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03日訊】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在北大法學論壇上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前景》的演講。在演講中，張維迎指出，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依賴於勞動力成本等後發優勢，現在這些後發優勢在消失。而如果一個國家用貨幣政策和利率來維持增長，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就是跟著老虎跑，最後累死了，另一種把老虎尾巴放開，老虎把你吃了。
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張維迎稱，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需要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過去三十年中國的企業靠套利和模仿創造了巨大財富，現在這種套利空間越來越少，更多的要依靠創新。這就需要政府為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創造更好的條件：把權利關進籠子裡，保護私有產權，改革就是不斷地把私權歸還給個人。
「我們的權力沒有關在籠子裡面。現在是有權力的人提著籠子到處關別人。」張維迎談到。張維迎認為，既得利益並不完全是改革的阻礙，相反，既得利益也可能變成改革的推動者。如果既得利益不能變成改革者，那這個改革就沒希望了。
張維迎表示，現在不是改革阻力大，而是改革動力不足。「改革前25年和現在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不是沒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現在的阻力比那時候強大多少，而是說那時候改革的動力比現在要強得多。那時候有那麼一批人把改革本身作為一種使命。」
以下是發言實錄：
支撐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優勢在消失
張維迎：我講一下中國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前景。首先講我們對經濟增長的判斷，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是趨勢性的，第二個是週期性的。從趨勢性的角度來講，中國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之後，經濟增速有一個趨勢性的下降、下調，大家普遍認可的在7％左右。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們的後發優勢，包括勞動力成本優勢、資源成本優勢、國際市場的開放等。這種後發優勢現在都在消失：勞動力供給下降、環境成本快速上升、國際市場變化。
第二個是從週期性角度，首先2009年之後，中國政府實行了非常強的刺激政策，2009年全世界都是零增長、負增長，中國維持9.2％的增長，但我們為這個增長付出了巨大代價，這個代價到現在還沒全部表現出來或者最大的代價還沒有到來，這是我們下一步面臨的困難。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未來一兩年內，中國經濟可能有一個巨大的困難。
寬鬆貨幣政策是抓老虎尾巴
這裡我引用哈耶克的比喻，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用貨幣政策和利率來維持增長，他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那麼我們想像一下，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就是你跟著老虎跑，最後累死了，另一種你把老虎尾巴放開，老虎把你吃了。
今年6月份可能就是想放開老虎的尾巴，但是差點被吃掉，就是當時的「錢荒」。所以很快又抓起來，現在仍然抓著老虎的尾巴，但是這是沒有辦法持續的，因為下一步可能爆發問題的是地方債務，估計有20多萬億，好多地方其實已經還不起了。地方政府還不起債就會影響到企業，有很多企業給政府做項目，但拿不到錢。
未來經濟增長潛力靠企業家精神
我剛才講的一個是趨勢，一個是週期，再看更長遠的話，就是經濟的增長潛力怎麼樣，這個潛力就是市場規模，包括我們工業化、城市化。亞當 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強調市場規模對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市場規模帶來分工，分工帶來技術進步。所有這些東西靠什麼？靠企業家，不是靠政府官員，不是靠貨幣政策，但是很遺憾，我們現在好多人仍然都把維持經濟增長的希望寄託於貨幣政策，寄託於財政政策，寄託於政府的投資。如果我們不能發揮企業家精神的作用，經濟增長保持7％都很困難。
我們今天所有消費的東西，特別是新產品都是企業家精神開發出來的。企業家能做什麼事呢？我總結企業家有兩個基本功能，第一個就是發現不均衡，第二個是創造不均衡。均衡就是所有的資源、要素都得到了最有效地利用，沒有盈利的機會。也就是說，如果經濟屬於均衡狀態，每個企業賺的收入全部是彌補成本，不存在經濟利潤。實際上我們知道不是這樣，企業家發現不均衡，發現賺錢的機會，利用這些機會賺錢，然後使得資源得到有效的配置，越來越多人運用這個機會，市場就會趨向均衡。
第二個功能，是打破不平衡，或者叫創造不均衡。假如市場已經屬於均衡狀態，比如大家都在使用電腦了，電腦飽和了，那這時候蘋果公司生產出iPad，它就打破了原來的平衡，那就可以賺錢。打破平衡主要靠的是創新。
以這樣角度來看我們過去30年，中國的企業家主要是發現不均衡，利用不均衡叫套利，以及模仿。套利有三種方式，一種是跨市場的套利，你發現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貴，然後你從四川運到北京就賺錢，這樣的企業家就是商人。另一類企業家是跨時套利，比如說預計明年某種產品會變貴，那麼他就現在開始儲存，或者現在開始生產，到明年就賺錢。還有在金融市場套利，這種套利行為類似一種投機。第三種套利就是要素市懲產品市場之間套利，比如說有好多人無所事事，但有好多產品供不應求，你只要把這些無所事事的人組織起來從事生產，那麼你就可以賺錢。過去30年大體就是這樣，搞投機倒把、鄉鎮企業都可以賺錢。但這個空間變得越來越小，就是套利的空間在傳統產品市場都飽和了，你看現在什麼都不好賣，飽和了，套利空間越來越校我們模仿的空間也越來越小，中國原創性的技術很少很少，甚至沒有。即使我們有創新，這個創新也是在外國原創性技術上做一個改進而已，而我剛才講到了，這種後發優勢慢慢都在消失。所以中國下一步的關鍵是什麼？就是中國企業家能不能從套利行為轉向真正的創新。
創新是什麼？創新就是有一個想法，這個想法大部分人沒看到，所以你說出來不會獲得認同，但是你能夠把它變成市場可接受的產品和服務，這時候你就會為經濟增長做貢獻，你也會賺錢。而這種創新一般時間都比較長。今天支持我們經濟增長的好多的產品，30年前沒人想得到。同樣可以說，30後這個國家經濟的主要的產業、行業，現在大家都想不到，這就是企業家的功能。在40年前比爾蓋茨要製造軟體，想像這個軟體要變成未來每個人都用的東西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 100年前，亨利 福特那個時代，汽車已經有了，但是汽車只是富貴人家、有錢人使用的產品，沒人會想到普通人應該有汽車，但是福特想到了，所以就引進了流水線，生產出了普通人用得起的汽車。
改革就是不斷地把私權歸還給個人
那麼企業家精神怎麼被開發出來？那就是看我們的體制。目前來講我覺得我們體制當中存在好多障礙，大的障礙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經濟體制，第二個方面是政治體制。就經濟體制而言，首先是國有部門太強大，國有部門的強大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尤其像我們這麼大的國有部門，要創造所謂的公平競爭環境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我們做什麼事都得審批。我們學法系的同學都知道，這個社會當中哪些權力應該是個人的，哪些權力應該是政府的，就是私權與公權的劃分。我們國家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很多私權都被公有化了。改革就是不斷地把私權歸還給個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第三就是金融市場不自由。企業家的一個想法要變成產品，要形成市場，需要大量的投資，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如果金融不自由的話，創新就得不到很好資源。
好在我們過去20來年有很大變化，就是外國基金進入中國，幫助中國很大的忙。但是我們仍然看到大量的儲蓄在無效地使用，其中無效的一部分是借給美國人，給他也帶來了麻煩，其實對我們麻煩可能更大。還有就是大量金融資源仍然被國有企業佔有，比如說信貸資金，國有企業拿到信貸資金的成本比民營企業要低大致一半，國有企業的利率5、6％，民營企業在10％以上。
還有一個方面是私有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現在的民營企業家，有些犯罪被抓起來，財產很快被處理了，這個本身是違法的。因為我們知道一個人犯罪，處理他財產要等法律判決之後，但是很多地方不遵守這樣的規定，如果企業家被無罪釋放，要收回財產都很難。
另一方面就是政治體制，沒有獨立的司法制度，權力沒有關在籠子裡面。現在是有權力的人提著籠子到處關別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再一個就是尋租和腐敗。這兩個是相關的，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政府權力過大，一定會產生腐敗。在腐敗的情況下，企業家賺的錢不一定是靠創新，有一部分是靠尋租，就是搞好和政府的關係。比如我們看到高科技領域，有些人寫好申請、找到關係、拿到國家幾千萬的錢，幹嘛去了？瞎花了，這個現象非常嚴重。我們現在教育科研經費都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效使用的比例非常低。當然我們要有更長遠的眼光，現在過分關注的都是今年下半年怎麼樣，明年上半年怎麼樣，其實對於國家更關注未來十年，20年，甚至30年。
中國未來30年應該建立這樣一種目標，就是如何建立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社會。我們的改革都應該在這個大目標的前提下做。具體來講我覺得經濟上進一步自由化，市朝。政府大量的權力應該廢除，就是說把政府侷限在公權的範圍內，不應該侵害私權。我要特別強調一點，那就是私有產權制度，私有產權的保護，依賴於法律，也依賴我們的司法制度。
既得利益要變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我們要實行的變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認為是既得利益的阻撓，但是我這兩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你看歷史上好多偉大的變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領導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變成改革者，那這個改革就沒希望了。馬克思本人不是無產階級，馬克思岳父是大的貴族，他的小舅子當部長，馬克思過的生活也不是無產階級，他在英國生活，那時候英國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鎊，但是馬克思一年的生活費是400多英鎊。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個資本家。這個例子說明，說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決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為我們有理念，我們的觀念，我們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變成改革者？我覺得有三種可能，一個就是觀念、理念，包括我們共產黨，共產黨的創始人沒有幾個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出身的，大部分都是地主、資本家、軍閥、舊知識份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按照利益分析，沒有辦法解釋他們的行為，那麼他們為什麼要鬧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所以引起了中國天翻地覆的歷史性的變化。從古希臘梭倫、伯里克利的民主化改革，到近代的華盛頓，再到鄧小平，他們都是出於理念在改革。美國的廢奴運動主要是白人在做，不是黑人在做，中國婦女的放腳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
第二個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間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動人類進步、社會轉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好多的變革發生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遠大於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包括現在政教分離，就是宗教和國王的矛盾推動的。法國大革命也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的矛盾推動了啟蒙運動的出現，導致了最後的法國大革命。西方社會的民主與法治，一開始不是在全社會範圍出現，而是在貴族、統計階級內部出現。為什麼呢？因為在這之前他們也是有好多特權，但是他們利用這種特權相互傷害，最後大家就找到了一個妥協，那就是尊重了相互的權利。原來在西方，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開辦公司都是特權，不是權利。要得到國王的特許，或者是得到議會的授權你才能夠創業。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就是東印度公司，那就是一個國王授權的壟斷公司。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具體來說英國在1844年，法國在1867年，美國在1842到1851年期間，特權就變成了人權，就是成立公司不再需要通過特許了，註冊就可以了。按照我們過去階級分析的觀點，我們強調社會矛盾主要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其實這個真的不是這樣。你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比工人和資本家矛盾要大得多，同樣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也比工人階級要大的多，再華盛頓遊說反對中國的都是美國工人階級，而不是美國的資本家，美國的資本家都支持中國，美國工人遊說反對中國，因為中國廉價產品進口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那還有一種非常重要，就是統治階級是不是意識到變的必要，或者有沒有這種危機感。我特別喜歡舉的一個比喻就是華盛頓的故事，華盛頓1799年去世的時候，他的遺囑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後，就把他277個奴隸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後就把這些奴隸都解放了，有人問她為了這麼著急把他們都解放了？她說我不想生活在那種盼我死的人當中。華盛頓為什麼要廢除奴隸？是因為理念，華盛頓太太為什麼要廢除奴隸？她有一種危機感，因為她不廢除的話這些人可能會害她。
看中國的歷史，比如清朝，死皮賴臉不改，最後想改了，要實行憲政了，但沒機會了，所以最後就發生了辛亥革命。
我們中國下一步變革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個是理念，一個是領導力。理念可以正確可以錯誤，領導力可以弱可以強。最好的組合就是正確的理念、強的領導力，最壞的組合是錯誤的理念、強的領導力，當然還有其他次好的。強的領導力可能走向兩個極端，但是我覺得變革期間沒有強的領導力真是不成。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改革前25年就是有一個好的理念，也有比較強的領導力，過去十年改革倒退就是我們理念倒退了，但好在領導力不是特別強。
現在不是改革阻力大 是改革動力不足
我們未來會怎麼樣？大家都知道改革的阻力確實很大，但是大家不要以為80年代、90年代改革沒阻力，沒有既得利益集團。任何體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沒有既得利益集團計畫經濟不可能維持那麼久，蘇聯也不可能維持那麼久。那改革前25年和現在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不是沒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現在的阻力比那時候強大多少，而是說那時候改革的動力比現在要強得多。那時候有那麼一批人把改革本身作為一種使命。很多人說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我覺得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是先有共產黨執政才有國有企業，不是有了國有企業才有共產黨。為什麼說現在的改革動力不夠呢，因為現在我們的政治家很少，官僚很多。
未來十年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窗口期，我們新一代領導人由於特殊的歷史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們或許會保持足夠好的，強的領導力來推動改革。如果我們錯過未來這十年，我覺得中國下一步的路怎麼走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所以我希望經過三中全會之後，能夠明確好多應該做的事，下一步就是好多事情怎麼去落實。我們過去好話說的已經很多，包括改革，但是最重要的是落實，如果再沒有落實的話，我想更多的人會更失望，以後再好的說法大家也可能就沒有信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