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鼓鳴冤（網路圖片）
敢於直接給皇帝寫信的姑娘
所謂直訴就是古代直接向皇帝或中央相關部門申訴的一種司法制度，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講的「告御狀」。
據《史記》卷10《孝文本紀》和卷105《扁鵲倉公列傳》記載，在漢初的齊國臨淄，有一個叫淳於意的人。他自幼喜好醫學，曾得到當時的名醫公乘陽慶的親傳。淳於意長大成家後，在齊國做了一個叫太倉令的官。所謂太倉令，就是當地糧庫的管理員。淳於意當然對這個工作不甚滿意，但為了養家餬口，又不能辭掉這份工作，只得硬著頭皮幹下去。好在他還有一雙神醫妙手，於是他便經常利用閑暇時間為人們看病，精湛的醫術使淳於意的名聲很快傳遍了四面八方。
然而，由於一次誤診，淳於意被人告了一狀。地方官府給他判了「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長安去受刑。淳於意膝下無子，只生了五個女兒。在臨行之時，他指著自己的女兒們罵道：「可惜我沒有生下一個兒子，在關鍵時刻，一個有用的也沒有！」女兒們聽罷都落下了委屈的眼淚。其中，最小的女兒名叫緹縈，她為了救父親，也為了證明自己巾幗不讓鬚眉，緹縈毅然決定跟隨其父到京城長安，設法搭救父親。
來到長安後，父親被打入了天牢，年幼的緹縈情急之中竟然想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主意，那就是直接給皇帝寫信。她在信中詳細講了父親入獄的來龍去脈，並寫道：「一個人如果被判處死刑，他就不能復生了；而一個人如果被判處肉刑，臉上被刺了字、鼻子被削去或雙腳被砍斷，也都無法再恢復原狀。他們即使想改過自新，也沒有任何機會了。為了救父，我願做一名官奴婢，以贖父親的刑罪。」緹縈的信很快便送到了文帝的手中。文帝看罷，霎時被這個小女孩的孝行所感動，隨即下達了一道詔書，既赦免了淳於意的刑罰，又下令廢除了肉刑。
緹縈上書救父的事跡很快傳遍了大街小巷，人們在欽佩緹縈的孝行和文帝的從善如流之舉的同時，也對漢代的這種較為寬鬆的直訴制度大為讚許。一個普通的百姓來到京城，竟然可以直接給皇帝寫信，而且這封信還會毫無懸念地交到皇帝的手中。這種民情上達機制，在當時的確是非常先進的。
緹縈為了救父，採取的是給皇帝上書的形式，其實在中國古代，民情上達的渠道是多種多樣的。據傳說記載，早在堯舜之時，便已出現了「進善旌」、「誹謗木」以及「敢諫鼓」等直訴形式。西周又設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漢時設有公車司馬，專門負責接待直訴事務，同時還出現了「詣闕上書」、「邀車駕」等形式。從魏晉開始，正式設置了「登聞鼓」制度。唐代武則天時還設立了匭使院，使直訴制度漸趨制度化和正規化。
擊鼓鳴冤確實有效
在南朝的四個朝代中，有兩個朝代同是蕭氏所建，一個是蕭道成建立的齊，另一個是蕭衍建立的梁，所以歷史上又把這兩個朝代稱為蕭齊和蕭梁。中興二年（公元502年）蕭衍取代蕭齊當了皇帝，建立了梁朝，改元天監，蕭衍就是梁武帝，南朝歷史上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就在梁武帝坐上皇帝寶座的第二年，京城建康發生了一件孝子擊鼓救父的直訴事件。
據《梁書》卷47《孝行傳》記載，這個孝子名叫吉翂，從小便很懂事，尤其知道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一家人過著其樂融融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就在吉翂11歲那年，母親便撒手人寰了。母親的去世給年幼的吉翂造成了極大的傷痛。他終日水米不進，整個人骨瘦如柴，儼然一副死人模樣。在中國古代，這種孝親行為被稱為「滅性」，是受到時人推崇的一種變態的孝行。這種行為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可理解，然而在當時，吉翂卻得到了親戚鄰里的一致讚賞，孝子吉翂的名聲逐漸遠播。
母親已然去世，吉翂只得和父親弟弟們一起繼續生活。梁武帝剛剛即位的天監初年，吉翂的父親做了吳興原鄉縣令。父親的官俸雖然微薄，卻是全家唯一的生活來源。吉翂在經歷了喪母之痛後，逐漸成長起來，和父親一道經營著這個溫暖的小家。然而，父子們的太平生活很快便遭到了毀滅。由於父親為官正直，因此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滿。這些人便羅織罪名，將吉翂的父親推向了死亡的邊緣。由於父親犯了大罪，便被押送到中央的廷尉候審。當時，吉翂已成長為一個15歲的少年，面對著漸漸遠去的父親的囚車，他決定赴京救父。
此時的京師建康，熱鬧繁華。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卻不時會聽到一個孩子悲慘的哭泣聲。這個孩子就是上京救父的吉翂。吉翂每到一處，便向官員打扮的人哭訴冤情，這一情景令路人無不動容。然而，事態卻並沒有向好的方向發展。吉翂的父親雖然是清白的，但由於他無法忍受無辜遭審的折磨，便招認了自己的「罪狀」，朝廷很快給他定了死刑。吉翂聽聞噩耗，差點昏死過去。待清醒過來後，他鼓足勇氣敲響了登聞鼓。
所謂「登聞鼓」，是取「登時上聞」之意，源自西周的路鼓，魏晉時期開始正式設置，一直沿用至清代。登聞鼓是古代民情上達的一種重要渠道，自從有了登聞鼓，「擊鼓鳴冤」便成為百姓直訴的一種重要形式。
吉翂敲響登聞鼓，申訴其父的冤枉，並懇請朝廷允許自己代替父親受刑。陣陣鼓聲果然驚動了梁朝的開國之君。梁武帝對這個少年的舉動十分驚嘆，認為吉翂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又懷疑一個孩子做出這樣的舉動，恐怕是有人在背後指使。於是，梁武帝下令廷尉卿蔡法度徹查此事。蔡法度認為小孩子就怕嚇唬，於是他命人在廷尉大堂上擺滿了各種刑具，還讓所有下屬官員參加審訊，欲逼吉翂就範。審訊過程中，蔡法度對吉翂聲色俱厲，一定要讓他供出幕後指使之人。面對壓人的氣勢，吉翂毫無懼色，據理力爭，表達了堅決替父而死的決心。吉翂真切的孝行，感動了蔡法度和每一個在場的人。蔡法度見狀不再逼問，他見吉翂身披大人用的沈重枷鎖，心有不忍，便打算命人為其更換一副輕巧的刑具。吉翂立即拒絕了蔡法度的美意，說道：「我今天求代父死，已是死罪之囚，刑具只能增加，怎能減少呢？」蔡法度將吉翂的言行向梁武帝作了匯報，梁武帝立即下令赦免了吉翂的父親。
在「告御狀」前
吉翂擊鼓鳴冤，最終挽救了自己的父親。由此可見，古代的擊鼓鳴冤在某些場合果然十分奏效。中國古代之所以要在正常訴訟程序外另設直訴制度，主要是為了減少冤案，彌補法律制度的不足，同時也是中央朝廷和皇帝瞭解民情民意的一條重要渠道。那麼，是否就是說百姓如果有了冤屈，只要通過直訴便可輕易解決問題？中國古代的直訴制度究竟有無限制呢？
古代打官司一般遵循從地方到中央的逐級上告制度，如果越級上告，則為非法行為。只有在各級司法部門均不受理的情況下，才能夠訴諸直訴。而且，直訴的案件必須是重大的刑事案件，像打架、離婚、田產紛紛這樣的民事案件就不必麻煩皇帝了。
同時，告御狀的也不會人人都那麼順利。我們先來看兩則故事。《後漢書》卷58《虞詡傳》記載，東漢順帝時，寧陽縣主簿為了替縣令伸冤，千辛萬苦來到京城告御狀。不走運的是，這位主簿連續遞了上百次奏章，竟然始終無人問津，致使這樁案子一擱就是六七年。悲憤交加的主簿無奈上書給順帝道：「臣是陛下的兒子，陛下是臣的父親。臣連續上了數百次奏章，竟然無一受理，難道讓臣北上到匈奴單于那裡去伸冤告狀嗎？」順帝大怒，尚書們根據順帝之意，判寧陽縣主簿為大逆之罪，按律當處以死刑。時任尚書僕射的虞詡連忙阻止道：「寧陽縣主簿所申訴的，是他上司的冤屈；他一連上了數百次奏章都沒有送到陛下的手裡，這是相關部門的過失啊。」聽罷虞詡的話，順帝的氣漸漸地消了，很快便赦免了這位主簿的死罪。虞詡隨即對尚書們說：「小民有冤屈，費盡千辛萬苦，不遠千里來到京城告御狀，卻不被受理，這難道是做臣子們的道義嗎？各位與那些昏官有什麼親，又與那些來告狀的人有什麼仇呢？」在場的人聽罷，各個頓時羞愧難當。可見，並不是所有告御狀的人都會一帆風順，有時竟然還會有性命之憂。若不是有虞詡這個明白人在旁邊，這位主簿大人恐怕早就一命嗚呼了。
宋人呂本中在《紫微詩話》中還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北宋哲宗時，向太后為了給自家建造功德寺，強行霸佔了數百家民田。無家可歸的百姓們被迫告了御狀，狀告外戚侵佔民間土地。這些百姓比上述那位主簿要幸運得多，狀紙很快便到了哲宗手中。哲宗立即下令開封府的官員核查此事。當時的府尹王震、戶部尚書蔡京等人由於懼怕太后勢力，便認定這些土地為官家土地，太后使用這些土地是合法行為。百姓們見申訴無果，只得再次告御狀。這一次還是比較順利，哲宗再次下令相關人等徹查此事，為了防止徇私行為，這次哲宗將查案的任務下達到了開封縣。在縣級，具體負責辦案的官員是縣尉，此時任開封尉的是範正平。範正平是范仲淹的孫子，為人剛正，不畏權貴。他經過查驗，發現被太后家強佔的土地確為民間土地。哲宗在瞭解了事實真相後，下詔將寺院改在城外修建，同時，王震、蔡京等人由於查案疏失，均被處以一定的罰金。
從以上兩則故事可以看出，直訴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兩個條件：一是接受訴狀的部門是否真正把相關工作落到實處。具體來說，就是他們是否能夠及時準確地將民情上達到皇帝及相關部門。寧陽縣主簿之所以上奏百次均無人問津，問題就出在了信訪部門的失職上面；二是作為最高領導者的皇帝及各級相關官員對民情的重視程度。前述緹縈上書救父、吉翂擊鼓救父以及百姓向哲宗告御狀的成功，均源自漢文帝、梁武帝、宋哲宗及開封尉範正平對民情民意的尊重，從而採取了有利於上訴者的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