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殺史官的事件，發生在春秋戰國魯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齊國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麗，被國君莊公姜光看上，兩人眉來眼去，勾搭成姦。姜光常常趁崔杼外出時跑到他家與棠姜宣淫，並把崔杼的帽子賞給別人。崔杼發現後，憤怒異常，設計捉姦。他謊稱有病，不能上朝議政，淫慾如火的姜光覺得這是找棠姜尋歡的好機會，哪知崔杼早有準備，他到了崔杼府上，見棠姜不出來，還以為不知他聖駕光臨，便抱著柱子唱歌，企圖勾引她前來承歡。不料此時大門忽然關閉，埋伏在暗處的武士一齊衝出，姜光見勢不妙，慌忙跳牆逃走，被武士一箭射中屁股，從牆上一頭栽了下來，武士們遂上前將這個淫棍亂刀砍死。
莊公姜光雖然因與大臣的老婆通姦而被殺，但他畢竟一國之君，於是齊國的太史對這一大案做了記錄曰：「崔杼弒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殺了。太史的弟弟接著照寫，崔杼照殺不誤。但他過於相信刀斧的威力，太史的二弟仍然接著照寫。遠在外地的南史氏聽說崔杼連殺兩位史官，也毫不畏懼地拿著簡冊趕往都城，準備照寫。崔杼見如此殺下去，不但不能掩蓋自己弒君的事實，反而罪過更大，只好罷休。南史氏聽說崔杼不再殺人，才放心地返回住地。
齊太史不畏強權、不怕犧牲，前仆後繼，直筆寫史的精神，成為後世史官的典範。文天祥《正氣歌》列述正氣12例，開篇第一例便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董狐是晉國太史，也以直筆寫史而名傳後世。但崔杼為隱惡而亂殺史官，卻給後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脅。可以想像，崔杼如果將手中的屠刀一直揮將下去，寫史的人再多，終有斬盡殺絕的時候，而歷史的真相，也將被徹底掩蓋。於是春秋時期的一些史家開始採取口傳史事的辦法，或是多用「曲筆」以避禍。
司馬遷評論《春秋》、《左傳》說：「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班固也對當時的史籍做出如下評論：「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傳》、《穀梁》、《鄒》、《夾》之傳。」（《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論》）由此可見，即使是頭號聖人孔丘先生所作的《春秋》，對於有「威權勢力」者的所作所為，只能用口頭傳授的方式，由師傅傳給弟子，再由弟子往下傳。靠這種口頭傳授的方式，勢必使史事失實或傳出幾種說法，結果為後世的史家、學者帶來很大的麻煩。
崔杼只是一朝的大臣，就可以濫殺史官，作為一國之尊的皇帝老爺，殺起史官來就更不在話下。繼崔杼之後，兩眼盯著史官，動輒審查、篡改史書的皇帝、權臣不乏其人。
清•上官周《班固像》
東漢的班固，就險些被皇帝殺掉。班固之父班彪為續《史記》而著有《史記後傳》數十篇，班彪死後，班固回到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家鄉，整理老父遺留的史稿，立志完成父親的遺業。不料後來有人上書告密，說他私修國史。明帝劉莊即令逮捕班固，並將他父子的史稿全部沒收。班固的弟弟班超為救老哥，隨後趕到洛陽，上書陳述班固著書的用意。劉莊原以為班氏父子的史稿中可能記錄了皇帝的醜惡之事，但親自審查之後，覺得內容並無違礙，而且文筆極佳。於是便下令釋放班固，並任他為蘭臺令史，參預編修國史。假如沒有班超上書援救，而史稿中又有犯忌之處，班固即使不被砍頭，恐怕也要在監獄里長期安家。
東晉中葉，大司馬桓溫專權，視皇帝為傀儡。桓溫自恃威勢，素有篡位稱帝之心，曾撫枕慨嘆：「男兒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率步騎兵5萬北伐前燕，在枋頭（今河南省淇縣東南），遭燕軍突襲，晉軍大敗，死傷3萬餘人。桓溫南征北戰，屢建大功，這是他軍事生涯中一次最大的敗仗。在他的手下做參軍的孫盛，博學多才，曾做過著作佐郎，寫了一部晉代史書，取名《晉陽秋》，當時被稱作良史。《晉陽秋》一書中如實記錄了桓溫在枋頭吃敗仗的經過。桓溫這時權勢正隆，廢皇帝司馬奕為海西公，立司馬昱為帝（簡文帝），緊鑼密鼓地為篡位做準備。他看罷此書，大為惱怒，孫盛已告老還鄉，他便威脅孫盛的兒子孫潛說：「枋頭一戰固然失利，但決不像你父親所寫得那樣。如果這部史書得以流傳，將關係到你孫氏一門的存亡。」意即要是不改，我將殺你全家。
孫潛連忙叩頭謝罪，說一定請父親刪改。哪知孫盛生性強直，不畏權貴，不但不接受兒子的請求，還把他狠狠教訓了一頓。諸子見老爹如此強硬，都跪在他面前叩頭哭泣，求他為一家百餘口人的性命著想，刪改《晉陽秋》。孫盛更怒，又大發了一頓脾氣。兒子們見勸說無效，便瞞著老爹，把書中犯忌之處偷偷做了刪改。
一場滅門大禍終於得免，而桓溫也如願以償地掩蓋了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哪知孫盛早有預見，事先將《晉陽秋》的定本抄寫了兩部，寄往前燕收藏。後來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廣求異聞，從遼東得到了這部書稿的原本，桓溫篡改歷史的企圖終於未能得逞。
前秦皇帝苻堅，其父苻雄早亡，其母苟太后年輕寡居，與將軍李威私通，且鬧得人所周知，致使苻堅的血緣不明，讓人懷疑他不是苻雄所出。史官也記下了苟太后的風流韻事，並稱李威有「辟陽之寵」。苻堅身為一國之主，身世居然有問題，當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生怕史官照錄其母與李威的關係，給他留下不可抹去的「污點」，便不顧制度的規定，調閱起居注和史官編修的有關著作，發現其中果然有關於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記錄，他既羞慚又惱怒，下令將這些記錄和史稿全部焚燬，並且要拿史官治罪。但負責編修史稿的著作郎趙泉、車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場屠殺。
由於原始資料已經燒掉，後來史官只好重新蒐集資料，補寫這段歷史，但有關事實已十不得一，給後人留下了無法解開的迷團。《晉書》的作者房玄齡，在寫《苻堅載記》時，對於苻堅的出生，只好按照前朝史官的手法，亂打馬虎眼，將其神化一番，說是：「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也即鬧不清苻堅的老爹究竟是誰，乾脆說他是神的兒子以矇混過關。
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篡改、焚燒史書、威脅打擊修史者等手段企圖飾過掩惡的皇帝、權臣，當然不止桓溫、苻堅兩人。南朝齊國的開國皇帝蕭道成，原是宋國的權臣，總攬軍政，威勢震主，後迫使宋順帝劉准禪位，自己當起了皇帝，並改國號為齊。「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帝王）家！」這一名言，便是蕭道成派兵入宮，劉準被迫禪位後的哭訴之語。蕭道成死後，他的兒子蕭賾即位，是為武帝。他在位期間，征虜功曹（征虜將軍之佐吏）劉祥撰寫了一部《宋書》，將蕭道成受禪的經過，直筆實錄，並有譏刺之語，蕭賾得知後，大為不滿，這等於將他老爹篡位的勾當曝了光，並將傳之後世。但蕭賾一時沒抓到劉祥什麼把柄，未拿他治罪。後來劉祥作《連珠》15首，內容多怨刺之語，蕭賾這下揪住了他的辮子，令御史中丞任遐上書彈劾劉祥「輕議乘輿（指皇帝），歷貶朝望」、「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南齊書•劉祥傳》）將他流放廣州。劉祥在流放地抑鬱而死，時年39歲。
梁國武帝蕭衍，登上龍椅的途徑與蕭道成相同。永元三年（501年），時任輔國將軍、雍州刺史的蕭衍，擁立南康王蕭寶融即位於江陵，是為和帝。後來他起兵攻下齊國首都建康，東昏侯蕭寶卷被建康守將所殺。蕭衍遂自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建安郡公，總攬朝政。翌年又進位相國，封為梁公，不久又進爵為王，反正兵權在握，他想鬧個多大的官就鬧個多大的官。隨後，他逼蕭寶融禪位，自已坐上了龍椅，改國號為梁，成了梁國的開國皇帝。奉朝請吳均在撰《齊春秋》時，把蕭衍稱帝的經過如實寫入。蕭衍看了《齊春秋》，火冒三丈，下令罷去吳均官職，並將《齊春秋》付之以炬。
崔浩
北魏大臣崔浩因編修《國書》而被殺，是中國史學史上一起駭人聽聞的事件。
崔浩，字伯淵，高清河東武城(今山東省武城縣)人。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參預軍國大計，對促進北魏統一北方起過重要作用。他博覽經史，善於書法，信奉道教，兼通陰陽術數，史書稱他「才藝通博，究覽天下，政事籌策，時莫能二」。太武帝神（jia鹿下置加）二年，魏世祖拓跋燾為了讓自己的豐功偉績傳於後世，下詔令崔浩編纂北魏的《國書》，稱讚他「德冠朝列，言為世範」，要他「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魏書•崔浩傳》）。崔浩奉詔後，很快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其中有中書侍郎高允與高讜、張偉、鄧穎等一幫文官，連他的弟弟也參加編纂。最後由崔浩負責統稿，對全書做了最後的潤色。
《國書》編好之後，本可以交差完事，但著作令史閔湛、郄標，一貫愛拍崔浩的馬屁，提出「請立石銘，刊載國書」的建議。也即把《國書》內容刻石立碑，以傳永久，並提出將崔浩註釋的《五經》也一同刻上。古人把刻碑作為傳世的重要手段，能將《國史》刻石立碑，使其永垂不朽，崔浩當然贊成，連主持政務的皇太子也認為是好事。崔浩於是調集工匠，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東郊三里處辟了一塊方圓130步的地盤，作為《國書》、《五經》的碑林。用工達三百萬，方大功告成。然而，這項以圖「不朽」的工程，卻為他招來殺身之禍。
將史書刻石立碑，堪稱史無前例，況且碑又立在通衢之旁，故前來看稀罕的人絡繹不絕。崔浩在編修《國書》過程中，本著直筆寫史的原則，「盡述國事，備而不典」，把北魏皇室的醜聞秘事皆收錄其中。在拓跋氏統一北方的過程中，崔浩常和鮮卑貴族的意見相左，但甚得拓跋氏祖孫三代，特別是深受拓跋燾的寵信，招至鮮卑貴族和一些大臣的仇視和忌恨。這一下，他們終於抓住了崔浩的把柄，紛紛到拓跋燾那裡告狀，說他把《國書》刻石立碑，將皇室秘事公諸於眾，是「暴揚國惡」。拓跋燾大怒，忘記了自己曾令崔浩「務從實錄」等語，下令將崔浩及秘書郎吏以下參預修史的128人全部處死，並滅其三族。幸虧高允臨難不懼，據理力爭，這些人的親屬才免於一死。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被誅。臨刑時，他被關進囚車，押往城南刑場，押送官令數十名衛士往他身上撒尿，崔浩嗷嗷呼冤，遠處的行路人都聽到他的叫聲。崔氏家族及與其通婚的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盡遭滅族，上千名無辜的人死於這場屠殺。這一血案，給後世史官的心理上留下一道無法抹去的陰影。
曾經做過史官的韓愈，深知修史之難、做史官之險，他在《答劉有才論史書》一文中，列舉孔子、司馬遷、班固、崔浩等修史者所遭厄難，大發感慨說：「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
由於帝王與權臣為掩惡諱過而屠刀亂揮，不知多少人因直筆寫史而人頭落地。然而，中國古代史官所遭受的重重厄難，並沒有嚇倒後來者，齊太史不畏艱險、冒死直筆寫史的精神氣節，代代相傳，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總有那麼一些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史家應有的不屈不撓的錚錚鐵骨，以對歷史、對後人負責的可貴精神，秉筆直書史事，才使許多歷史的真相傳諸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