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著名的德國社會學者韋伯，有一個論斷：「傳統中國的官吏是非專業性的，是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過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們接受俸祿，但沒有任何行政與法律的知識，只能舞文弄墨，詮釋經典；他們不親自治事，行政工作是掌握在幕僚（師爺、胥吏）之手。」我將韋伯的這句話發到微博上，詢問網友是否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果然，多數網友都認為韋伯說得很精闢。一直以來，我們確實受到韋伯式歷史敘述的誤導，以為中國古代社會並沒有專業化的法官，或者說，以為古代法官都缺乏法律專業的訓練。歷史的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至少我敢說，韋伯的描述並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因為宋朝司法的專業化、職業化可能超乎今人刻板的臆想。
在宋代，士大夫當然不是「沒有任何行政與法律的知識」，而是「爭誦法令」；宋朝君主也要求入仕者須接受法律訓練，太宗曾下詔：「應朝臣、京官及幕職縣官等，今後並須習讀法令。」（《宋大詔令集》卷二〇〇）宋代的國子監系統設有律學，相當於法學院，優秀的律學生可以直接授予官職；江南一帶，還出現了大量傳授訟學的法律專業私立學校，雖然不受官方的歡迎，但官府卻未能阻止它們的湧現。
在崇尚法律人才之時代精神的滋潤下，宋代形成了一套多層次的法律考試制度。第一個層次，宋朝在科舉系統中設置了一個「明法科」，主要測試考生對於法理、斷案、經義的理解。明法科出身的進士，通常可獲授法官之職，宋人認為，「自今司理、司法，並擇明法出身者授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七）。王安石時代創設「新明法科」，考中者更是尊貴，「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及第進士之上」（《宋史•選舉志》）。
第二個層次的法律考試叫做「出官試」。考中進士，只是獲得了入仕的資格而已，在授官之前，新科進士們還需要通過一次法律考試，叫做「出官試」。宋朝規定：「今後進士及第，並試律令大義、斷案，據等第注官。」這種「出官試」對於明法科進士來言，無疑具有「專業對口」的優勢。宋人相信，「非中銓試不許出官，此近世之良法」（《宋會要輯稿•選舉》）。
宋朝第三個層次的法律考試最接近於今日的司法考試，叫「試法官」。「試法官」是為了選拔合格的中高級法官，不僅大理寺的高級法官必須過「試法官」這一關，州府的錄事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也需要通過「試法官」。但不是所有的官員都有資質參加「試法官」，報考者的人生履歷上要求不能有嚴重犯罪的記錄。
「試法官」由大理寺與刑部主持，兩部相互監督，以防止作弊，並接受御史臺的監察。每年舉行一次或兩次，以神宗朝的考試制度最為詳密：「每日試一場，每場試案一道，每道刑名約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至五場止。仍更問刑統大義五道。其所斷案，具補陳合用條貫。如刑名疑慮，即於所斷案內聲說。所試人斷案內刑名有失，令試官逐場具錄，曉示錯誤；亦許試人再經試官投狀理訴，改正其斷罪。通數及八分以上，須重罪刑名不失，方為合格。」（《資治通鑒紀事本末》卷七五）
翻譯一下：宋朝的司法考試每次考六場（一天一場），其中五場考案例判決（每場試10∼15個案例），一場考法理。案例判決必須寫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據、當援引的法律條文，如果發現案情有疑，也必須在試捲上標明。考官逐場評卷。也允許應試人在發現自己答題有誤後，通過向考官投狀，改正錯誤。考試的分數必須達到8分（不知總分是不是10分），且對重罪案例的判決沒有出現失誤，才算合格。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司法考試的制度已經非常嚴密、詳備了。
後來「試法官」又增加了考查經義的內容，如南宋時的司法考試改為考五場，其中第一、二、三場考案例判決，第四場試大經義一道題、小經義兩道題，第五場考法理。之所以加試經義，是因為法官如果只掌握法律知識與斷案技藝，而缺乏人文精神的滋養，不具備領悟天理人情的能力，便很容易淪為「法匠」，「必流於刻」。試經義就是為了培育法官的人文素養。
宋代的法吏，也必須通過司法考試，通常是每三年舉行一次法吏考試，「州縣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贓罪，能通法律，聽三歲一試斷案」（《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四）。考試的方式跟「試法官」差不多。考試合格的吏人才可擔任法吏，成績優秀者還有機會轉官，或者提拔進中央法院當法吏。
我們今日讀南宋的判詞輯錄《名公書判清明集》，會由衷覺得宋朝的士大夫們，不但精通儒家義理，也通曉律法，對於法理有著十分通透的理解。不奇怪，他們都是接受過法學訓練、從一重重的法律考試中闖過來的。只可惜，宋代建立起來的多層次的司法考試制度，在南宋亡於元兵之後，便不復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