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中旬，筆者在雲遊中國西部古道途中，來到了敦煌莫高窟。
此前受《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的影響，莫高窟道士王圓籙的「罪人」形象曾長期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並一度也曾對導致無數國寶流落異國的責任人王道士義憤填膺，恨之切切。參觀完相關洞窟，我便恨不得也拿起筆，做刀槍，或者立即以唇為槍，以舌為劍，加入口誅筆伐的隊伍，朝著曾經變賣了中華遺產的莫高窟近代史中的罪大惡極之人狠狠擊去。
莫高窟道士王圓籙
80多年過去了，歷史的遺恨早應該消除，而80多年前當事者的功罪也到了明判是非的時候。從藏經洞取出的數萬件軟文物中的絕大多數分散於13個國家的30幾個機構和私人手中，至今無法回歸，有的甚至難覓蹤跡，令人扼腕嘆息。歷史長河中的史實不會因我們的惋惜、憤怒和悲傷而改變，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
王圓籙這個斗大字不識半升的湖北麻城縣農民，因家鄉連年災荒，受生活所迫，輾轉流落至甘肅酒泉入道修行，被人們稱為王道士。光緒十九年的一天，已入不惑之年的王道士在雲遊敦煌三危山時，發現了莫高聖境。王圓籙感慨萬千，狂喜之下，忘卻了自己的道士身份，長期居留於此，成了一位負責任的佛寺住持，並為此奉獻了自己的後半生。
莫高窟是佛教聖地，歷來都應該是和尚們的領地。然而，上天偏偏把一個地地道道的道士安頓在佛窟裡，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竭盡虔誠之心，奉效犬馬之勞。
王道士以中國農民對佛教極其單純的虔誠和勤勞負責的精神受命承擔對莫高窟的日常管理後，自覺踐行了三大任務：清理長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領僧眾四處奔走，苦口勸募，尋求佈施；將化緣得來的錢財盡其所能，搶救修復坍塌的洞窟和其中的塑像。敦煌地區人煙稀少，甚至數百裡中無村戶，能夠獲得多少佈施和化來多少善緣是可想而知的。而偌大的洞窟區需要投入巨額資財實施修繕，還要滿足和尚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開支，也夠難為這個農民出生的王道士了。然而，以對佛的一片虔誠之意，他苦苦支撐著這塊聖潔之地，近40年一以貫之，直至老去。
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時，王道士突然發現：「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引自王道士墓誌，標點是筆者所加）。
有大量資料顯示，在發現藏經洞後的7年間，王道士為保護莫高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難以想像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王道士曾數次逐級寫報告、送樣品，要求將這些文寶交上級官府保存。他首先徒步50里，趕往縣城找嚴澤縣令匯報，並奉送了取自藏經洞的兩卷經文做樣品。結果碰壁而返。三年後，新縣令汪宗瀚上任。王道士又挑選出一包佛畫去拜見。汪縣令閱過，雖然驚嘆不已，但還是沒有對這些文物實施登記保護，只是寫信告知了甘肅學政葉昌熾。對金石學和古文書有較高造詣的葉昌熾得知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後，一方面函請汪宗瀚實地考察；一方面著力建議甘肅藩臺衙門如數將其運至蘭州保存。後由於清政府推說路途遙遠，運費難籌，藩臺衙門只得下文責令王道士就地保管。
此後，王道士從清沙運土、供養和尚到承擔對文物的保管，擔子越來越重了。
讓我們翻開歷史，看看莫高窟國寶是在什麼情況下被王道士「賣「掉的。
首先，據英國考古學家奧雷爾•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圖記》原著譯本記載，當年竊走敦煌文物的當事人之一斯坦因絞盡腦汁，竭盡引誘、欺騙、佈施、盜竊等卑劣手段來對付老實巴交的王道士，最後其強盜行徑終以得逞，並先後兩次從王道士手中劫掠大量國寶運至大英博物館。
其次，是各級官府對王道士的一片熱忱表現冷漠，對他發現的寶藏根本不當回事，著實讓王道士心灰意冷並誤導了這位文盲道士。無奈之下，王道士心想，既然這批黃紙殘絹不能引起官府的重視，也許它們確無多大價值，我何嘗不可以用其換回一些銀錢來資助洞窟的清理和修繕呢？由此推論，是官方的態度導致王道士可以放心地出售藏經洞的文物。即便如此，王道士還是始終猶豫不決，甚至在一瞬間作出了非常英明的決定。斯坦因寫道：「到了第二天晚上，卻遺憾地發現滿懷疑忌的王道士幹了一個通宵，將所有藏卷全部運回密室中去了。」如果就此打住，也許會避免了一場大錯，歷史也就改寫了。可誰知，王道士終究還是敗在了奸詐無比的斯坦因腳下。
為了儘可能消減王道士的擔憂，同時也為了留下佈施的實物證據，斯坦因付給了王道士4錠馬蹄銀，安排他在一個廢棄的小窟裡樹了一尊玄奘的塑像。
第三，是王道士對唐僧的異常虔誠崇拜。斯坦因發現，王道士頭腦簡單，但信仰卻很執著，儘管對佛教知之甚少，但對唐僧卻頂禮膜拜。窺探到王道士的內心秘密後，斯坦因通過蔣師爺（斯坦因聘請的漢語翻譯蔣孝琬，人稱蔣師爺）告訴王道士：古時的唐僧到印度取經，而今，是唐僧讓斯先生把這些古代經卷重又取回印度。他們編造了離奇的神話來欺騙這位頭腦簡單又十分迷信的王道士，還故意時常尋找關於唐僧的話題在他面前提起，以便引起共鳴。王道士聽說斯坦因是奉唐僧的在天之靈托付前來東方取經的，於是虔誠地打開了藏經洞的大門，讓斯坦因得以進入密室，對大量文獻進行翻閱、選擇。5月28日日暮時分，被斯坦因選中的全部藏卷終於被運出了藏經洞。
歷史就這樣無情地捉弄了王道士。
除了斯坦因先後兩次從莫高窟竊走文物外，歷史還記載了幾起莫高窟文物散失毀損事件，有的與王道士有關，有的與他無關。其中，精通漢文的法國人伯希和在離開莫高窟的第二年即1909年，將少量經卷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這才引起了中外震驚和輿論的嘩然。
次年，清政府命甘肅當局將剩餘殘卷盡數運至北京。其間，又一路被地方官紳爭相撿取、截留。就這樣，藏經洞總量近6萬卷的國寶藏品僅剩下8000來卷運抵北京。
莫高窟國寶就這樣散失了，流落到了世界各地，從而演繹了一場巨大的民族悲劇。以致於今天，我們的研究人員所需要的有關內容，還得花巨資一次次屈辱地從其他國家去買回微縮攝影件。
我們能否這樣一想。當藏經洞初被發現時，如能引起當局重視，湊幾個運費，運進國家博物館，這些故事和遺憾不都沒有了嗎？然而清政府卻推說「湊不起」！就連被強盜們劫掠後剩下的不足萬件也都被各級官紳截拿2000餘件。試問，要是這些國寶全數留在當時的中國，沒有斯坦因和王道士這一節故事，到現在還能剩下幾張草紙，幾塊殘絹呢？
有足夠多的資料記載，王道士拿到斯坦因的「捐贈」和「施舍」後，除塑了一尊玄奘塑像外，還清理修繕了破敗的廟宇和坍塌的洞窟，重塑了已經斑駁不堪的所有金身，修造了大佛前殿的樓閣等等。
且不說80年前的王道士保護文物有功，至少他40年如一日遠離貪腐，辛勞為公，虔誠信仰，一貫始終。歷史並沒有記載王道士私自佔用了出賣老祖宗遺產而換來的一分錢。至死，他也就是一身道士長衫，一頂圓布帽，便被他的繼任們裝進了洞群外面的道士塔，僅比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時多了一身表明他身份的素服。
王道士的功過是非，亦或是「罪人」的悲劇永遠值得我們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