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3月11日訊】孫子的兵學理論體系固然博大精深，勝義迭呈，在理想層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層面的「取偏」，就是孫子樸素辯證思維理性的集中表現之一。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句古老而精闢的軍事格言，兩千五百多年以來，一直膾炙人口，廣為流傳。而它正出自中國春秋晚期的傑出軍事學家孫子之口。孫子之所以在軍事史上享譽中外，名播千秋，被尊奉為「兵聖」、「百世兵家之祖」，除了他曾經輔佐闔廬經國治軍，「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立下赫赫戰功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撰著了一部近六千言的不朽兵學巨著——《孫子兵法》。作為中國古典兵學的最優秀代表，《孫子兵法》從戰略的高度和哲學的層面，觀察、分析戰爭現象，探討和揭示戰爭活動的一般規律，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戰爭、克敵制勝的具體方法，奠定了中國兵學的堅實基礎，規範了中國兵學的發展方向，確立了中國兵學的價值精神。唐太宗李世民所言「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唐李問對》捲上），可謂是深中肯綮，恰如其分。
孫子的兵學理論體系固然博大精深，勝義迭呈，但最讓人為之折服的，乃是他在論述具體軍事問題時所蘊含的思想方法論。它洋溢著樸素辯證的思維理性，為人們正確認識、高明解決軍隊建設與戰爭實施提供指導，也為人們從事其他社會領域的活動帶來啟迪。其中，在理想層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層面的「取偏」，就是孫子樸素辯證思維理性的集中表現之一。
中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為「求全」文化，追求萬全，爭取圓滿，是人們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它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著廣大民眾的心態意願。孫子同樣對「全」情有獨鍾。《孫子兵法》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多達十餘處，如「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兵不頓而利可全」，「自保而全勝」，等等。可見「全」在孫子的兵學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學說的核心「仁」、老子學說的核心「道」以及墨子學說的核心「兼愛」一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孫子看來，推行「全勝」戰略是理之所宜，勢之必然。它對己方來說，代價最小；對彼方來說反抗最小；對普通民眾來說，災難最微；對天下來說，獲益最大，無疑是最佳的選擇，最合算的博弈。為此，孫子推導出用兵的最上乘境界：「上兵謀伐」「不戰而屈人之兵」，主張用「全勝」之策角逐於群雄，爭勝於天下：「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
能有這樣的境界，無疑堪稱崇高的理想主義者，孫子的確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孫子同時還是一位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幟，一種理想，如果拘泥於「全勝」，而忘記戰爭廝殺這個殘酷的鐵血事實，將「理想」和「實際」簡單地等同起來，則不免是「迂遠而闊於事情」般自欺欺人了。換言之，孫子清醒地認識到，一味追求萬全之策是不現實的，因為「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克，不得則自全」，「全勝不鬥，大兵無創」云云，只能看作是一種理想的追求，其實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很難有真正的萬全，更不應為追求萬全、爭取圓滿而患得患失，瞻前顧後，優柔寡斷，以至錯失戰機，陷於被動，與成功失之交臂，圖虛名而招實禍。
正因為孫子早已將這層關係明瞭於胸，所以他在高舉「全勝」這桿大旗，於理念上汲汲追求萬全之策的同時，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上卻一直磨勵著「戰勝」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實效，特別強調突出重點，劍走偏鋒，主張集中兵力，尋找突破口，各個擊破，在此基礎上擴大戰果，克敵制勝，「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並敵一向，千里殺將」。孫子指出戰略家最大的過錯，在於不分主次、輕重和緩急，眉毛鬍子一把抓：「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由此可見，在「兵聖」孫子那裡，理想上求「全」與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統一的。孫子真正明白了「捨得」這層道理，即有舍才有得，得與失是辯證統一的，因而強調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爭，城有所不攻，軍有所不擊，君命有所不受」，絕不能為求「全」而大包大攬，絕不應為「全勝」而放棄「戰勝」，要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牽一髮而動全身，「以正合，以奇勝」。應該說，孫子這種劍走偏鋒的思維方式是充滿深邃的哲理的，其「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的基本理念正與老子的名言「多則惑，少則明」所體現的精神旨趣相吻合。
顯然，孫子有關「求全」與「取偏」的辯證思維，反映了理想與現實的統一，終極目標與階段任務的統一。這在今天也不無啟迪意義。「求全」只能是理想，是旗幟，是鼓舞人心，激勵士氣的美妙圖景，「取偏」才是現實，是手段，是真正可以踐行、可以落實的選擇。至於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更有必要借鑒孫子的用兵藝術和人生智慧，做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水無常形，兵無常勢」，分清緩急，甄別主次，開拓重點，把握關鍵，集中兵力，各個突破，以求獲得最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