授吳宓的資助，而與吳教授有所接觸，卻由此遭來橫禍。1959年4月的一天，在大禮堂召開全院右派學生大會鬥爭曾祥舟，當然是殺雞給猴看。會上由保衛科長揭發他的「罪行」：一、堅持反動立場，說「西師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巴黎，在倫敦，在紐約，在加利福尼亞」；二、多次秘密會見「反動文人」吳宓。憑如此荒唐的「理由」，就把一位優秀的青年學生批鬥後，戴上手銬送勞動教養了。
緊接著的是教育系60級的潘某(忘了名字)。他的「罪行」是在商店順手牽羊，拿走了一根價值7角錢的帆布褲帶，不幸被當場抓獲，扭回生產部批鬥。這位老實巴結的雲南同學慚愧得無地自容，紅著臉申辯說：「我的褲帶斷了，勞動時不敢用力，怕褲子掉下來，又怕說我不好好勞動改造，又沒錢買，我就……」他被認為品德敗壞，影響惡劣，抗拒改造，也被開除學籍勞動教養。
被開除送勞教的，還的生物系59級的張福澤，教育系60級的肖坤道，數學系58級的楊和貴、梁仕清。中文系58級的黃朋仙，60級的陳德城以及另外幾個記不起名字的人，大約有十來人，約佔勞動隊的十分之一。其中陳德城得知被開除學籍送勞教後，萬念俱灰，在廁所內上吊自殺，幸被救活，仍送勞教。這些同學有什麼「罪行」？我現在沒任何印象。因為受開除勞教的人越來越多，生產部也省得麻煩，沒有再開批鬥大會，戴上手銬押走就是了。許多人都是被押走後好幾天我們才知道的
這些被勞動教養的同學，下落不明，經筆者多方打聽，直至現在沒有任何消息。
四、飢荒到來，右派勞動隊員首當其衝如果僅僅是體力勞動和思想改造，有足夠的糧食補充能量消耗，我們的日子也許好過一些。不幸的是，1959年以後，遭受農業合作化、公社化，特別是大躍進浮誇風的襲擊後，歷史的報應大飢荒降臨中國大地！飢荒到來，在受害的憶萬災民中，右派勞動隊員首當其衝。嚴重的時候，將1斤8兩麥麩配給我們充當一天的糧食，怎能支付重體力勞動的能量消耗？我們只能透支身體，結果是100%的人得了營養不良性水腫。但無論腫到什麼樣子，勞動改造不能停。
在那年代，整天餓得頭昏眼花，只要一想到吃的，就抑制不住涎水長流；只要誰吃東西，就會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過去；路邊偶爾散落一個白菜頭，就有人迅速拾起來剝了皮吞到肚子裡……那是餓死人的年代！
中文系59級的劉積忠，外語系58級的唐錫華，餓得實在支持不住了，分別偷吃了豬食和兔食，不幸被人發現了，他們難以承受人格的污辱，和預料之中的批鬥與處分，分別投水和上吊自殺。
按當年的不成文的「法規」，偷吃東西是反對大躍進和糧食政策的反動行為，是嚴重的政治事件，非右派學生也要被開除學籍，何況是正受處分的右派份子。
這是1959年冬天的事，人飢餓到危及生命的時候，偷吃點豬食、兔食算得了什麼，難道右派學生的生命連豬、兔都不如嗎？
1960年以後，飢荒更加嚴重。西師在離北碚30里外的西山坪辦了一個農場，說要搞生產自救。右派勞動隊員自然充當其中的主要勞動力。最致命的勞動是每天到20里外的草街煤礦擔煤，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不得少於100斤，去時下坡，返回時上坡。這些飢餓得已經水腫，快要倒斃的右派學生，擔著百斤重擔，沿著70多度的陡坡，在長達近千步的石梯上艱難攀登，真算是在死亡線上掙扎啊！
中文系58級的黃重華，化學系58級的曾清經，終於支持不住了，休克在運煤的路上。黃重華僥倖被救活，而曾清經卻永遠離開了人世。外語系60級的苟文純，生物系58級的胡光偉，飢餓水腫得不能起床了，管教幹部怕他們死在學校，便叫他們回家自謀生路，但不發給一分錢的路費。幾天以後，人們從路邊一具餓殍身上，發現了苟文純的遣返證明條，才知道苟文純早已餓死在回家的路上，而胡光偉一路乞討回到家，奇蹟般地撿回了一條命。
1959年9月「國慶」十週年，人們幻想著大赦，特赦以結束苦難。但勞動隊能享受到此「殊榮」的，僅僅只有筆者和中文系59級的漆誠志兩人，其餘都在失望與盼望中焦急地等待著。
若干年後，這幾十名右派學生勞動隊的倖存者，終於修成了「正果」——在摘掉右派帽子的同時，換上「摘帽右派」的帽子，繼續以二等公民的身份任由統治暴君踐踏。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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