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聖杜甫的《憶昔》為我們描繪了盛唐時期中國的富庶與強大，那注定是個夢幻般的時代，她幾乎包括了中華民族所有的光榮與夢想，之後的一千多年間，無論處於什麼朝代、什麼政體，中國人都夢想著能夠重新締造一個如盛唐般偉大的盛世。
盛唐的頂峰無疑是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它不僅是整個唐王朝的最高峰，也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巔峰。但就是在這樣一個人民普遍富裕，生活水平很高的年代裡，執掌著國家大權、為締造開元盛世立下汗馬功勞的卻是兩位「窮」宰相。
姚崇
盧懷慎
開元初年，由於多次的宮廷政變，朝局十分的不穩，年輕的唐玄宗登位伊始就任命了三朝元老姚崇為宰相，盧懷慎為副相，力圖有所作為。姚、盧兩人雖脾氣秉性截然不同，但配合的相當默契。姚崇早在武則天時期就展露出了過人的政治才能，經過幾十年的宦海沉浮，到了玄宗朝，他的治國能力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至於盧懷慎則是一個胸懷寬廣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及姚崇，所以每到大事多聽從姚崇的意見，並極力配合好他。當時的人都稱讚姚崇為「救時宰相」，而譏笑盧懷慎為「伴食宰相」，把他看作陪吃陪喝的角色。但正是盧懷慎這種甘當配角的精神，才使開元初年的政權高層形成一種和諧的狀態，眾臣群策群力，團結一致共同為國家效力。
雖然姚、盧兩人有諸多的不同，但有一點兩人是相同的，那就是兩個人都是歷史上罕見的生活在富裕的時代卻窮的叮噹響的人。他們的窮困從住房上就可見一斑。姚崇雖三朝為相，但在京城卻買不起房子，只得住在離朝堂很遠的郊外，由於經常工作到很晚，姚崇回不了家，只得在罔極寺借宿。後來，玄宗知道了姚崇的困難，就讓他把家搬到四方館，可姚崇卻認為四方館內存放了大量的國家機密文件，自己的家人住在那裡是不合適的，就一直沒有搬進去，仍然過著經常借宿寺廟的生活。至於盧懷慎的住宿條件比姚崇更差。有一次，盧懷慎生病了，開元時期的另外一位名相宋璟和盧從願來探望他，只見他睡在一張單薄的破席子上，門上連個帘子都沒有，正談話間，風雨大作，
只能將席子掀起來遮住自己的身體，到了吃飯的時候，盧家桌上只有兩盆蒸豆、數碗蔬菜款待客人。臨別時，盧懷慎還不忘握著二人的手說：「主上急於求得天下大治，然而在位年久，對勤勉稍有些厭倦，恐怕要有險惡之人乘機被任用了。你們要記住這些話！」
姚、盧兩人的窮困與那個富庶的時代確有些格格不入，非是他們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他們有自己堅持的信仰。姚崇作為三朝老臣、宰相之首，長期手握重權，國家的許多重大政策都是由他制定和實施的，他只要稍稍有點動作，就足以使自己家財萬貫了。至於盧懷慎兼任過主管官員考核任免的吏部尚書的職務，曾經玄宗派他去東都洛陽選拔幹部，這本是一個肥差，但盧懷慎只帶了一個小包袱就出發了。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能力的不足，所以時時處處留心為國家物色人才，在他臨終的時候，向玄宗推薦了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願等人，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一代名臣。
古來的君主、大臣與百姓常常形成一個怪圈，即大臣為了榮華富貴，極力的逢迎君主，以失去自我為代價讓君主滿意，但卻得不到君主的尊重，就是百姓也往往唾棄這種人；而忠臣雖能保持自己的節操，卻常常不能得到君主的重用，或退隱江湖，或遭受迫害，這些人為百姓所敬重，卻為時勢所不容。那些既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又能為君主所尊敬，百姓所愛戴的官員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是鳳毛麟角，而姚崇和盧懷慎就是這類屈指可數的人物。誠然這與他們處在那個千載難逢的盛世有關，但也與他們個人優秀的品質有關——處高位而不自傲，臨大利而不貪腐，一心為公，不圖私利。在兩人臨終的時候，姚崇要求自己的子孫喪事從儉，把生死名利看的很淡。至於盧懷慎生前就沒有治過任何產業，領的俸祿都分給了自己的親戚，如果不是唐玄宗賞賜給他家人一些財物，如何下葬都會成為問題。兩個人幾乎做到了「赤裸裸的來，又赤裸裸的去」，但是他們二人卻把一個大唐盛世和為官、為人的佳話留在了世間。他們在物質上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窮」宰相，但在精神上卻是無可爭議的「富」相國！
姚崇墓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