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王安石認為,漢字的音與形蘊含著萬事萬物之理,因此他花大量心血撰寫了一部二十四卷本(一說二十卷)的《字說》。書中對字的不少解釋如「五人為伍」「分貝為貧」「二戶相合而為門(門)」「訟者,言之於公」等,以會意解字,與清人「因聲求義」的方法暗合,對訓詁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蘇東坡與王安石
然而,王安石於形聲字不能辨別,而一概用會意來逞其臆說。這種隨心所欲、任意發揮的說字方法,與拆字如出一轍,宋人在野史筆記中,如羅大經的《鶴林王露》、徐慥的《漫笑錄》、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等,對此均有記載,連《宋史•王安石傳》也說這部書「多穿鑿附會」。除此之外,王安石所註釋的《詩經》《尚書》《周禮》等文化典籍,被稱之為《新義》,他當政時,「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甚至主考官也專門用《字說》與《新義》作為標準來錄取考生,連孔子的《春秋》也被廢黜,不得列於學宮。可惜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連《字說》也成為禁書,沒有留傳後世。
然而,《字說》的一些殘篇斷章,卻往往作為笑料,被後人記載下來。
王安石「篤」字的解釋是「以竹鞭馬」。果然有道理,你想,以竹為鞭,抽打在馬背上,怎會不發出「篤」「篤」的響聲呢?可是蘇東坡卻問他:「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原來,據清代大學者、著名文字學家朱駿聲考證,古時候的「笑」字:竹字頭,下面是一個「犬」字。北宋時期想必也是這樣。對於蘇東坡的質疑,王安石只能是啞口無言了。可是蘇東坡並不罷休,又問王安石,我這個東坡的「坡」字,是什麼意思呢?王安石滿有把握地說:「坡者,土之皮也。」(明•馮夢龍《古今笑史•塞語部》)蘇東坡笑嘻嘻地又問:「那麼,‘滑’者,就應該是‘水之骨’囉?」
當時又有個飽學之士劉攽,也對《字說》牽強附會的解釋很為不滿,有一次問王安石:「牛的形體比鹿大得多,而鹿奔跑的速度又比牛快得多。可是,三頭牛卻湊成一個‘犇(奔)’字,三隻鹿又湊成一個‘麤(粗)’字,意思完全相反,這是什麼原因呢?」不消說,王安石同樣答不出個子丑寅卯來。
還有一次,蘇東坡大概不是當著王安石的面,而是與幾個文友閒聊吧,調侃《字說》道:「鳩字以‘九’從鳥,也是有根據的。《詩經•曹風》中有篇《鳲鳩》,開篇就說:‘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既然有七個孩兒,再加上爹和娘,不是恰好九個麼!」
的清末民初,廣東新會出了個著名的外交家、法學家,名叫伍廷芳,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位法學博士。辛亥革命爆發後,伍廷芳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並於南北和談時作為南方代表,達到了逼迫清帝退位的目標。他還追隨孫中山,出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廣東省長。伍廷芳雖然知識淵博,卻不搞尋章摘句,更不願一頭紮進故紙堆裡做考據的學問,而且,他最討厭那些「呆頭呆腦的詩人和好以文墨誇耀的文士」(陳此生《伍廷芳軼事》)。
偏偏他的下屬、財政部的一位秘書,最喜歡研究小學。所謂「小學」,通常是指研究文字、音韻、訓詁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你喜愛、你研究倒也罷了,只要不影響本職工作,你大可以喜愛,大可以研究。可是,這位秘書先生和人家談天不到三句,就開始賣弄他的文字功夫:某某字是如此如此的來歷,某某字是這般這般的意思,嘮嘮叨叨地說上一大堆,這就讓人望而生厭了。
有一天,他又在喋喋不休時,伍廷芳笑瞇瞇地問:「你一股勁地鑽研小學,究竟有什麼意思呀?」秘書先生眉飛色舞地說:「咳喲,實在太有趣了。比如說母親的‘母’字,外面那個框框本來是從‘女’字轉化過來的。內裡多加了兩點,是女子的乳房。意思是,女子有了乳,能夠哺育小孩子了,不就可以做母親了麼?」伍廷芳連連點頭道:「哈哈,我知道了!怪不得這個父親的‘父’字,上面是個‘八’字,下面的那個‘乂’字,由於指著四個方向,做生意的人就把它看作‘四’字。上下合攏起來,就是‘八四’。你想,一個男人,到了八十四歲,還不該做老子麼!」那位秘書先生,被伍老先生用歸謬法這麼一調侃後,是什麼表情,書上沒寫,估計總是少不了幾分尷尬吧?至於他今後是否稍有改變,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