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21日訊】題記：臺灣歌後鄧麗君主唱的「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曲，風靡全球華人，可誰又知道歌曲的作者劉雪庵竟是音樂界的頭號大右派，最後雙目失明，癱瘓在床，成了時代的棄物……
著名的愛國作曲家劉雪庵，從「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來，創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他的滿腔熱血，他的赤子之心，都滲透在那一首首歌曲中。
如今七八十歲左右的老人，他們的童年或少年時代，都是在民族危亡的焦慮中度過的，在親人離散的悲痛中度過的，在流浪和逃亡的苦難中度過的。伴隨和鼓舞著他們度過那些艱難歲月的，是他們唱不離口、常唱常新的大量抗日救亡歌曲：《畢業歌》、《長城謠》、《黃水謠》、《流亡三部曲》……其中，許多是劉雪庵的作品。
他們在歌聲中長大成人，一個個義無返顧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鬥爭。半個世紀過去了，到了八十年代，他們從報刊上知道了劉雪庵的一些情況：他竟是一位蒙冤受屈二十餘載，備受磨難，雙目失明，癱瘓在床的老人。他們的心被揪得緊緊的。對他們來說，劉雪庵是個親切的名字，是個響亮的名字。然而，如今也是個令他們心酸的名字。
原來，在劉雪庵眾多的作品中，有一首電影插曲《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成了劉雪庵及喜愛他歌曲的人們心中永遠的痛。說起《何日君再來》，人們不會陌生。有的人唱過，有的人聽過，有的人喜歡過，有的人斥責過……
這首誕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歌曲，大半個世紀以來，伴隨著民族的風風雨雨，有著極不平凡的經歷。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五十年代的反右派運動，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抵制港臺歌曲……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漩渦中，它被人曲解、上綱上線，鞭撻得一無是處，像個柔弱的少女，被羞辱得久久抬不起頭來。
劉雪庵更是為這首歌揹負了種種罪名，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劉雪庵是中國新音樂奠基人黃自的學生，與賀綠汀、江定仙、陳田鶴被譽為黃自的四大弟子。
劉雪庵是四川銅梁縣巴川鎮東門鹽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上書香之家。他的父親原本是位私塾先生，後在一家慈善堂工作。有一年家鄉發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沒。父親生前跟他講岳飛傳，講「精忠報國」的故事。愛祖國，愛民族，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
他的大哥是小學教師，愛好音樂。劉雪庵自幼跟他學習昆曲，吹笛弄蕭。大哥成了他的音樂啟蒙老師，也使他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大哥的岳父是前清秀才，開塾館，劉雪庵在他那裡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誰知禍從天降，母親、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難，沒錢醫治，相繼離開了人世。這場災難，對於剛剛進入中學，年僅十三歲的劉雪庵來說，無疑是個沈重的打擊。
他不得不輟學，在家裡自學音樂，幫助料理家務。
為了掙錢養家，十七歲那年，他當了小學音樂教員。
當家境有所好轉，他便於1924年考入成都美術及藝術專科學校，學習國畫，學習鋼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這所學校裡，他閱讀了《語絲》、《太陽》、《創造》、《洪水》等新文藝刊物，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導社」，與共產黨員有了接觸。
1927年春，美專停辦。劉雪庵回到同梁縣，在養聖學校任音樂教師，後擔任該校校長。後來這所學校成為中共銅梁縣委所在地，劉雪庵也參加了共產黨的一些活動。
不久，他在共產黨組織安排下來到上海，考入由《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譯陳望道創辦的中華藝術大學。
1930年秋，劉雪庵考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在這裡，他打下了堅實的音樂基礎，開始了音樂創作。
當他踏進音專校時，我國著名作曲家、音樂理論家、音樂教育家黃自，應校長蕭有梅的聘請來到音專任教，負責音樂理論和作曲的教學。劉雪庵幸運地成為黃自的學生，對西洋作曲理論進行了系統的學習。
同時，他還師從俄籍鋼琴維鈿夫人學習鋼琴，師從朱英學習琵琶，師從易韋齋和龍榆生學習中國詩詞及韻文，師從吳伯超學習指揮，師從李維寧學習賦格和自由作詞等。
黃自十分重視民族音樂的發展，主張學習西洋音樂的方法，用來研究整理我國的音樂與民謠，創造民族化的新音樂。黃自的音樂理念，對劉雪庵有著極深的影響。劉雪庵在以後的創作實踐中，將民族民間音樂的傳統手法與西洋作曲技法有機地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劉雪庵有著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寫的詩詞常在校刊上發表，受到諸多老師的讚賞。他的詩詞老師龍榆生（暨南大學國文系主任、音專兼職教授）對他的作業總是讚許有加。
劉雪庵學習刻苦，才華出眾，與賀綠汀、江定仙、陳田鶴被譽為黃自的四大弟子。
當黃自接受商務印書館的委託，參與編寫一套《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時，他讓四大弟子各分擔一部分工作，創作一些適合學生唱的新歌曲。劉雪庵創作了《喜來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殺敵歌》、《提倡國貨》等培養兒童健康品德和愛國精神的歌曲。
劉雪庵與僅比他年長一歲的黃自，既是師生，也是朋友，有著很好的合作關係。黃自十分欣賞劉雪庵寫作的一些歌詞，常為之譜曲。
「雪霽天晴朗，臘梅處處香。騎驢灞橋過，鈴兒響叮噹。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度好時光。」他們師生合作的這首《踏雪尋梅》，已成為我國的經典名曲。
這裡還要提到劉雪庵的另一位老師——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鋼琴家齊爾品。他1934年來中國演出時，對當時中國樂壇幾乎一面倒向西洋十八九世紀的現象深感憂慮，於是就留了下來，決心幫助中國音樂更好地發展。他以「名譽教授」的身份到上海音專任教，很快就發現了劉雪庵這個好學生。
在他舉辦的「徵求具有中國風味鋼琴曲」比賽中，劉雪庵創作了包含四首鋼琴小品的《中國組曲》參賽，受到他的高度評價。後來，他曾將《中國組曲》介紹到歐美演奏，並先後在巴黎、紐約出版。
「想當日梢頭獨佔一枝春，嫩綠嫣紅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慘遭無情手，未隨流水轉墜風塵；莫懷薄辛惹傷情，落花無主任飄零；可嘆世人未解儂心苦，向誰去嗚咽訴不平！」齊爾品從校刊上看到劉雪庵寫的這首詞《飄零的落花》，覺得很美，就鼓勵劉雪庵將它譜成獨唱歌曲，並要求以藝術樂曲的形式來體現。
劉雪庵在齊爾品的鼓勵與指導下，終於將它譜成了一首藝術名曲。齊爾品隨即將它連同劉雪庵的其他三首歌曲《早行樂》、《採蓮謠》和《菊花黃》，以《四歌曲》為題介紹到東京出版，發行歐美各地。
劉雪庵還曾為古詩詞譜曲，如張繼的《楓橋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聞笛》等。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東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劉雪庵為這首《春夜澆城聞笛》譜的曲嚴謹、典雅，優美流暢，婉轉起伏，聽來親切感懷，抒發了知識份子惆悵懷舊的心情。
以後，齊爾品又將劉雪庵譜曲的《楓橋夜泊》、《布谷》、《淮南民謠》介紹到巴黎出版。
1935年，齊爾品在《現代中國音樂》一文中寫道：「劉雪庵，一位很年輕的人，在他的鋼琴作品、短歌及小曲中，表現出明顯的中國風味，是一位極有前途的作曲家。」
熱血青年劉雪庵，以音樂為武器，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創作了大量抗戰歌曲，許多歌至今傳唱不衰。
「九·一八」事變，震驚了全國。劉雪庵挺身而出，組織講演會，出牆報，寫歌曲，呼喚人們起來抗擊日寇的入侵。據當年任職音專的廖輔叔回憶：「當時學生中最早出來宣傳抗日的，就有劉雪庵。」
為了支持東北抗日義勇軍，音專師生走上街頭，進行募捐。黃自親自領著劉雪庵、賀綠汀等學生走向浦東，捧著竹筒，挨門挨戶去募捐。
從這時起，劉雪庵開始了抗日歌曲的創作：《出發》、《前線去》、《前進曲》、《出征別母》……
「母親回頭見，母親回頭見，孩兒去了請你莫眷戀。這次上前線，是為祖國戰，殺敵誓爭先，光榮信無限。光榮信無限。戰！戰！戰！救亡圖存，縱死沙場我心願。」這是1932年劉雪庵作詞譜曲的《出征別母》歌。
「一·二九」運動中，劉雪庵組織音專學生走上街頭遊行請願，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運動。隨後，他參加了中國音樂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詞曲作者聯誼會」。
這期間，他與王紹清合作，譜寫了《戰歌》：「戰戰戰！一齊上前線，報仇雪恨，奮勇當先。哪怕敵人的強暴野蠻，只要我們英勇壯膽，抱著犧牲的決心去幹，爭得光榮的凱旋！」
1936年5月，日本戰犯近衛文的弟弟、樂隊指揮近衛秀來到上海，擔任日租界工部局管弦樂隊的指揮。一天他來到音專，與全體師生見面，還登上講臺，宣傳所謂的「中日友善」。他的話音剛落，劉雪庵即從坐位上站了起來，義正辭嚴地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暴行，捍衛了民族尊嚴。全校師生無不為之振奮。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劉雪庵當即與侯楓合作，譜寫了歌曲，《大家一條心》：「大家一條心，向抗敵救亡的路線前進！前進！前進！前進！收復四省，奪回平津。國土要完整，正義始能伸，大家一條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線前進！
樂曲英勇樂觀，表達了全國人民奮起抗戰，收復失地的強烈願望。
在抗日戰爭中，劉雪庵創作了大量歌曲，以音樂為武器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加入了上海文藝界救國聯合會，與黃自、廖輔叔、李維寧、江定仙、陳田鶴等成立了「中國作曲者協會「，有組織地發揮音樂工作者在抗戰中的作用。」協會「就設在劉雪庵家中，成為上海音樂界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據點。
劉雪庵還同張曙、夏之秋、洗星海等聯合音樂界進步人士組織了「全國歌詠協會」，劉雪庵為執行委員，曾和沙海、王雲階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衛游擊隊」的大型音樂會。
劉雪庵還自費出版了音樂期刊《戰歌》。上海淪陷後，《戰歌》輾轉武漢、重慶，共出版了十八期，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一份影響廣泛的抗日音樂刊物。夏之秋的《歌八百壯士》、《賣花詞》，劉雪庵的《長城謠》、《流亡三部曲之<離家>、<上前線>》，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戰》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過這個小小刊物傳遍全國的。
《戰歌》在上海創刊後，曾有人向劉雪庵推薦歌曲《松花江上》，說這是當時在平津流亡學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戰歌》上發表。這首歌是誰的作品，推薦人沒有說明。劉雪庵看後，認為的確是一首好歌，只是覺得它過於傷感，沒有急於發表。
不久上海淪陷，劉雪庵乘船去香港，準備由香港轉入內地。在船上，他欣喜地與文化救亡協會內地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江陵相遇。他們談起了《松花江上》這首歌，劉雪庵提出要把這首歌擴充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轉為緊張激昂，以激起人們的鬥志。
江陵十分贊同他的意見，立即在船上寫了第二部《離家》的歌詞：「泣別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盪，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哪裡是我們的家鄉？哪裡有我們的爹娘？百萬榮華，一剎化為灰燼；無限歡笑，轉眼變成淒涼。說什麼你的我的，分什麼窮的富的，敵人殺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財產毀滅？聽！炮聲又響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還有個人幸福？哪還有個人安康？——誰使我們流浪？誰使我們逃亡？誰使我們田土淪喪？誰要我們民族滅亡？來來來，來來來！我們休為自己打算，我們休顧個人逃亡，我們應當團結一致，跑上戰場，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
劉雪庵當即為這首歌詞譜寫了十分貼切、動聽的曲子。
在他們從香港赴廣州的火車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線》的歌詞：「走，朋友！我們要為爹娘復仇。走，朋友！我們要為民族戰鬥。你是黃帝的子孫，我也是中華的裔胄。錦繡的河山，怎能任敵騎踐踏？祖先的遺產，怎能在我們手裡葬送？走，朋友！我們走向戰場，展開民族解放的戰鬥。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都是我們的兄弟；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有沒有決心？有！我們有沒有力量？有！拿起我們的槍桿筆桿，舉起我們鋤頭斧頭，打倒這群強盜， 爭取我們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們招手！」
劉雪庵譜曲後，將《松花江上》、《離家》、《上前線》合成《流亡三部曲》，當即交給流亡學生排練，在中國戲劇界支援各地抗敵軍聯合大公演時首次演出，接著又在《戰歌》上發表。從此，《流亡三部曲》傳遍全國各地，成為當時膾炙人口，廣為傳唱的抗日歌曲。
劉雪庵還曾為多部抗日影片，如《新桃花扇》、《中華女兒》、《十字街頭》、《孤島天堂》、《關山萬里》等，譜寫了主題歌或插曲，其中不少影響深遠，流傳至今。
1937年春，潘孑農的電影劇本《關山萬里》投入拍攝。影片講述一位東北的京劇藝人，「九·一八」事變後，攜妻女流亡關內，在顛沛流離中，自編小曲，教育幼女牢記國家仇的故事。
故事裡，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樂家收養。後來，在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募捐演唱會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長城謠》，這是音樂家根據幼女父親編的小曲譜成的。這首歌使他們父女團圓，卻仍然回不了家鄉……
潘孑農請劉雪庵為全劇配樂並為《長城謠》歌詞譜曲。不料「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影片未能拍成。潘孑農和劉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聯繫。
這年九月，潘孑農在赴武漢的輪渡上，遇見一支青年抗日宣傳隊，他們正大演唱一首旋律極其優美的歌曲。他覺得歌詞是那麼熟悉，仔細一聽，原來就是他寫的《長城謠》。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動萬分：影片雖未拍成，劉雪庵卻已將歌詞譜了曲，傳唱開了。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自從大難平地起，姦淫擄掠苦難當。苦難當，奔他方，骨肉離散父母喪。
「沒齒難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鄉。大家拚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強。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
這成了劉雪庵和潘孑農合作的一首名曲。當年，經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演唱，並由百代公司製成唱片發行國內外，使之家喻戶曉，萬人傳唱，大大激發了海內外同胞的愛國熱情。
《長城謠》從三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今天。1982年秋在香港舉辦的「中國近代音樂史聲樂作品展」上，展出了《長城謠》；接著，北京廣播電臺在介紹「五四」以來的優秀歌曲中，播放了中國音樂學院合唱團演唱的《長城謠》；在1984年的新年聯歡晚會上，香港著名歌手張明敏演唱了《長城謠》；隨後，上海歌手瀋小岑錄製的《長城謠》磁帶發行到海外……
臺兒莊戰役獲勝，劉雪庵當即與田漢合作，譜寫了歌曲《捷報》：「在東戰場，在北戰場，都捷報連連。在天空中，在陸地上，展開了壯烈的殲滅戰。我們走上了勝利的初步，我們挫折了敵人的凶焰。我們敗不氣餒，我們勝要自勉。鞏固軍民合作，加強統一戰線，用全民族的力量，爭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這是一首雄壯如進行曲的歌曲，它慶賀戰爭的勝利，更鼓舞著人們抗日的士氣。
淮海戰役後，南京政府面臨崩潰。劉雪庵在共產黨授意下，在社教學院成立了「經濟稽查委員會」，控制了學院的財權。當院長要把學院遷往臺灣時，劉雪庵堅決反對，成立「五人院務委員會」和「員工警應變聯合會」，他們把學校僅有的七根金條埋藏起來，在中共建政後，交給了軍管會。
中共建政後，劉雪庵先後在無錫蘇南文教學院、江蘇師範學院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是無錫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6年，劉雪庵奉調進京，負責籌建北京藝術師範學院（中國音樂學院前身），然後便在該院任教，並擔任副院長。
《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窮根》、《翻身舞曲》、《來唱個翻身樂》、《全世界人民團結緊》等為中共寫的頌歌，都是他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作品。
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玩笑，「進步」的作曲家劉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突然成了音樂界的頭號大右派
事情還得1957年春的「整風運動」說起。
那次整風運動，宣布的內容主要是反對共產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運動開始後，中國音協組織了一系列座談會，邀請在京的音樂家圍繞上述內容對領導提意見。有關領導親臨現場，消除與會者的顧慮，鼓勵人們大膽講話。
劉雪庵應邀出席了座談會，而且第一個發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談了自己的幾點意見：
一、音協領導有宗派主義。他說：「從音協領導來看，有三個主席四個秘書長。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黨員領導……
二、音協機構的學術性差。他說：「從音協的方針來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來，有的工作處理不夠妥當。原因在哪裡？依我看，是有些領導同志對藝術與創作關係的理解有問題，音協機構政治性太強，學術性太差。」
三、創作與批評的問題。他說：「在創作上，過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論及音樂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黃自的《農家樂》和我的《紅豆詞》，應當根據這些樂曲的意義和作用，進行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這對於開展理論與批評，繁榮創作藝術還是有好處的。」
直面領導，劉雪庵的發言無疑是坦率的，真誠的，也是尖銳的。
他畢竟是一介書生，一個心無城府的音樂家。他不懂權術。不懂什麼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麼是「陽謀」。他怎麼會想到，當他在座談會直抒胸懷，一吐為快時，已經掉進了一個深深的陷阱裡。
這時候，全國的整風運動已經轉入反右派運動了。
他所在的北京藝術師範學院，連續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揭發批判。他本是這所學院的副院長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員，現在被斥之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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