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1月27日訊】提到「樣板戲」，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飽受過「八億人看八個戲」之苦的人們，大多能說出在文革前期「佔領舞臺」的「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這八個「樣板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經還有一個由「文革旗手」江青親自抓的「樣板戲」，它就是「革命現代京劇」《紅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半途夭折了，否則，第一批「樣板戲」本該有九個。
江青主持討論改編
長篇小說《紅岩》在1961年出版後，因「生正逢時」，投合當時強調「反帝反修、狠抓階級鬥爭」的需要，引起轟動效應，各種藝術形式爭相改編。影響較大的，有歌劇《江姐》、電影《烈火中永生》、連環畫《紅岩》等。在各劇種、各地方劇團爭相改編的熱潮中，江青也親自抓了北京京劇團（即北京京劇一團）改編《紅岩》的工作。
被江青指定擔任京劇《紅岩》編劇的，是兩位大手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歌劇團《江姐》的編劇閻肅，和北京京劇團《沙家浜》編劇主要執筆的汪曾祺--當時，《江姐》和《沙家浜》（原名《蘆蕩火種》）都已經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演出並得到了讚賞，毛還分別對兩個劇提出了修改意見（《沙家浜》當時就按照毛的意見進行了修改。《江姐》的修改是在文革結束後重新搬上舞臺時才完成）。把這兩個劇的編劇抽調來擔任《紅岩》編劇，可見江青對這齣戲的高度重視。
京劇《紅岩》的改編，就從1964年冬開始了。當時北京京劇團還在不斷修改、排演《沙家浜》。扮演阿慶嫂的名角趙燕俠，被安排在《紅岩》中扮演女主角江姐。
關於讓汪曾祺參加京劇《紅岩》的改編，閻肅有這樣一段回憶：「為了改編《紅岩》，江青告我：‘從京劇團找一個人跟你合作……’我說：‘一定跟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賞識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個右派。」
汪曾祺後來發表過一篇《江青與我的「解放」》 ，其中談到了京劇《紅岩》的改編：「我又被指定參加《紅岩》的改編。一九六四年冬，某日，黨委書記薛恩厚帶我和閻肅到中南海去參加關於《紅岩》改編的座談會。地點在頤年堂。這是我第一次見江青。在座的有《紅岩》小說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林默涵，好像還有袁水拍。他們對《紅岩》改編方案已經研究過，我是半路插進來的，對他們的談話摸不著頭腦，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發裡聽著，心裏有些惶恐。江青說了些什麼，我也全無印象，只因為覺得奇怪才記住了她最後跟羅廣斌說：‘將來劇本寫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
在陸建華著《汪曾祺傳》中寫到此事時，除去轉述以上文字外，還多了這樣幾句話：「那一晚的談話是在中南海毛主席書房外面的一間房子裡進行的。談話中間，毛主席曾從書房裡出來過一次，大家連忙站起來，但毛主席親切地揮了揮手，說：‘你們談，你們談。’說完又退回書房中去了。」 這段敘述令人生疑，按照毛澤東與江青當時的相互關係和各自工作習慣，江青恐怕既不能也不敢把討論會弄到毛澤東的書房外邊去開。在汪朗回憶父親汪曾祺的《歲月留痕》中，對此事是這樣寫的：「爸爸第一次見江青是在中南海頤年堂……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見過毛主席一面，是不是這一次不清楚。他去過幾次中南海，家裡人都不知道，當時這都屬於機密。他說正在討論劇本時毛主席走進來，好像是要找什麼東西。江青介紹說，找了幾個人來談劇本創作。毛主席只說了一句‘你們談，你們談’，隨後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沒說過，也沒寫過。沒想到多年之後，一家小報竟刊登了一篇毛澤東與汪曾祺的文章，說毛主席與爸爸就《沙家浜》的劇本詳細交談過，你一句我一句的還顯得很親熱。這連捕風捉影都說不上，純粹就是瞎掰。爸爸看過之後，又好氣又好笑，又不願意跟這種小報和無聊作者較真，才跟我們說及此事。」
筆者問過閻肅，他回信說：「《汪傳》所說64年底，於中南海，確有‘召見’，但無羅廣斌、楊益言，而有林默涵，似還有當時北京京劇院黨委書記薛恩厚，及汪、閻。但我不記得有毛走來打招呼。」
楊益言的回憶中也從未提及在中南海討論劇本和見到過毛澤東。他記得的江青對羅廣斌和他的接見，是在1965年1月，地點是人民大會堂。他回憶說：「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袁水拍突然給我們送來兩本京劇《紅岩》的改編本，要求我們認真看看，並且準備意見，他說，到時候會派車來接我們去參加這個劇本的座談會。」「1965年1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們被接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京劇改編本《紅岩》討論會。進了會場，才知道這個劇本是江青叫人寫的，這次討論會也由她主持。」「會場上已有好幾位與會者在沙發上落座，江青要我和羅廣斌坐在她旁邊的沙發上。劉白羽同志戴著個白紗布口罩，咳著嗽從門外走進來，江青抬眼看見了他，就像生怕會傳染給她什麼病菌似的，向他揮了揮手，劉白羽就回頭走了，再也沒進來。」
但閻肅的回憶又有所不同。他在給筆者信中說：「65年（是否1月記不得了）確有人大會堂‘徵求意見’，但主要是談改編京劇的提綱（當時沒有京劇劇本），當時在座的人有羅、楊及前述幾人，似乎還有原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
按照楊益言的回憶，討論會上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先發言，他談到劇本把江姐從犧牲改成被營救出獄時，說：「現在把她寫活了，群眾恐怕不會接受……」「似乎虛弱不堪的江青，‘啪’地一巴掌，猛然拍打在茶几上，藏在眼鏡片後面的兩眼閃著凶光，向林默涵同志厲聲喝道：‘你要允許我試驗！允許我失敗！’她根本不許別人講話。氣得滿臉通紅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講話了。」--林默涵當時可能還不知道，把江姐寫活是毛澤東的意見。
「稍歇片刻，江青似乎平靜下來，笑著要小說原作者講話。羅廣斌示意我先講。我只講了幾句話，說這改編本寫的是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裡的鬥爭，敵特的頭子是美帝國主義特務，這改編本要注意揭露這個最凶狠的敵人。沒想到，江青竟立刻說：‘好！’並且吩咐：‘請中宣部通知全國作家，注意寫反美鬥爭題材’。接著，就由羅廣斌講，他也只講了幾句，說改編本應該將江姐的性格寫得更好，更豐滿些。同樣沒想到，江青又是連聲說：‘好，好！’」
按楊益言的回憶，這樣一個專門討論京劇《紅岩》改編的會，除了林默涵開頭講的幾句話，和隨後他與羅廣斌分別講的「幾句話」以外，似乎江青和其他人對改編都沒有說什麼意見。他只說到，江青一會兒要北京京劇團薛恩厚等人唱《紅燈記》中的幾句唱腔，一會兒要羅廣斌和他繼續改小說，把江姐改得更好，並在最後宣布，她計畫用十年的時間來完成京劇《紅岩》的改編，還要將歌劇《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電影片《紅岩》。
兒戲般的「體驗生活」
在那次討論會後，京劇《紅岩》的編劇班子和羅廣斌、楊益言被安排到了六國飯店。春節過後，江青又指示將他們搬到頤和園中的一個島上去住。在這期間，江青還親筆簽名贈送了兩套《毛澤東選集》給羅廣斌和楊益言（汪曾祺等人在此前就已得到了她的簽名贈書）。
不久，江青又給羅廣斌打來了電話，說她要去上海，來不及了，想委託羅、楊幫她辦一件事：帶京劇《紅岩》的演員去重慶體驗生活，到重慶後，要先把他們在原來的渣滓洞集中營關一個星期，然後把他們帶去華瑩山。
196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室致函重慶市委宣傳部，說北京京劇團正在改編小說《紅岩》為京劇，該團黨總支書記薛恩厚將率參與這一工作的編劇、導演和演員等43人前往重慶參觀、訪問、修改劇稿，準備排演（3月初到4月初，為期一個月左右），「在前一階段的改編工作過程中，羅廣斌、楊益言二位同志已給予不少幫助。到重慶後，仍請他們二位，並增加劉德彬同志，繼續幫助進行這一工作。」
中宣部為何提出要增加劉德彬幫助進行這一工作？因為在1962年3月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就曾向四川省文聯主席、老作家沙汀談到，劉德彬既然參加了《紅岩》初稿的寫作就應該署名；沙汀向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袁水拍也談了此事 。在電影《烈火中永生》的改編中，主演於藍也主要是聽劉德彬介紹了江姐原型人物的事跡和形象、性格，得到很大啟發。
據楊益言回憶：京劇《紅岩》編、導、演一班人到重慶後，「羅廣斌因血壓高，這些活動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組織。我每次活動的講話錄音，劇團都奉命帶回北京，交給江青審查。」
汪曾祺回憶：「我們隨劇團大隊，浩浩蕩蕩到四川‘體驗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當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華瑩山山演習了‘扯紅’(暴動)。這種‘體驗生活’實在如同兒戲，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劇團才幹得出來。」
對那次所謂的「體驗生活」，陳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有一段轉述：「大家集體關進渣滓洞一星期。閻肅描述道：‘十幾個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說話，不准抽煙。我是被反銬的，馬上感覺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羅廣斌、楊益言指揮，像受刑、開追悼大會，都搞得很逼真。樓下不時有遊人參觀，他們奇怪怎麼樓上還有人坐牢。’馬長禮扮演許雲峰，在渣滓洞裡念悼詞後說一句：‘同志們，高唱《國際歌》……’結果聽錯了，大家唱成了《國歌》。體驗山上暴動一場戲時，趙燕俠坐吉普車上山，在農家避雨。怕貓的趙燕俠突然發現農家裡有一隻貓，她嚇得飛快地跑回招待所。」
《沙家浜》編劇之一楊毓珉的回憶也很有趣：「我們戴上手銬，戴了最輕的腳鐐，天天晚上被‘審訊’。每天吃兩個窩窩頭，一碗白開水、白菜湯，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槍斃，真放槍，開槍的解放軍戰士把領章摘下。我喊：‘毛主席萬歲！’裡面的人喊：‘共產黨萬歲！’痛哭流涕。而我們已坐小車回招待所睡覺了。後來上華瑩山夜行軍，伸手不見五指，一個人抓前一個的衣服前進，第二天天亮一看嚇壞了，旁邊均是萬丈深淵。還好，沒死人。」
文革中由北京市工農代會、大中學紅代會「砸三舊批判毒草影片戰鬥組」、《首都紅衛兵》評論組、中國戲曲研究院「紅旗兵團」合寫的一篇歌頌江青的文章也提到當年那次「體驗生活」：「後來改排《紅岩》……江青同志要把小說的作者請來合作，並要北京京劇團的同志們去重慶體驗生活，去坐牢，去吃牢飯，還體驗和學習了地下工作者如何‘接線’。同志們背著短槍夜征，上華瑩山，還有探照燈真的照來照去，一聲令下臥倒，大家不管水塘地潮就伏在地下……」
「體驗生活」結束，劇團繼續排《沙家浜》，幾個編劇則住在北溫泉風景幽雅的「數帆樓」改劇本。汪曾祺在散文《四川雜憶·北溫泉》中還專門有一段記敘：「為了改《紅岩》劇本，我們在北溫泉住了十來天，住數帆樓。數帆樓是一個小賓館，只兩層，房間不多，全樓住客就是我們幾個人。……聽羅廣斌說，艾蕪同志在廊上坐下，說：‘我就是這裡了。’不知怎麼這句話傳成了我說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因為這句話而挨鬥過。我沒有分辯，因為這也是我的感受。」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劇團一班人由重慶到上海，又排了一陣《沙家浜》，江青到劇場審查通過，定為「樣板」（據汪曾祺回憶，「樣板」之名就是這時開始才有的，此前不叫「樣板」，叫「試驗田」），決定「五一」公演。
從上海回北京後，汪曾祺他們繼續修改《紅岩》。據楊毓珉回憶，回北京後在梅蘭芳故居改《紅岩》劇本，由徐懷中當組長，代表江青抓這個戲的是李英儒。（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但此說不知是否準確，因李英儒和徐懷中當時都還只是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組成員。李英儒是在文革中擔任中央文革小組文藝組成員後才一度「代表江青抓戲」的。
與此同時，西南局李井泉和重慶市委得知江青在抓京劇《紅岩》，便也佈置重慶搞一個川劇《江姐》，據當年重慶市文聯業務組組長楊世元回憶，為了不致觸犯江青，西南局和重慶市委要求嚴格保密，並要求改編、排演好之後，先不能聲張，要等到江青抓的京劇《紅岩》公演後若干天才對外宣布。在改編和排演中，還有一則小花絮：因小說原著中的叛徒叫甫志高，而當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叫廖志高，最初排演時，發現在台上「志高」、「志高」地喊，怕引起廖書記的尷尬，便將川劇中的叛徒改名為甫汲安了。
1965年11月29日，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向重慶市文聯黨組並市委宣傳部寫出1966-1968年創作計畫書面報告，其中說：「尤其使我們永遠激動不能忘懷的，是江青同志今年春一再教育我們努力學習主席思想，敢打敢拚，為黨爭氣，鼓勵我們把《紅岩》改好，使它流傳下去。」他們報告的創作計畫中，除去寫出《紅岩》「前續」稿和修改原小說外，「市委佈置的川劇《江姐》，江青同志交代的電影《紅岩》的任務不變」。還談到修改的小說《紅岩》，要「把城市鬥爭和農村鬥爭適當改為正面描寫，刪除雙槍老太婆；把《挺進報》的地位擺在恰當處；改造江姐的形象；結尾加強勝利氣氛。」這些考慮，顯然吸取了江青對京劇《紅岩》改編的意見。
《紅岩》變《山城旭日》
到1965年底，閻肅、汪曾祺基本上覺得可以了，想把戲寫完了好過年。誰知春節前兩天江青從上海給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打來電話，叫閻、汪等到上海去。汪曾祺和閻肅得到通知後說：「戲只差一場，寫完了再去行不行？」李琪照此向江青回了電話，但那邊的回答是：「不要寫了，馬上來！」李琪於是帶著薛恩厚、閻肅、汪曾祺，乘飛機到上海。
江青在錦江飯店接見了李琪一行。江青對李琪說：「對於他們的戲，我希望你瞭解情況，但是不要過問。」汪曾祺暗想：這是什麼話呢？我們劇團是市委領導的劇團，市委宣傳部長卻對我們的戲不能過問！江青又對薛恩厚等人說：「上次你們到四川去，我本來也想去。因為飛機經過一個山，我不能適應。有一次飛過的時候，幾乎出了問題，幸虧總理叫來了氧氣，我才緩過來。」接下來，江青說出一句讓眾人吃驚的話：「你們去，有許多情況，他們不會告訴你們。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時候，四川黨還有王明路線！」
江青這個「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時候四川黨還有王明路線」的說法，顯然是亂扣帽子。那時哪來的「王明路線」？作為《紅岩》歷史背景的1948年四川地下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許多地下黨人面臨全國勝利而頭腦發熱，犯了左傾冒險的錯誤，致使自己毫無必要地暴露出來；二是地下黨一些主要領導幹部被捕後叛變--但這些都不能說成是「王明路線」或什麼「錯誤路線」。
四川地下黨在那次大破壞中先後叛變的領導幹部有：劉國定（川東臨委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分管工人運動），冉益智（重慶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分管學生運動），李文祥（重慶市城區區委書記）、塗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東臨時工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駱安靖（上川東地工委委員）、蒲華輔（川康特委書記）等，在全案叛變的12人中，領導幹部竟佔了一半！正是由於這樣一些原因，才造成了全川地下黨組織的大破壞。而小說《紅岩》寫作時（剛經歷過「反右派鬥爭」），誰敢把地下黨組織主要領導幹部寫成叛徒？別說寫一批，就是只寫一個也不行，小說只敢把叛徒處理成「沙磁區委委員」甫志高這樣一個小角色，並且把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寫成「黨」的化身，「黨的領導」的代表。不那樣寫，在那時必定會被認為是「反黨」，然而，像那樣寫，到了這時的江青眼裡，又必然要被認定是「美化叛徒」了。
江青顯然已經大致聽說了當年四川的有關情況，發現背景複雜，不好處理。她這時又正在上海主持炮製《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所謂「座談會」期間，她一口氣批判了數十部電影故事片，給不少寫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扣上了「為錯誤路線樹碑立傳」、「美化叛徒」之類帽子。她要抓的戲是「樣板」，自然不能讓自己的「樣板」也留下這方面的問題而授人以柄。因此，她斷然決定，《紅岩》不搞了，另外搞一個戲：把江姐改成由軍隊黨派出的女幹部，不通過地方黨，找到一個社會關係，打進兵工廠，發動工人護廠，迎接解放。
汪曾祺和閻肅按照江青的意思，兩天兩夜趕寫出一個提綱。閻肅曾在重慶讀書（他是建國初期從重慶參軍的），瞭解一點重慶當時的情況，而汪曾祺呢，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點生活也沒有」，兩人居然就這樣主題先行、向壁虛構，編出一個提綱來了。汪曾祺感嘆說：「‘樣板戲’的編劇都有這個本事：能夠按照江青的意圖，無中生有地編出一個戲來。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提綱編出後，商定了劇名：《山城旭日》。江青雖然不讓李琪過問，但汪曾祺他們還有點「組織性」，把提綱向李琪匯報了。李琪聽了，說：「看來，沒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創作的哦？」
汪曾祺他們向江青匯報了提綱，她挺滿意，叫他們回北京去寫。
1966年3月中，江青又從上海打電話把他們叫去，但是這一次江青對《山城旭日》劇本並沒有談多少意見，她這次實際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談「試驗田」的事。他們談了些什麼，汪曾祺和閻肅都沒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沒有爽快地同意，只見她站了起來，一邊來回踱步，一邊說：「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在這裡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到別處去試驗！」聲音不很大，但是語氣份量很重。
汪曾祺回憶：「回到東湖飯店，李琪在客廳裡坐著，沉著臉，半天沒有說話。薛恩厚坐在一邊，汗流不止。我和閻肅看著他們，我們知道她這是向北京市攤牌。」他和閻肅回到房間，閻肅說：「一個女同志，‘老子’、‘老子’的！唉。」汪曾祺則覺得江青說話時的神情，完全是一副「白相人面孔」。
以後，又經過反覆修改，排演，還彩排了幾場，正當《山城旭日》即將以「樣板」身份登上文藝舞臺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北京京劇團一時也陷入了動亂之中，汪曾祺因為「右派」歷史和編劇中的「問題」，被「革命群眾」揪出來了。《山城旭日》的女主角趙燕俠也因為得罪了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
據閻肅給筆者信中回憶：《紅岩》改名《山城旭日》後，「劇情大致未動，但人名全改了，而且江姐改為二野部隊派到四川領導游擊隊，劇中也不叫江姐，所有劇中人名字全改了（就像《威虎山》有一段劇中人名也全改了，座山雕改為‘隨三刀’之類一樣），大概是江青徹底否定川東地下黨，很怕地下黨同志來這‘樣板戲’裡‘沾光’。」
不過，閻肅接著又說：「後來總覺得很彆扭，《紅岩》和《林海雪原》一樣，影響面很廣，這樣亂改人名，大事件又維持原樣，自然很可笑。似乎江青也感到這點，於是，和《智取威虎山》一樣，又都改回來了。還是叫江姐、許雲峰，劇名還是《紅岩》。」從他這段回憶看，《山城旭日》與《紅岩》實際上是一回事，而且後來劇名又改回《紅岩》了。這就難怪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造反派都把《山城旭日》視為《紅岩》。但關於《山城旭日》劇名又改回《紅岩》，不知是何時的事，筆者尚未見到記載。
成功彩排後突然夭折
按汪曾祺《江青與我的「解放」》中的回憶：1967年4月27日，他被突然宣布「解放」，並奉命於當晚和閻肅一起陪同江青觀看《山城旭日》的彩排（在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引用的汪曾祺《關於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門》的說法，時間是「1968年4月17日」，這個年代顯然有誤，應該是1967年）。
那天看戲過程中，江青說了些什麼，汪曾祺全不記得了，只記得她說：「你們用主席詩詞作為每場的標題，倒省事啊！不要用！」
汪曾祺在另一次回憶中，還提到幕間休息時江青說了一句觀後感：「不好吧？但是總比帝王將相戲好！」
演出後進行了座談。參加的人，限制得很嚴格。據汪曾祺回憶，除了劇作者，只有楊成武、謝富治、陳亞丁。江青坐下後，第一句話是：「你們開幕的天幕上寫的是‘向大西南進軍’（這個戲開幕後是大紅的天幕，上寫六個白色大字‘向大西南進軍’），我們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
江青所說的「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是指當時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由周恩來主持，從4月初開始連續召開的中央解決四川、重慶問題的兩個會議。重慶造反派「八一五」和「砸派」（後稱「反到底」）兩大派各有20個代表出席會議（楊益言是「砸派」20個代表之一）。在這兩個會議上，「無產階級司令部」肯定了造反派提出的「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號，並將西南局、四川省委、重慶市委的負責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等定為「走資派」，宣布打倒。
據汪曾祺回憶，在那晚座談《山城旭日》的會上，除了陳亞丁長篇大論地談了一些對戲的意見外，江青等領導人所談的都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事。汪曾祺和閻肅只好裝著沒聽見。
接著就是「五一」節。5月1日當天出版的北京大學造反派《新北大》報69期刊登了一則簡訊：「由江青同志親自修改的革命現代京劇《山城旭日》已勝利排練成功，於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樂部正式彩排，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蕭華等同志觀看了演出，並上臺接見了全體演員。」
看來，又一出「樣板戲」已經誕生並馬上要正式「佔領舞臺」了。然而，蹊蹺事發生了。
就在「五一」當晚，毛澤東觀看了幾個「樣板團」的演出，江青在演出後接見樣板團人員的講話中，談到了計畫改編為現代京劇的幾部小說，卻隻字未提已經「排練成功」的京劇《山城旭日》！
《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無聲無息」了。在6月24日出版的重慶市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編的《魯迅戰報》第五期上，登出了這樣一則簡訊，「京劇《山城旭日》，中央已決定棄稿不演了，因為：一、原著《紅岩》沒有反映歷史真實，在重慶解放時，地下黨近於沒有；二、沒有反映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這則簡訊所說的「棄稿不演」的兩個原因，似乎都不能成立。說重慶解放時地下黨近於沒有，而《山城旭日》已改成了由部隊派人去發動工人；說沒有反映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也不對，《山城旭日》寫的就是部隊派人去發動武裝鬥爭。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已經「排練成功」的《山城旭日》夭折了？陳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說：看《山城旭日》彩排後，「江青問陳伯達意見，陳沒有說什麼，康生冷不丁說了一句實話：‘淨是概念。’江青為什麼最後放棄了這齣戲？汪、閻二人當時一直沒弄懂真正的原因。」
現在看來，康生批評的「淨是概念」有可能是這個戲夭折的一個原因，不過不會是主要原因--因為「樣板戲」中有不少都用得上這個評語。
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因為《山城旭日》的女主角寫成了從「二野」部隊派去的，而「二野」就是有名的劉（伯承）、鄧（小平）大軍。鄧小平這時已成為被打倒的中共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二號人物，江青會不會怕這齣戲被指責為「替鄧小平樹碑立傳」？從當時「革命大批判」的慣用手法看，要這樣上綱批判是很容易的。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重慶「八一五」派對羅廣斌和小說《紅岩》的批判已經進入高潮，關於羅廣斌是「叛徒」和「畏罪自殺」的說法鋪天蓋地而來，連「砸派」內部為此也出現了分歧，參加解決四川、重慶問題會議的「砸派」代表中，楊益言等人要求把羅廣斌之死作為重點提出來，另一些人則堅決反對，擔心羅廣斌的「歷史問題」會給自己造成被動。重慶兩大派分別得到了首都紅代會「天派」、「地派」的支持，雙方都向中央文革小組大量遞送材料。因此江青對這方面的問題不會不瞭解。羅廣斌--《紅岩》--《山城旭日》的關係盡人皆知，萬一羅廣斌真有什麼問題，《山城旭日》豈不受到牽連？為避免麻煩，當然最好是放棄這個戲。
因為這個戲是江青「親自抓」的，所以夭折後沒有誰敢說它半點不是，它更不會遭到批判。這在那個年代，可算是一個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