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01日訊】2013年的11月23日，烏克蘭全國舉行了大規模的紀念活動，追悼80年前大飢荒中殞命的數百萬同胞。曾有"歐洲糧倉"之稱的烏克蘭，上世紀頭50年爆發過三次大飢荒，其中以1932年至1933年最為嚴重，此次飢荒因斯大林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導致。根據近年披露的克格勃檔案，學界估計餓死人數約在700萬-1000萬人左右。如今，紀念大飢荒已成為烏克蘭每年銘記歷史慘劇的重要社會活動。
早在10年前，當烏克蘭紀念大飢荒70週年時，烏克蘭國會和一些社團向美國的普利策新聞獎委員會發出呼籲，要求撤銷1933年授予《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杜蘭蒂的這個獎項，迫使這個委員會重審60年前的那個決定。杜蘭蒂當年因系列蘇聯報導而成名，但後來被證實，就在大飢荒時代，他掩蓋真相，為美國的自由派或左派營造了一個"完美幸福的國度"，但卻因此大受讚譽。
2008年，紀念大飢荒75週年之際，烏克蘭政府向兩個已經去世的英國記者繆格里奇和瓊斯頒發自由勛章，表彰他們對那場可怕的人禍的真實報導。
謊言傳播者生前風光無限，真相披露者的榮譽卻在死後才得到追認。這三個西方記者的生前死後，值得今天的人們深長思考。
杜蘭蒂－－因謊言而成名的美國記者
1933年11月，美蘇建立了外交關係，蘇聯派出以外交部長李維諾夫為首的代表團去美國簽署建交協議。在紐約商界為蘇聯貴賓舉辦的盛大招待會上，當宴會的主持人在念到與會的顯貴中一個瓦爾特 杜蘭蒂的名字，並介紹他是"為我們這個城市服務的當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時，全場起立，掌聲如潮。
杜蘭蒂是英國人，受雇於《紐約時報》，擔任派駐莫斯科的記者。從上世紀20年代早期開始，他有關蘇聯的報導成了很多人瞭解蘇聯的最重要渠道，甚至對於剛上臺的羅斯福政府在承認蘇聯的決策中都有一定作用。1932年杜蘭蒂為此獲得了創辦不久的普利策獎，成為《紐約時報》第一個獲得這項獎的記者。在對蘇聯的研究尚未成為專門學問的時代，杜蘭蒂不但是個記者，而且儼然成了蘇聯問題的權威。
然而，今天人們都知道，杜蘭蒂當年用美國頭牌大報記者的身份，掩蓋大清洗和大飢荒下蘇聯的真相，製造出一個虛假的、迎合美國左派和自由派幻想的社會主義理想國。
杜蘭蒂的駐蘇記者生涯，從一開始就是和飢荒聯繫在一起的。1921年他被派到蘇聯（當時還叫蘇俄），首先報導的就是這個國家嚴重的飢荒。但當時報導飢荒是蘇俄政府允許的，因為在官方宣傳中，飢荒是由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造成的，和列寧實行了三年的以剝奪農民為核心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無關。1921年開始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需要西方的糧食和其他援助，所以要通過西方媒體來傳播飢荒的場面。列寧甚至通過高爾基建立了一個非官方委員會，向西方國家發出呼籲，要求得到糧食、藥品和衣物。美國救濟署很快同意提供援助，不過提出允許西方記者進入蘇俄國採訪，把瞭解到的災情報導回國內，這樣公眾才能支持由政府和慈善機構組織的救濟活動。杜蘭蒂就是這樣去的蘇俄國，並成為常駐記者。
但到了30年代初，既沒有世界大戰也沒有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大飢荒完全是由斯大林的集體化和對農民的又一輪剝奪造成的。蘇聯官方宣傳不但隱瞞大飢荒，而且向世界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欣欣向榮，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形成鮮明對比，使得不少西方人信以為真，也給正面報導蘇聯的西方媒體製造了巨大的讀者群。但紙裡包不住火，1933年，國際新聞界有關蘇聯大飢荒的流言使得《紐約時報》總部催促一直迴避報導這件事的杜蘭蒂，要他調查新聞來源。這時杜蘭蒂的報導中開始出現食品短缺、營養不良和部分地區人口減少的消息，他甚至給出了一個200萬人左右被餓死的估計。
就在此時，出乎意料的是蘇聯官方在嚴禁其他西方記者離開莫斯科採訪的同時，給了杜蘭蒂去傳說中發生飢荒的地區採訪的通行證。1933年9月，杜蘭蒂開始了他的調查採訪，跟蹤報導發表在《紐約時報》。他先去了北高加索，發表了3篇報導，從標題上讀者們就可以感到開朗和樂觀，例如"蘇維埃正在贏得農民的信念""蘇維埃公社的農民正在致富""北高加索物產富饒"。他斥責傳播蘇聯飢荒消息的西方記者根本沒有調查研究，他原來作出的200萬人餓死的估計也必須收回。
但到了烏克蘭時，他在報導中承認有大規模的飢荒，但主要原因不是集體化，而是來自國際上的威脅：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威脅蘇聯的遠東地區，去年蘇聯不得不從烏克蘭調運大量糧食去東部邊境，供應那裡的軍隊。糧食調得太多了，影響了烏克蘭農民的口糧。
杜蘭蒂的這次採訪持續了10天，到了最後幾天，杜蘭蒂的報導又開始回到最初幾天的樂觀態度：總的來說，雖然有飢荒，有個別餓死人的現象，有政府政策的失誤，也有農民的消極抵抗，但農村青年是站在政府一邊的，克里姆林宮正在贏得這場集體化戰鬥的勝利。
然而，回到莫斯科之後不久，杜蘭蒂以英國公民的身份給英國駐蘇聯大使館寫了一份內部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描繪了一幅和他的公開報導完全不同的陰森可怖的圖景。他說在他所到之處，幹部們幾乎都被趕下鄉去推行集體化和監督農民生產，但到處都可以看到長滿了荒草的農田。他對餓死人數的估計是：在伏爾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地區就起碼死了300萬人。在烏克蘭情況更糟，人們就像蒼蠅一樣死去，很多農舍大門洞開，可以看得見裡面骨瘦如柴的屍首。
《紐約時報》一個流動通訊員這時來到莫斯科，當她聽到杜蘭蒂私下提到在烏克蘭有上百萬人餓死時大為吃驚，問道："瓦爾特，你不是開玩笑吧？真的有幾百萬嗎？"杜蘭蒂說："當然不是開玩笑，我這還是保守的估計。"
接下來，在這個"內部場合"，他說了一句所有在場的人都永遠不會忘記的話："不過他們都是俄國人。"
兩個月以後，蘇聯和美國建交。杜蘭蒂坐著蘇聯外交代表團的輪船回到了美國。美國左派和自由派的媒體把他捧為為美蘇建交立下不朽功勛的偉大記者，因為他告訴了美國人民一個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領導堅強有力，人民勇於犧牲，充滿了理想主義，雖然生活苦一點，但苦得值得。而且俄國人懂得，除了忍受犧牲，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通向國家的強盛。杜蘭蒂在論證這個個人犧牲與國家強盛之間的必然關係時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要做雞蛋餡餅，只能打破雞蛋。"
斯大林時期有很多西方記者和知識份子用同情甚至讚賞的態度描繪蘇聯，誤導了西方讀者。他們或是通過有色眼鏡觀察蘇聯，或是不加分析地使用蘇聯官方提供的材料，但杜蘭蒂的問題並不在於他對蘇聯和斯大林不瞭解。相反，是因為他對這個體制太瞭解了。例如他早在20年代中期就預言斯大林將打敗反對派，成為領袖，並廢除新經濟政策；在1931年他就提出了"斯大林主義"這個至今全世界仍在使用的術語。
杜蘭蒂對蘇聯的這種敏銳的瞭解很可能來自他個人品格中和這個體制一拍即合的東西，即犬儒主義和實用主義，在此基礎上他和蘇聯官方宣傳機構之間達成了默契。他把報導蘇聯作為給自己謀取名利的天賜良機，為此不顧基本的職業道德，而且喪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線，把千百萬俄國人的生命視若螻蟻，把自己的名利建立在這些餓殍之上。
繆格里奇和瓊斯：因真話而青史留名
和杜蘭蒂相反，當時在莫斯科有兩個英國新聞記者，他們對大飢荒的瞭解不一定比杜蘭蒂全面和深入，但他們卻把蘇聯有千百萬人已經和正在餓死的真相告訴了世界。
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是英國作家，也是比較左傾的《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1932年派駐莫斯科。他原來思想左傾，對蘇聯共產主義很嚮往。但在蘇聯待了一陣後，他很快就對這個制度開始失望和懷疑，於是決定對傳說紛紜的飢荒展開調查。1933年他在未經蘇聯官方許可的情況下偷偷前往烏克蘭和高加索地區，在那裡他震驚於親眼目睹的飢荒慘狀。但由於他的調查是"非法"的，而當時西方駐蘇記者的報導都要通過蘇聯官方的通訊渠道向外發送，這是變相的新聞審查，所以他採訪得來的消息只能通過他的英國大使館的關係，放在英國外交官的郵袋中送出蘇聯，發表時還不能署名。1933年3月下旬，《曼徹斯特衛報》發表了繆格里奇的三篇採訪，其中一篇題為"蘇維埃與農民－－烏克蘭的飢荒"，署名是"一個匿名的觀察者"。文章經過了刪節，而且沒有作者的真實姓名，其可信度和傳播效果就打了折扣。不但如此，雇佣他的《曼徹斯特衛報》一些編輯人員還對他對蘇聯的揭露和批評大為不滿，認為是誇張不實。
作為莫斯科記者圈子裡的同行，繆格里奇對杜蘭蒂的為人非常瞭解，他稱後者是"我所見過的最無恥的謊言家"。和因謊言而飛黃騰達人生得意的杜蘭蒂相比，繆格里奇當時不但默默無聞，甚至因為在對蘇聯的看法轉變後和《曼徹斯特衛報》的編輯方針有不同意見，一度生計都有問題。他1934年出版了小說《莫斯科之冬》，其中描繪了"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真實圖景，並諷刺了西方新聞界對蘇聯一廂情願的憧憬和偏袒。
另一個年輕的英國人瓊斯（Gareth Richard Vaughan Jones）對披露蘇聯的大飢荒作出更重要的貢獻。瓊斯天資聰穎，通法文、德文和俄文，專長國際事務，30年代初擔任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顧問，也為一些報刊撰寫報導，新聞嗅覺非常敏銳。當納粹黨在德國上臺時，他在那裡做追蹤報導，甚至和希特勒乘坐同一架飛機前往法蘭克福參加後者就任德國總理的儀式。他曾經於1930、1931和1932年3次前往蘇聯，對正在開展的農業集體化導致的農村糧食嚴重短缺已經有所瞭解，並反映在他的系列報導中。例如1931年4月他發表於《西方郵報》上的兩篇文章題目分別是"俄國農民的逆來順受是英國人不能容忍的"和"俄國工人的幻滅－－由食物短缺導致的對'五年計畫'的反抗"。1932年10月他在同一份報紙上發表的報導題目就是"還有湯喝嗎？－－俄國在飢餓中面臨嚴冬"。
1933年3月瓊斯又一次前往蘇聯的烏克蘭。3月29日，在德國柏林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對多家西方報刊，他對自己乘坐火車經過烏克蘭的城鎮鄉村時看到的令人觸目驚心的飢荒景象和與當地農民的接觸和交談做了介紹。他的這些介紹在大西洋兩岸同時由多家著名報紙刊出，轟動一時。
《紐約晚郵報》的標題是"飢餓魔爪下的俄國－－數百萬農民正在被餓死"，《芝加哥每日新聞》的標題是"俄國正在經歷的飢荒和1921年一樣嚴重"。
僅僅兩天後，《紐約時報》刊出了杜蘭蒂對瓊斯的反駁。杜蘭蒂一年前剛剛因為對俄國的報導而獲得普利策獎，如果瓊斯的所見所聞屬實，那等於是說他不配得這個獎，因為瓊斯的結論也是建立在他對蘇聯前三年情況的瞭解之上的。杜蘭蒂強調瓊斯這次在蘇聯只待了三週，走馬觀花，就憑在鐵路沿線看到的一些有限景象就做出全局性的判斷。杜蘭蒂為自己辯護的策略很巧妙－－他不否認俄國有糧食問題，但被瓊斯誇大了。他文章的題目就是"俄國是有人挨餓，但不是餓得要死"（Russians Hungary， But Not Starving"）。他的敘述策略也很巧妙，向人們顯示他比瓊斯對俄國更有全面的瞭解："由營養不良引起的疾病導致的死亡確實有，但蘇維埃社會很牢固"，"大城市糧食有保障"，"烏克蘭、高加索和伏爾加河下游遭受糧食短缺"，"俄國和在俄國的外國觀察家看不到任何災難的預兆"－－這就是說真正瞭解情況的人會同意俄國有糧食短缺，但卻會認為瓊斯的結論是聳人聽聞。
5月13日，《紐約時報》刊出了瓊斯的回應文章。瓊斯簡要介紹了自己得出烏克蘭正在發生大飢荒的結論的資料來源。文章結尾，他諷刺而憤懣地說："可不可以讓我表達對蘇聯外事機構掩蓋真相之技巧的祝賀？那些待在莫斯科衣食無憂的傢伙只會掩蓋一個真正的俄羅斯"。
瓊斯對蘇聯真相的報導引起的軒然大波使得蘇聯把他列入不受歡迎的記者名單，從此不讓他入境。而在西方媒體，儘管他的觀察和觀點被廣泛報導，但並沒有形成對杜蘭蒂的蘇聯報導的顛覆性挑戰，後者依然很風光。也就是說，西方媒體讓瓊斯和杜蘭蒂二者並存。但因為瓊斯是以謊言揭露者的身份出現的，這種名義上的中立又何嘗不是對他的一種冷遇和漠視？
瓊斯和中國還有一段悲劇性的淵源。離開蘇聯後，他追尋另一個世界新聞的熱點：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的擴張。1935年他前在中國北部的內蒙古地區調查滿洲國的情況，於當年8月在那裡被身份不明的匪幫綁票後殺害。這樁謀殺案的真正背景和經過，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