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1月16日訊】廬山會議上反擊「彭、黃、張、周右傾反黨集團」——毛澤東面臨個人權力危機的第一反應。在處理高饒事件中，毛澤東對自已在黨內的最高權力地位並無危機感，這還不僅僅在於這次權力之爭只發生在他的僚臣之間，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路線」上並無大錯，且依然被全黨公認為「一貫正確」，所以在處理高饒事件時他能「氣定神閑」，甚至「雍容大度」，從容不迫。
毛澤東是從對別人「路線錯誤」的批判討伐中攀上黨內最高領袖地位的，而他登上黨內權力頂峰、並獲得全黨的「頂禮膜拜」，自然也是因為他「路線正確」，並且「一貫正確」。毛澤東深知，在黨內，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一向是和「路線」緊密聯姻的。「路線」一旦錯誤，權力大廈頃刻間就會瓦解。而在黨內，因「路線錯誤」而喪失權力的領袖人物所遭遇的災難和痛苦，毛澤東不僅自已感同身受，而且從王明、博古、李立三、張聞天等人身上也看得一清二楚，而且，這些人遭遇的痛苦，正是他毛澤東本人以正確路線代表的身份強加的。
因此，毛澤東決不允許自己重蹈王明等人的覆轍，即使自己犯下天大的錯誤，也絕不能承認是路線錯誤，這是他在黨內保住最高權力和起碼的政治生存的底線。但是，天有不測風雲，一旦自己真的犯了「路線錯誤」，怎麼辦？一旦黨內有人拿了他的「路線錯誤」說事，並以此發難，逼他下臺，又怎麼辦？中共1959年7月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自七大以來果然第一次面臨這樣的危機。
關於1957年至1958年毛澤東力主樹起的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全國造成了什麼樣的災難性後果，下面另有論述。這裡先把有關路線的核心問題提升到理論的層面來探討：1、如果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是以完成生產資料公有制為標誌，那麼，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在1956年。1956年到1958年，是兩年時間。那麼，只有兩年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已經具備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條件？或者是否應該立即開始實施這種過渡？2、以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農村的歷史條件、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是否已經能夠建立平均以5000農戶為核算單位、集工、商、學、兵為一體、並部分實行供給制的所謂「共產主義」分配方式的人民公社？是否真的能將所有生產資料和大部生活資料「共產」，辦起公共食堂，做到「吃飯不要錢」？3以當時中國仍處於農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發展條件，是否能夠用「經濟大躍進」在短短几年內建成工業國、甚至趕超英美？例如發動全民大煉鋼鐵就能使鋼產量幾年之內就能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看來，這些極其幼稚的問題無異於痴人說夢，天方夜譚。但在當時，這些夢想恰恰是毛澤東在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後制定經濟建設總路線的核心依據所在。毫無疑問，這些異想天開的想法一旦化為全國性的社會實踐，必將迅速釀成大亂和大禍，連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生產運轉都難以維持。因此，從1958下半年全國經濟開始出現崩潰性的「亂象」後，毛澤東意識到如此胡來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從1958年11月初開始著手糾正‘左’的錯誤。一直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歷時8個月，其間先後召開了六次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上海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前三個會議主要是討論制定了一個《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其主要內容是要劃清兩個界限，扭轉全黨急於過渡的情緒。……後三個會議主要解決人民公社內部的分級管理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139至140頁）
毛澤東的這一路退卻，產生了兩個尖銳的、不可迴避的問題：毛澤東當初的上述設想是否從根本上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脫離了具體歷史條件，從而實質上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空想？如果這樣，毛澤東從1957年開始率領全黨實施的「總路線」及其派生出來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在本質上就是一條錯誤路線。對於這兩個問題，毛澤東是絕對無法正視的，也是絕對不會承認的。但毛澤東心裏非常明白，面對自己思想路線中明擺著的謬誤，他也許無法逃避。因此，對「左傾」錯誤的任何指責一旦上升到路線的高度，甚至僅僅是有所暗示，都會觸動毛澤東那根最痛最敏感的神經。在廬山會議上，為防範有人觸到他的痛處，毛澤東索性先發制人，欲蓋彌彰。「會議開始時，毛澤東提出了需要討論的18個問題，包括讀書、當前形勢、今後任務、黨的團結，以及一些具體政策等，後來增加了國際問題，共19個問題。毛澤東認為，國內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基本問題是綜合平衡，群眾路線，統一領導，注意質量。……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去年腦子發熱，做了些蠢事，好幾年的指標要在一年內達到，熱情寶貴，但工作中有盲目性。」一條根本違反客觀規律的思想路線和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僅僅是個「綜合平衡」問題？僅僅是做了幾件蠢事？而且還「熱情寶貴」！「他還指出，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指標定高了，要改過來。權力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要強調集權，統一領導。要恢復農村初級市場，恢復定產、定購、定銷的政策，要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要把食堂辦好，能保持30%也好。」如此重大的決策失誤，到頭來連「錯誤」都算不上，僅僅是「缺點」，至於如何改正這些「缺點」，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在會議初期的討論中，出現了不同意見。但與會者中的絕大多數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紅旗」的正確性和成績的基礎上提出意見的，沒有觸及毛澤東的痛處。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覺得有必要再次給與會代表打打預防針。7月10日，毛澤東在組長會議上針對不同意見發表講話，他說，「對形勢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團結。對去年一些缺點、錯誤要承認。‘大躍進’中最大的問題，是誇大了一些。是不該把四大指標公布。從一個局部來講、一個問題來講，可能是十個指頭或七個指頭、九個指頭的問題；但從全局來講，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或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最多是三個指頭的問題。成績還是主要的，沒有什麼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幾千幾萬件不對頭的，但從總的形勢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一年來有好的經驗和壞的經驗，不能光說有壞的。」（以上引文均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255至256頁）「誇大了些」、「指標高了些」，就是毛澤東對自己錯誤的定性。他反覆強調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就是遮蓋他關於總路線指導思想深處的荒謬之處，就是警告與會者不要把「三面紅旗」中的錯誤上綱上線，說成是路線錯誤。
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原計畫開半個月左右，主要目的是進一步總結1958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統一全黨對形勢的認識，落實部分計畫指標，以實現1959年的繼續躍進。以毛澤東在會上的態度來看，他根本不想變更關於總路線中的指導思想，他仍然堅持認為「三面紅旗」僅是具體操作上的某些失誤，而這些失誤也只是因為頭腦發熱幹出的一些蠢事。以毛澤東本人的估計，這次廬山會議上沒有人敢拿他的「指導思想」說事，也沒有人敢公開站出來和他叫板。反正糾左已經開始實施，估計不會再出大亂子，把此次會議開成一個文過飾非、輕鬆快活的「神仙會」，正是毛澤東的初衷。7月14日，按毛澤東意圖起草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印發會議討論。按常規，記錄討論修改通過後，會議就能圓滿結束了。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會議接近尾聲的這個7月14日，彭德懷向毛澤東遞上了自己的「萬言書」。
這實際上是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沒有一萬言，只有3000字左右。寫下這封信也可以說是偶然的。本來7月12日彭德懷打算就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毛澤東面談，交換一下意見，只是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於是萌生寫信的念頭。信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二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在後一部分「著重指出了1958年以來工作中的主要問題，特別是全民煉鋼浪費了一些人財物力，‘有失有得’，要求總結髮生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他認為：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質的。他指出，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出現缺點錯誤，客觀原因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沒有像處理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主觀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有不少問題。一是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他還說，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要徹底克服，還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257至258頁）
彭德懷是直腸子，他一古腦把憋在肚子裡的話倒出來，痛快是痛快了，但他絲毫沒有揣摩過毛澤東會有什麼感受。彭德懷的信對毛澤東究竟意味著什麼呢？第一，把「三面紅旗」實施中所犯錯誤的性質嚴重化了。信中指責這些「左」的錯誤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而比例失調又影響了各方面的階級關係，具有「政治性質」，言下之意，這樣性質的錯誤已經遠遠不是所謂「誇大了些」、「指標定高了些」這些無關痛痒的說辭所能遮掩的，而是違背了客觀規律，破壞了階級關係，而這種性質的錯誤無疑和思想路線出現了問題緊密關聯的；第二，在總結「經驗教訓」問題上，彭德懷所要追究的「根源」遠遠超出了毛澤東所能忍受的限度。信中要求追究「主觀」原因，並直言不諱地指責這個主觀原因就是不實事求是，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的主觀主義。實質上，這些指責是在揭露理論路線的制定者和重大部署的決策者的世界觀出了問題，思想方法出了問題，接著才是工作方法出了問題。而思想方法出了問題，違背了客觀規律，那麼制定出來的政治路線就必然出問題，必然產生「左」的或「右」的錯誤。第三，信中毫無顧忌地指責毛澤東自1958年11月開始的一路糾「左」、一路退卻根本不夠，認為毛澤東的「亡羊補牢」遠沒有到位，還斷言糾「左」還要花大力氣。那麼，彭德懷認為糾「左」究竟應糾到什麼程度？毛澤東的退卻究竟應退到什麼位置？毫無疑問，「三面紅旗及其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成績和缺點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或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這是毛澤東必須堅守的底線，毛澤東的退卻已經退到了這條底線，如果彭德懷對毛澤東退卻的限度仍不滿意，那麼彭德懷無疑就在挑明，他認為毛澤東堅守的那條底線仍然是「左」的，還必須繼續退。這樣，就等於說毛澤東關於「三面紅旗」的整條政治路線都是錯誤的，是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彭德懷放出的這三箭，箭箭擊中毛澤東的要害，儘管彭德懷對這三箭的殺傷力並不知情。
毛澤東忍無可忍了，他必須反擊，而且必須一擊必勝。毛澤東給信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樣一個標題，於7月16日批示印發給與會者討論。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範圍內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延長會議時間，讓大家講出不同意見。毛澤東還要求通知留在北京主持有關方面工作的彭真、薄一波、黃克誠安子文上山參加討論。並說林彪如果身體情況允許，也一起上山。會議的編組也由原來的按大區編組改為各地區穿插編組。毛澤東的做法似乎有點反常，他並沒有立即給彭德懷的意見書定性並交大會「批判」，而是不表態，直接讓與會代表討論，並儘可能在黨的核心層擴大討論的範圍。這樣會不會引起與毛澤東期望相反的效果呢？有可能，但毛澤東不怕。無論出現什麼樣的結果，也無論這種結果和毛澤東的期待相去多遠，毛澤東都有應對之策。
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在1949年後權力鬥爭中採用的最新謀略。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這叫「引蛇出洞」，而在這次廬山會議上，也可以叫「誘敵深入」。這叫偵察敵情，也叫試水深淺。接到彭德懷的信後，毛澤東那根最敏感的神經被觸痛了，他立即警覺起來：自已對黨內的形勢估計太樂觀了。他深知，像彭德懷這樣的直腸子元帥雖然也可以說是「忠臣」，但他向他毛澤東發射的炮彈的政治威力則是可怕的，如果讓他得逞，把「三面紅旗」中的錯誤真的上升到路線錯誤，並在黨的核心層形成某種程度的共識，那麼對他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將構成嚴重的威脅。問題是，持同樣想法的絕不是彭德懷一個人，在黨的核心層這些人很可能已經形成一股潛在的勢力，這股勢力一旦形成合力並在黨的重要會議或其他場合公然發難，那是十分危險的事。因此，必須把情況徹底弄清楚：在黨的核心層，持彭德懷同樣想法的究竟有多少人？他們的政治能量究竟如何？他們是否能在黨內形成和他的權威公然抗衡的合力？在這個問題上，黨的核心層中其他人是什麼態度？擁護他的左派比例是多少？中間派、動搖派是多少？擁護彭德懷一夥的人的比例又是多少？只有這樣，才能採取對策，將對手一網打盡。
果然，隨著討論的深入，一些彭德懷的「知音」、「同黨」浮出了水面。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雖然責備彭德懷「不應寫信」，信中有些話「太刺激」，但他自己的發言卻站到了彭德懷一邊。其要害是：1、大躍進的缺點錯誤除了會議指出的三條外，還有對農業生產成績估計過高，經濟各部門比例失調和1959年指標過大等，這些缺點錯誤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2、人民公社可搞可不搞。從長遠看，搞了當然好，從短時期說，不搞更主動。實際上是否定了人民公社；3、黨內一些地方思想作風有突出問題，只能講成績，不能講缺點。其中，最令毛澤東不能接受的當然是第二條。人民公社是他親自樹起的一面紅旗，是他關於農村如何實現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重大的社會實踐和理論創舉，豈容一個小小總參謀長否定；第一條和第三條也有影射總路線和他本人之嫌。
中共中央侯補委員、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7月19日的發言中公然站在彭德懷一邊，認為這次會議在肯定成績以後，應著重總結經驗，把缺點講透是非常必要的。對1958年以來的工作，他採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手法，實際上是否定了三面紅旗。如說總的成績肯定是偉大的，是得多於失的，但從具體問題來講，得多於失，得失相等，失多於得，都是有的，要分別講。對彭德懷的信，他認為總的精神是應該肯定的，只是某些提法、分寸、詞句，可以斟酌。
最讓毛澤東惱火的是張聞天的發言。在黃、周、張三人中，張聞天是最後一個發言，其時會議上的氣氛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批彭的火藥味已經四散繚繞，但張聞天不顧好心人勸說，依然不管不顧地要發泄一通。在7月21日小組討論中他作了長達3個小時的長篇發言。這篇發言，直搗毛澤東思想路線的要害，要在其世界觀上挖根子。他強調，對於產生缺點的原因，在總結經驗時，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他還說，勝利容易使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發言中，他直言為彭德懷的信辯解。對毛澤東而言，張聞天的發言可謂誅心之論。從長征到延安，張聞天一度擔任黨的總書記職務，居毛澤東之上，但實質上是毛澤東的傀儡，並似乎甘心情願做這樣的傀儡。毛澤東不得勢時，身居黨內高位的張聞天壓制過毛澤東，但在關鍵時刻也支持過毛澤東，可以說，當初在一些重大歷史場合下沒有張聞天的一票，毛澤東很難說能順利取得黨內最高領袖地位。但毛澤東對張聞天又如何？表面上寬洪大量，暗地裡睚眥必報。李立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明的遭遇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刻，張聞天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毛澤東如此薄待張聞天，張聞天心中的積怨是可想而知的。當然，以張聞天的器量和眼光，他對毛澤東在黨內權力鬥爭中搞的那套權術和毛澤東的政治器量是瞭如指掌的。這次發言，也可以說是張聞天一肚子積怨的大發泄吧。
張聞天不顧一切的發言使毛澤東忍無可忍，也似乎證實了他的判斷：黨內真的有這麼一股勢力想否定三面紅旗，想否定他的思想理論路線，並以此發難向他毛澤東奪權。這還了得，毛澤東為了奮起反擊，不惜改變會議議程和會議方向。7月23日，毛澤東召集大會發表長篇講話，對彭黃周張的論點逐一批駁，最後圖窮匕首現，竟說出這樣的話來：「多年來我有個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如果專講壞事，都登在報上，這個國家就一定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263頁）這是什麼？這是以勢壓人，是撒潑。
對於政治上的對手，尤其那些對自己至高權力已構成潛在威脅的對手，毛澤東的反擊從來都是斬草除根，不留隱患。而對所謂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反黨集團」的剿滅，毛澤東的方式是速戰速決，不讓對方有任何喘息機會，所謂一擊致命是也。請看，7月23年毛澤東講話之後，會議的火力立即指向彭、黃、張、周，形成一邊倒的局面。僅隔三天，毛澤東已把彭、黃、張、周在會議上的言論定性為資產階級性質的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並公布「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線，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表示對彭、黃、張、周要進行處理。7月31日至8月1日，會議對四人的批判升格，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兩天會議，在小范圍內對彭德懷進行批判。毛澤東對彭德懷老賬新賬一起算，說彭在多次路線鬥爭中犯有錯誤，和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劉少奇、林彪等人都對彭進行了批判。就在這個會議上，提出把彭為首的四人在組織上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為了把釘子在板上釘死，毛澤東一天也等不及了，在他的提議下，8月2日就召開了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全會的主要內容當然是批彭，反右傾。全會開了半個月，最後通過了會議公報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決議。決議把彭、黃、張周定性為「結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向黨發起了「有目的、有準備、有計畫、有組織的進攻」。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急迫地將彭德懷等人一棍打死？現在分析起來，恐怕有如下幾個原因。1、彭、黃、張、周均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幾個常委均沒有「倒戈」，仍站在他這一邊，彭在中央核心中沒有形成勢力。這樣，彭的力量和毛不成對比，完全可以在其羽毛未豐時運用高壓權勢將其一舉擊垮，速戰速決，不留後患。這是權力鬥爭中最好的結局；2、毛澤東心虛，不踏實，危機感強烈。毛澤東深知，彭德懷的信實際上代表了黨內一種普遍存在的情緒，而這種情緒直接產生於他兩年來思想路線的錯誤和重大決策的嚴重失誤。彭、黃、張、周在黨的高級會議上點燃了這種可怕的情緒，一旦任其蔓延，將對他在黨內的至高地位產生巨大的威脅。所以一方面要緊急滅火，另一方面要火速造勢。所謂造勢，就是先聲奪人，在全黨造成反右傾、保衛三面紅旗、保衛毛主席的強大聲勢，從而把黨內這種可怕的情緒淹沒掉，維護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3、果斷搬掉這個政治障礙，以實現他繼續「實驗」三面紅旗的決心。
當然，毛澤東並不滿足在中央打掉彭德懷的所謂「反黨集團」，為了「除惡務盡」，「斬盡殺絕」，毛澤東還要橫掃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的政治基礎。八屆八中全會以後，反右鬥爭在黨內漸次全面推開，從各級黨委政府一直到延伸到農村、工廠、學校等基層。這次反右主要在黨員幹部中進行，根據1959年11月和1960年1月中共中央分別下發和轉發的《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以及《關於在反右整風運動和農村整黨運動中對於犯錯誤的黨員幹部的處分面的通知》，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為「凡是黨員幹部，公開散佈系統性的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毛主席的，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攻的；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一貫右傾，1958年以來又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而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後仍然執迷不悟，不主動作深刻檢討，都就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數，農村重點批判對象的人數，應限制在黨員幹部總人數和農村總人口的1%以下。……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和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269至270頁）
用殘酷的打擊，嚴厲的組織措施封人嘴巴，堵塞言路，實際上是在全黨全國範圍內興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字獄。也許在中國封建皇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字獄，都是無法與之比肩的。而這場反右傾運動導致的直接的嚴重後果，就是停止了糾「左」，致使毛澤東三面紅旗的烏托邦不退反進，製造出更大的災難。請看這樣一段描述：「在‘反右傾’鬥爭中，喊得最響的口號是‘反右傾，鼓幹勁，繼續國民經濟的大躍進’。在這一口號下，不久前已被認識的問題，彷彿又不成問題了。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被認為是協調的、正常的‘得不償失的大煉鋼鐵，被認為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緊張的市場供應，被說成是供應情況良好；供給制平均主義的做法，被說成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271頁）
而這樣的後果對毛澤東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飲鴆止渴，意味著作繭自縛，意味著一場更大的政治危機。
從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和彭德懷的一場「較量」中，可以總結出中國「毛澤東時代」一些歷史本質上的特徵。
一、在中共用高度嚴密、無所不包的行政組織把整個生產活動組織起來的經濟模型中，有一條基本的底線。這個底線就是：完成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造」的工礦企業和城鄉商業經濟，雖然處於嚴密的計畫體制中，但仍保留著價值交換、成本核算、金融運作、必要的生活資料和部分生產資料市場等現代商品經濟特徵，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中，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為了在國際政治壓力下加速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發展，仍按重、輕、農序列配置資源，但三者之間保留一個比較適中的比例；在生活資料的分配上，嚴格按照等價交換和「按勞分配」的原則進行，嚴禁「供給制」分配方式的氾濫。保留這條底線，儘管仍然嚴重違背經濟發展規律，束縛生產力，使國民經濟朝畸形方向發展，但它至少可以做到：1、維持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2維持社會成員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和緩慢提高生活水平；3、由於實質上是國家資本的運作，能夠人為地調集生產要素和配置經濟資源，在較短時間內建起以重工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我們看到，在這根脆弱的底線上，如果向上突破，如毛澤東支持初創人民公社時一級所有，公社核算，吃食堂；在重、輕、農比例中完全犧牲輕、農，突出重工業又以大煉鋼鐵犧牲其他為代價等等荒唐的做法，實際上是把經濟法則當兒戲，這種胡鬧會立即破壞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迅速導致經濟生活全線崩潰，並能立即釀成滔天大禍。如果向下突破，如在城市工礦企業和商業中的主體部分實現個體所有或私營經濟，在農村恢復小農私有經濟，全面恢復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市場交換，徹底解體計畫經濟體制，並以消費為龍頭調整國民經濟發展比例，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等等。這種突破，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共領袖們來看，無疑是資本主義復辟，是社會主義的失敗。但對中國經濟而言，卻打開了一個新天地，使國民經濟的發展更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更能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能盡快地和國際經濟接軌。而中共1949年後半個多世紀黨內的所謂「路線鬥爭」，都是圍繞這根底線的上下波動而展開的。其基本規律是：如果向上突破，便立即嚴重違反經濟規律，迅速導致經濟或政治動亂；如果堅守底線，便會獲得較為穩定、較為平和的發展週期；如果向下突破，雖然經濟發展會形成新的局面，但因和傳統的馬列主義理論相悖，所以難免會在黨內產生思想理論或政治路線上的衝突。
二、中共七大以後，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已經奠定。以毛澤東本人的政治韜略和權術手腕，他在黨的核心層構建的權力格局，已接近中國皇權時代強勢君主在皇宮裡構建的那種權力格局，並在其君主專制本質上如出一轍。就是說，他在黨內和其他同僚的關係已經不是黨的章程上所指明的那種關係，而是類似於中國皇權時代君主和群臣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權力格局一方面是由中共自身的意識形態方式和組織機制所派生，另一方面是中國數千年皇權專制的歷史所致。它有廣泛的社會政治基礎和深遠的民族心理基礎。這樣，毛澤東時代黨內權力鬥爭的模式一般不會脫逸中國皇權時代宮廷鬥爭的傳統模式。如果說高饒事件只是群臣之間圍繞「清君側」而展開的爭奪「相位」的權力之爭，那麼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事件則是「君主」為掩飾自身過錯而迫害「諫臣」的「宮廷悲劇」。類似的悲劇在中國皇權時代發生過數以千計。當然，毛澤東時代中共核心層的權力格局和中國傳統的皇室政治有著許多歷史性質的區別。如皇權時代的皇帝面臨的宮廷對手不僅有宰相、群臣，還有更厲害的骨肉手足，外戚勢力，宦官勢力等。而毛澤東面對的只是他和群臣之間的矛盾和群臣之間的矛盾。
三、以「路線」為核心仍是中共核心層權力鬥爭的模式。但在戰爭年代和和平年代，這種鬥爭模式的內容和效果有著很大的區別。在戰爭年代，黨內「路線」的正錯差池只關係到一個政黨、一支軍隊、一部分地方政權的盛衰強弱、生死存亡，而在和平年代，黨內路線和全國人民的衣食住行榮辱禍福息息相關，一步差池，就會給他們帶來不可估量的災難和厄運，給全國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帶來巨大的波動和起伏。因此，中共1949年後黨的核心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儘管仍然可以置全國人民的生死禍福和國家經濟的盛衰安危於不顧，但所謂「路線錯誤者」所造成的惡果是極為嚴重的，所負的歷史責任也是極其沈重的，這就注定他們在捍衛手中的權力時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四、中共七大以後在黨的核心層形成的毛、劉、周之間的權力平衡，在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受到了挑戰。這倒不是劉、周當時已站到了彭德懷一邊反對毛，而是毛澤東的「路線錯誤」在全國造成的巨大災難，必然埋下黨內「三駕馬車」之間產生思想分歧的伏筆。面對如此慘烈的「天災人禍」和如此沈重的歷史責任，即使毛澤東積極地主動承擔，劉、周也沒有可能、更沒有義務去和他繼續「同心同德」地去淡化責任，掩飾錯誤，繼續一意孤行。況且毛澤東對承擔歷史責任是文過飾非，三心二意呢。
總之，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把彭德懷等人打入冷宮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是他變本加厲堅持自己的「路線錯誤」，而這種致命錯誤的直接後果是在全國製造出更加駭人聽聞的災難。正是這種全黨全國人民有目共睹的巨大災難向毛澤東的思想路線發起挑戰，從而也是向毛澤東本人在黨內的地位和他掌握的最高權力發起了挑戰。而毛澤東試圖粉碎這種挑戰、保住手中權力的努力，似乎只能用另一種錯誤掩蓋前一種錯誤，用更大規模的權力鬥爭消解黨內因他的錯誤而天然形成的對立面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緣起。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