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鏡頭下的毛澤東在延安時的面孔
【看中國2014年01月19日訊】一
有一個普遍的誤會，認為毛氏傳統文化修養很高，其奪權、整人、愚民、御民的技術都是從傳統裡掏來，他的邪惡毒辣陰謀詭計一肚子壞水是從古書裡汲來的。
其實，毛氏的傳統學問毫無根基。
經史子集，經是文化至關重要的根，而仁本主義是經典原則，精神主導物質、本性決定習性、道德統帥一切是中華文化特色，與假惡醜、貪嗔痴和各種邪知邪見格格不入。毛氏如真通儒家經典或佛道一經一論，就不可能投入馬列主義、唯物主義那種惡性異端的懷抱，不可能欣賞法家思想及人物，更不可能如此胡作非為，對中華文化和天下蒼生犯下空前大罪。
論史，毛氏正史不熟，史學不正，倒是瞭解一些野史，一些小說化、演義化的偽史。有文章如是介紹：
「毛氏一生到底讀了多少史書已無從統計，一部4000萬字的《二十四史》，他反複閱讀，直至逝世；一部300萬字的《資治通鑒》，他讀了17遍之多。」（《光明日報》2011年6月17日王香平：《「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毛氏等中共領袖的讀史人生》）
這不過毛氏吹牛或幫閑文人拍馬屁而已。先不說別的，「技術上」就大不易。《資治通鑒》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一天讀它近一萬字，連續讀17年，才能讀17遍。毛氏一生有這麼多時間放在《資治通鑒》這一部書上？
更重要的是，毛氏生平的思想行為與《資治通鑒》體現的政治文化精神完全背道而馳。別說17遍，他是否從頭到尾通讀過一遍都值得懷疑。如果說毛氏讀過《韓非子》、《商君書》、《厚黑學》幾十遍，那就比較可信。他一生尤其是後半生的各種行為表現，都可以在這兩本書中得到解釋。
二
《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編年體通史，是根據儒家原則所修的正史之代表作，作者是大儒司馬光，在歷史上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和孟子）
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的。
《資治通鑒》直書（如實記錄）各種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的史實，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黃盛雄將司馬光的附論歸納「誠」與「禮」。貫穿《通鑒》的核心是「禮之綱紀」。張須在《通鑒學》云：
「《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恆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
儘管「《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陳垣語），但這些評論中透露的立場、原則、思想傾向和價值觀無疑是儒家的。司馬光堅持的是儒家文化政治的正統立場，強調的是王霸之辯華夷之辨，是仁義道德禮義廉恥，推崇的是「先王之法」是賢明政治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按照這些標準，毛家政治名不正言不順綱維以絕，最不誠最非禮純屬蠻夷。霸道不過遜於王道而已，毛家政治完全違背王道原則，比霸道惡劣萬倍。根據毛氏生平的思想言論行為特別是其政治行為邏輯判斷，他不可能喜歡《資治通鑒》，他的一切都是與《資治通鑒》體現出來的原則和精神對著干的。對於反感反對的書籍下這麼大的功夫，不符合人性---即使作為反面教材也罷。
三
自古以來《資治通鑒》讀得好的學者不少，我以為王夫之是讀得最深入的。他從69歲開始畢其一生心血寫過一本《讀通鑒論》，根據儒家義理，借引《資治通鑒》中的史實，分析歷代成敗興亡盛衰得失和臧否人物，是一個大儒的歷史沉思錄，是我最欣賞的一部史論傑作。要讀好《資治通鑒》，不可不讀《讀通鑒論》。
宋末胡三省也讀進去了。他如是評價這部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胡三省的評價從反面證明毛氏沒讀進去。作為人君，他「不知自治之源」、「不知防亂之術」，「下無以治民」；作為人，他「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對於儒家禮樂亦一無所知。他只看到了其中的戰爭和「相砍」。
他說：
「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裡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有人給《左傳》起了個名字，叫做相砍書，可它比《通鑒》裡寫戰爭少多了，沒有《通鑒》砍得有意思，《通鑒》是一部大的相砍書。」
（毛氏對《資治通鑒》的批注多浮皮潦草似是而非，對《史記》《資治通鑒》作者司馬遷、司馬光的評價也不著調。才氣算什麼？文化、智慧、道德才是「兩司馬」最富有的呢。）
當然，除了「相砍術」，毛氏也不是一無所獲，他從古書中學到了不少名相，有時候能夠把話說得很動聽。例如，他曾對孟錦雲談及《資治通鑒》：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讚賞，並據此得出了結論，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那非天下大亂不可。」
又說：「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無是無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樑不正下樑歪嘛。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你上面敢胡來，下面憑什麼老老實實，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道理都很不錯，可惜有言無行，全是口頭禪，實際行動百分百逆行。毛氏時代正是「四維不張」、吏治最壞的時代，臣下絕大多數是「寡廉鮮恥，貪得無厭」之輩（貪權比貪財更可怕），毛氏本人更是無知無畏無恥之尤，有時話說得動聽，反而更顯得虛偽可怕。另復須知，毛氏巧言令色、言行乖離的表現，恰恰與儒家仁義、誠信、良知諸原則背離。
四
毛氏有一定的文學修養，會做詩填詞寫煽情文章，但他無文化修養，於儒佛道皆浮皮潦草似是而非，更無道德修養----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沒有修養的人了，完全負修養。「修養」他的是法家之類異端、唯物之類外道，是權謀術厚黑學……它們雖愛打文化招牌，實質上都是一些偽文化、惡文化、醜文化、反文化的東西。
經史子集，他學的經是「權經」、史是野史、子是諸子（如法家兵家雜家）。集，毛氏學了不少，如把小說列入「集」類，毛氏讀得最多的是大量權謀、草莽、江湖、宮廷、盜賊、黑幕小說及風月黃色之書。他題給江青的詩《廬山仙人洞照》，就有句子是從黃色小說《花蔭露》中抄來的。
毛氏研究的根本不是帝王術也不是霸術，而是厚黑學，他實踐的不是王道也不是霸道，而是馬家加法家的賊道邪道。他集中西邪說之大成，將法家、馬家中特別陰暗邪惡的一面融會貫通，發揮到極致。他就是一個集古今小人偽人惡人於一體、集中外流氓爛仔盜賊之大成的超級暴君。正可謂：「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馨南山之竹，書罪無窮。」
對於中華文化正統和中華民族本身，毛氏都是個窮凶極惡的逆子、賊子和亂臣。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一般亂臣賊子，或有所收斂，或不無尊重，毛氏更是變本加厲，以毀滅孔子之道、春秋精神為快。
日前看到一則題為的《逆子虐打雙親，逼父下跪叫爹》報導，說的是上海一名忤逆兒子徐賀君，對年邁的父母拳打腳踢，並曾經打斷母親李淑珍的三條肋骨。近日忤逆兒子更以鞭桿把老父虐打得遍體鱗傷，逼老父徐文昌下跪叫自己「爹」。
這個畜生徐賀君的表現，讓我想起毛氏和毛共。它們以馬克思主義為「爹」，凌駕於中華文化之上，又以「黨媽媽」自居，凌駕於國家、民族和人民之上，這些做法，也與徐賀君異曲同工。中國人民遍體鱗傷，中華文化氣息奄奄，儒佛道三條肋骨早已被打斷。
古代和外國也有虐待、虐殺父母的兒女，但都屬於偶發事件，一旦發現，舉國震動。而「解放」以來，為了革命「大義」或蠅頭小利而滅親已經見怪不怪，虐待、虐殺父母事件遍地開花。
這一切也是拜毛氏及中共所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領導階級喪心，民眾就會隨之病狂。加上一黨獨大制度和唯物主義信仰，更是貪嗔痴假惡醜的最佳培養液，讓中國人從上到下從官到民「一體同惡」起來。
五
中共其它領導人敗於毛氏是必然的，那是小人敗於惡棍；國民黨敗於共產黨也是注定的，那是君子敗於小人。
在非正常社會或戰亂時期，小人容易得勢，惡棍反而成功。有思想有理論有「理想」的小人和惡棍尤為厲害，一般君子是鬥不過的。要戰勝惡棍，有兩種可能：一是比他們更惡；二是成德成聖成為大人，在文化理論和道義各方面都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像面對桀紂的湯武。
如果當時儒門有孔孟那樣的「大人物」出現，對馬列防之於初萌，拒之於未亂，後來的各種醜劇、悲劇和慘劇也有可能罷演。就是東海在，馬列文化反人性、反道德、反文明的真面目被及時揭露，魯迅們反民主、反常識、反中華的原形將早早暴露，中國人民就不容易上它們的當，它們要成氣候就大不易，中共要坐江山就大不易。同時，毛共的參與者、毛氏的擁護者也會有所警惕，或者退出幫凶幫閑的隊伍，或者幫起來也不那麼理直氣壯。
六
當時馬克思主義惡果未顯，世人不識其好歹，有情可原，但法家之惡，是略有文化歷史常識者都瞭解的。自古以來，反儒家、反仁義的勢力和政權都是惡的，沒有例外。毛氏當時雖然沒有公開反儒，但共產黨中反儒反孔者眾，陳獨秀就是反儒「起家」的。
法家性惡論與馬家唯物論及「社會關係論」結合，錯上加錯，惡上加惡。姑且不論毛氏的馬家「修養」，他對法家和韓非子的推崇是強烈而公開的。這將在很大程度上「鑄定」了毛氏的政治觀和人生觀，「鑄定」了他鐵腕和冷血。強調權術權勢，治國以暴力加欺詐，為人特別冷酷無情，善於過河拆橋，逆者亡，順者未必昌。
我曾經教導一文友人，如果你沒有一雙慧眼，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可以判斷對方值不值得交往和支持，那就是看他信仰什麼崇拜什麼。如果對方信仰唯物主義之類學說，崇拜商鞅李斯毛澤東之類人物，啥也甭說了，趕快躲開去。
世人絕大多數缺乏知人之明和擇法之眼，不能辨別英雄與梟雄、聖佛與盜賊、正見與邪見，不知梟雄盜賊及邪見的可怕。但五四和民國時期，儒家雖倒，根基未斷，言論相當自由，國民被愚弄和洗腦的程度還不高，如果有大儒能夠像現在的東海一樣剖肝輸膽地弘真理、辟異端，把各種道理講得明明白白透透徹徹的，相信必有相當效果，必有相當的國民提前測知毛共和毛氏的可怕。
只要剝下馬列主義的理論畫皮，揭去魯迅之流文化幫凶的面具，毛共及毛氏要坐江山將事倍功半，縱然坐上了，未必能再把馬列捧上憲位，改良和轉型起來就容易得多。
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中國注定有此一劫。當時的儒家群體及廣大「文豪」見識、才幹、智慧和文化修養都有欠缺，或缺法眼，未能認識到馬列文化源頭的邪惡和危害；或缺水平，未能從思想、理論上對馬列派反儒派迎頭痛擊；或缺心眼，對崇奉馬列的政黨及人物抱有幻想，都未能「見機而作」，消惡於初萌，救失於始兆。
當時最優秀的大儒熊十力，在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和唯物主義的錯誤有一定認識，但對毛共的社會主義仍不無幻想。熊大師尚且如此，何況其他人？至於勾勾搭搭試圖從中分一杯羹如郭沫若馮友蘭之輩，就更不足道矣……
於是，理論冠冕越來越堂皇，道義形象越來越輝煌，國民熱烈擁護武力超速壯大，毛共及毛氏想不成功都不行。仁義道德被當作吃人的東西徹底打倒，中國被當成了極少數人自由品嚐的人肉宴，而大量不明真相的愚民爭先恐後地往菜板上、刀俎下奔去。到了後來想不去也不行了，變成刁民暴民也不行，因為老爺們已經吃滑嘴吃上癮戒不掉了。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