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對蔣介石的常用稱呼,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由於歷史原因,大陸長期抑蔣,卻一直使用「蔣介石」,這是一個尊稱,與抑蔣的原意背道而馳;臺灣尊蔣,卻動輒稱「蔣中正」,直呼其名,甚為無禮。此事兩岸異觀,但在不得體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
《顏氏家訓》:「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古人有名有字,名主要用來自稱,此外也供同輩或長輩稱呼用。字有尊重的意味,專供他人稱呼自己時用。
顧炎武認為,古人是「生不諱名」,老聃輩分不低於孔子,他與孔子相見,直呼孔子之名,《禮記·曾子問》:「老聃曰:丘。」曾子與子夏是同輩,直呼子夏之名(卜商),《禮記·檀弓篇》:「曾子曰:商!」
不過到了後世,直呼別人的名,顯得不尊重該人,所以即使是長輩或者身處高位之人,對於一個他認可的人,都不稱其名,而是稱其字。《史記》:「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這裡的子房,就是張良的字。
史文貴在實錄,是以行文都是直呼人名——對大德者例外,如《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傳》兩文中,司馬遷只有一處稱孔子的名:「丘生而叔梁紇死。」按《禮記·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孔子剛出生,只有名,還沒有字,所以司馬遷此處逕稱孔子之名,其他地方要麼寫「孔子」,要麼寫「仲尼」,以表達他對孔子的敬重。
由於字有尊重的意味,是以一般來說,個人自稱時,只能使用自己的名或號,不能自稱字,否則就是妄自尊大了。有人看見蔣介石的題字,落款是「蔣中正」,驚呼蔣為何自稱字,不知「中正」是蔣的名,「介石」才是蔣的字,如果蔣以「介石」自稱,那才真的是貽笑大方了。
自稱字的現象,古代極少,但也不是沒有。白居易字樂天,他的《與元九書》落款是「樂天再拜」,白居易面對元稹自稱字,不知有何用意,惟一的解釋是白居易和元稹關係太好了,即使白居易言辭失禮,元稹也會不以為忤。翻看白居易的集子可知,在面對關係並不親昵之人時,他的行文是很謹嚴的,《與楊虞卿書》:「居易頓首。」《與濟法師書》:「居易稽首。」都是以名自稱,合禮得體。
由於稱字已經表達了尊重,因此可以不加「兄」、「先生」之類的後綴。蘇轍是蘇軾的弟弟,在他的集子裡,凡是涉及到哥哥蘇軾的詩,多是直書「子瞻」,很少寫「子瞻兄」的。同樣是在宋代,梅堯臣比王安石年長19歲,他去世後,王安石寫詩緬懷,題目就是《哭梅聖俞》,直呼梅堯臣的字。後人寫詩作文,動輒在別人的字後加「兄」、「先生」等名堂,以為這樣更能表達自己的尊重態度,不知其實是畫蛇添足。
對於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古人是諱稱其名的。這一點已經廣受近世聰明人的批評了。批評的理由之一是,避諱妨礙了正常表達。不過,正常表達也是古人的追求。《禮記》:「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今人可見的古代官府文書、國史記載,絕大部分都是直書人名。司馬遷的父親名談,然而《史記》屢見「談」字,如《孟荀列傳》:「齊人頌曰:談天衍。」
在個人的學術著作裡,對賢者稱名與否,完全由作者的習慣決定。例如清人趙翼的《甌北詩話》裡,大多是稱呼前賢的字或號,如李青蓮、杜少陵、蘇東坡云云。同樣是清人,葉燮在《原詩》裡則直呼前賢之名,如杜甫、李白、王昌齡云云。這些都無可厚非,至於在言語交流、書札來往中,則必須諱稱尊者、賢者之名,這是一種基本的禮儀。
當然,凡事都是過猶不及。古人有時連他人的字也要避諱。據《三國誌》載,常林七歲時,父親的一位朋友到訪,問常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伯先是常林父親的字。常林不高興了,對這位客人說:「臨子字父,何拜之有?」當時的人紛紛讚賞常林此舉。《山陽公載記》稱,劉備入蜀,馬超歸附劉備,經常當面稱劉備為「玄德」,關羽和張飛為此不高興,認為馬超太無禮,要把馬超殺了,被劉備阻止。此事裴松之認為不實,因為關羽當時在荊州。但也可從這個記載窺出,在漢末,稱呼他人的字是無禮的。然而字本來就是尊稱,連這個都要避諱,只會令人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