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德國的當代中國環境問題專家王維洛博士。(天溢攝)
【看中國2015年03月14日訊】三月十四號是國際反建壩日,環境問題專家王維洛博士認為,建壩不是中國傳統,而四九年後大規模進入中國的事實證明害處遠遠大於好處。
毫無疑問,水庫的興建對當今中國環境改變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對於是否應該修建水庫、應該在河流上興建大壩的評價在世界上卻呈現出截然對立的態度。一九九七年,國際上的一些具有重要影響的水利與環境問題專家,環境保護團體,在巴西開會決定把三月十四號定為國際反建壩日,以提醒人類社會關注,並且必須反對這些對自然生態具有根本性的破壞作用河流大壩和水庫的建立。此後,每年在國際反壩日世界各地都會例行地舉辦不同形式和規模的反對興建水庫和大壩的活動。
關於建壩和反對建壩問題與中國的關係,記者三月十四號,國際反建壩日前採訪了旅居德國的環境問題專家王維洛博士。王維洛博士著有多本反對建立三峽大壩的專著,是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問題具有是權威性的學者。
關於建壩和修水庫問題,他首先對記者說,「世界上建大壩的歷史很早,主要不是在中國,中國在大壩的歷史上沒有這個建壩,中國人是不建壩的。很早是在什麼地方建的呢?是在中東、在歐洲,比如說在西班牙,他就很早就建壩了,他們主要是解決灌溉問題和供水問題,比如說像羅馬。」
關於修建大壩和水庫在中國當代的情況,王維洛博士介紹說,「中國古人從一開始就不贊成修建大壩,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大概只有二十幾座大壩。二十幾座大壩都是日本人建的。日本人在當時的滿洲國建立的。而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政府在雲南建過一個很小的電站。但是現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大壩都是在中國造的。」
關於建壩思想及實踐大規模地進入中國,王維洛博士介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就派了傅作義,帶著張光斗等等一起到蘇聯取經去了,怎麼來治水。因為毛澤東特別想當一個大禹式的政治家。據說是從蘇聯取回來了真經了,建大壩又能夠防洪,又能夠防旱。中國人就開始建造了他的第一個大壩,北京的官廳水庫,然後首先開始在淮河流域建大壩。淮河流域上的每一條支流上都建立了十幾個大壩,他們叫‘葡萄串’。最後弄得整個淮河水都不再流了,整條淮河都死掉了。」
關於建壩的實際結果,王維洛博士進一步介紹了北京人所親身經歷的官廳水庫和永定河的變化歷史。對此,他說,「北京的官廳水庫是建立永定河上的。永定河原來是北京的主要水源,每年有二十億立方米的水。官廳水庫剛一建立的時候還是很有效的,但是就在官廳水庫建立以後,中央政府又在官廳水庫上游建立了很多水庫,一共建立了五百多座水庫大壩。現在,北京人都知道永定河不但是污染的,而且基本上沒有水了。這就是說永定河由於大壩建立的太多,由於水面增加——水的蒸發,北京人每年損失了二十個億立方米水。那麼據說現在的南水北調工程中線方案每年給北京提供的水是十億立方米。這就是說永定河曾經具有的水量是現在的南水北調要供應的兩倍。這也就是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彌補的只是他們造壩歷史造成的損失的二分之一。」
(原標題:王維洛博士國際反壩日前談大壩進入中國的歷史及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