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27日訊】自古以來中國的貧富差距都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重要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財富的逐漸積累、過度集中和均貧富再分配的歷史循環，推動了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與朝代更迭。
當前，中國也出現了貧富差距高企的嚴峻形勢，2008年收入基尼係數達到0.49，大大高於國際警戒線0.4。
也出現兩種比較極端但比較常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確存在貧富差距，但貧富差距還不夠大、不夠危險，相比經濟總量的增長而言還不是主要矛盾，仍然可以不作為地任由貧富差距繼續擴大。
另一種觀點認為，貧富差距過大有損社會公平與正義，必須暴力均貧富，「幹掉1個富人，幸福99個窮人」是立竿見影的有效手段。
顯然，這兩種觀點都是偏激的、錯誤的。只有搞清楚中國貧富差距的特點、危害和形成邏輯，才能對症下藥，找到將貧富差距降低到合適水平的正確政策思路。
當前貧富差距新特點：呈現代際固化跡象
除了延續中國特有的城鄉差異、區域差異和行業差異之外，當前中國的貧富差距還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一是貧富差距形勢嚴峻；二是財富的社會結構發生新變化，前幾年還是窮人太窮，而現在是富人太富；三是貧富差距開始呈現代際固化的跡象。
1、貧富差距高企，形勢比較嚴峻
中國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收入基尼係數早已突破國際警戒線，並且持續維持在高位。1981年，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僅為0.29，遠遠低於國際警戒線0.4；但是2000年以來，該指標已迅速突破國際警戒線，並長期維持在0.47以上，遠遠高於OECD國家（2005年OECD國家收入基尼係數的均值為0.31）。一些機構的調查數據呈現出更加嚴峻的結果：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的調查結果顯示，2009年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已超過0.5；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更是指出，2010年中國家庭的收入基尼係數已達到0.61。
如果將「隱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考慮在內，中國收入差距將會進一步加大。根據王小魯的研究，2008年中國城鎮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隱性收入」佔城鎮居民「隱性收入」總量的比重高達63%。如果將「隱性收入」考慮在內，那麼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的實際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遠高於官方數據所給出的9倍；城鎮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組與農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組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也遠高於官方數據所給出的23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於2013發布的城鄉居民家庭情況調查報告也表明，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為6.2萬億元，約佔GDP的12%；城鎮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鎮10%最低收入家庭的21倍。而相比之下，美國2010年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只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3.04倍。與收入差距類似，中國居民的財產分布狀況同樣逐漸惡化。
2、以前主要是窮人太窮，現在則是富人太富、窮人也窮
十年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核心主要是窮人太窮。林毅夫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
然而，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核心顯然已經變為富人太富。2013胡潤全球富豪排行榜顯示，以10億美元作為上榜門檻，中國大陸上榜富豪數量多達262人，佔全部榜單人數（1453人）的比重高達18%。不僅如此，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未上榜的「隱形富豪」還多達750人左右。因此，中國實際富豪數量可能已經達到1012人，而全世界富豪總人數僅為3953人，中國富豪佔比可能高達25.6%。
富豪持有了中國很大比重的財富。2008年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數據顯示，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財富為30億元，他們持有的財富佔當年GDP的比重為9.9%。而2013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財富猛增至64億，是2008年兩倍還多；他們所擁有的財富佔全國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2.3%，而他們佔全國人口的比重僅為千萬分之七而已。
3、貧富差距出現階層固化和代際固化
中國近兩千年的科舉制度雖然有導致知識僵化和遏制科技進步等缺陷，但是有一個重大的優點就是可以增加社會流動性，從而使得貧富差距不至於出現過度的代際差異。即使單個家庭很貧窮，也可以就讀於家族的免費學堂。通過科舉考試，還是有改變命運的機會，也就是所謂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樣，「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恢復高考，改變了近十年以家庭出身為標準來推薦上大學的不合理制度，大大增強了社會流動性，因此深得人心。
在教育制度不完善、社會制度不完善和遺產稅制度缺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當前中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貧富差距代際固化現象。貧富差距的代際固化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貧窮傳遞給下一代，即富人的後代更可能是富人，窮人的後代更可能是窮人。
麥可思教育數據公司對中國2009屆50萬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顯示，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該研究顯示，農民與農民工、產業與服務員工子女較多的就讀於高職高專院校，而管理階層子女則較多的就讀於「211」院校。並且，在「211」院校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於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則要艱辛的多。從學生畢業後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中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而管理階層子女中未就業的畢業生只有15%。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生在就業質量上也處於弱勢，以2008和2009屆畢業生為例，畢業半年後他們的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指出，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主家庭出身的人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比例是他們在總體結構中比例的6倍（15.4%/2.6%），而農民家庭出身的人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比例則只是其總體結構中比例的2/3（46.2%/72.9%）。
貧富懸殊的根本成因
中國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是多重原因造成的，既有發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場化改革不徹底與體制改革不徹底方面的原因。
1、非均衡發展戰略拉大城鄉與地區的收入差異
先解釋一下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指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供給者在市場中所獲得的要素報酬。二次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結果的基礎上，政府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對要素收入進行再次調節。三次分配是指富人通過慈善事業對窮人的特定財富轉移，這有助於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和政府失靈問題。總的來說，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社會責任。
對於大部分發達國家而言，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三個視角足以解釋收入差距的產生原因和應對措施。但是，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還存在另外一個重要的機制：「非均衡發展戰略」。中國的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經被強行分割開來，一部分人和土地獲得高報酬，而另外一部分人和土地則獲得低得多的報酬。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機制稱為「零次分配」，以區別於收入的初次分配。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國家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十分驚人。經濟總量方面，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僅相當於美國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國、德國的1/3和英國、義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1980~1989年中國人均GDP僅相當於美國的1.5%、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8.7%。由於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基本過去，經濟快速發展顯然是首要問題和根本性問題。
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相繼實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主要包括地區非均衡發展戰略（為東部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提供優惠、鼓勵措施）和城鄉非均衡發展戰略（城鄉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財政、金融、教育、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政策）。例如，1978~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財政支出（1795.2元）是農村居民（85.6元）的21倍。再例如，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佔全國總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已經由1981年的74%提高到了2011年的97%，而城鎮常住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只有51.3%，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更是只有35%。非均衡發展戰略使經濟活動呈現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工資水平和工作機會因此而存在巨大差異，再加上戶籍制度等體制障礙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結果使城鄉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在改革開放初期，打破「平均主義」和「大鍋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實施「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很有必要，也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但是，過分追求效率而忽視公平的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看到當前中國已經處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GDP總量的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躍居至當前的第2位，佔世界經濟的比重由1980年的1.9%穩步升至2011年的10.5%。2012年人均GDP超過6000美元，中國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低收入國家發展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和處在新發展階段的大背景下，中國是不是還需要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或者是進行一定的調整，現在是值得思考的時候了。
2、高投資發展模式導致居民在初次分配格局處於弱勢地位
過去30多年，中國需要高速經濟增長以保證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是居民消費需求無法支撐經濟的高增長。即使是美國這樣的高消費社會，也不過是1%~2%的增長速度，3%的GDP增速就是非常難得的高速增長了。更何況，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就是以節儉為美德、以坐吃山空為恥，重儲蓄而輕消費。因此，增長主義發展模式注定需要國家主導型的高投資發展方式，只有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等才能提高投資佔GDP的比重和人均GDP的水平。
過去十年中國投資率不斷攀升，已經從2000年的35.1%大幅提高到了2011年的48.5%。相比之下，全世界平均投資率僅為20%左右，即便放眼歷史，各國投資率峰值也明顯低於中國：OECD國家投資率最高僅為26%（1974年）；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投資率的峰值分別為38.8%（1970年）、39.7%（1991年）和46.9%（1984年）；巴西、墨西哥和印度三個新興經濟體投資率峰值則分別為26.9%（1989年）、27.4%（1981年）和38%（2007年）。中國投資率較高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中國已然處於過度投資的狀況。在投資率持續走高的同時，中國居民部門的消費率一路下滑，目前已經降至國際和歷史低位。中國居民部門消費率已經從上世紀70年代的65%降到了目前的34%，大幅低於全世界的平均水平（60%以上）。
在高投資發展模式相對應的是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處於弱勢地位。居民可支配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93年的63.2%大幅下降至2007年的50.6%；而企業和政府收入佔比則分別從19.8%和20%提高到了24.6%和24.7%。通過國際對比能夠更加明顯的看出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佔比之低。1996~2006年，絕大多數OECD國家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所佔比重介於72%~80%的範圍內，比中國高出20~30個百分點。
那麼，國家主導型的高投資發展模式是怎樣導致收入的初次分配偏向國家和企業而不是家庭部門呢？問題的核心機制在於要素市場的價格管制。
第一，利率管制導致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普遍偏低，為政府和國有企業擴大投資提供了廉價資金。中國金融體系長期由國有銀行壟斷，並且存款利率由於受到上限管理而被人為壓低。儘管如此，由於中國金融市場尚不完善，居民缺乏存款儲蓄以外的更有吸引力的投資渠道，居民在存款利率被人為壓低的情況下仍然不得不將絕大部分可支配收入存入銀行，國有銀行體系從而以低成本掌握了大量資金。發展主義政府為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提供了政治激勵以及隱性擔保，促使國有銀行以低利率向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大量放貸。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國際經驗，當中國實際GDP增長率在10%左右的時候，實際貸款利率應該在7%左右，然而政府監管之下的貸款利率只有這一水平的一半而已。
第二，戶籍管制和勞動力市場工資談判機制不完善等因素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在城鄉戶籍管理制度下，廣大農民工不具有城鎮戶籍，在就業過程中廣受歧視，企業支付給農民工的工資普遍偏低。此外，勞動力市場工資談判機制不完善，再加上中國勞動力供給相對充裕，職工不具備與企業討價還價的能力，這也使得企業能夠支付給職工相對較低的工資。2002年，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小時工資為64美分，僅相當於美國工人平均小時工資的3%。
第三，政府憑藉其在土地市場上的壟斷地位以低價向企業提供大量的工業用地，極大鼓舞了企業的投資熱情。土地是中國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核心資源：地方政府不僅壟斷了征地權，而且在征地過程中對農民權益的保護和補償嚴重不足。地方政府作為土地資源的壟斷供應方，可以通過調節土地價格和供應量來刺激本地經濟增長和增加財政收入。1999年以來，隨著土地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土地交易價格開始出現明顯的結構性上漲：工業用地價格漲幅一直顯著低於總體土地交易價格和總體經濟增長速度，而居住用地的價格走勢正好與之相反。毫無疑問，政府通過壓低工業用地的價格直接降低了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從而刺激了社會總投資的增加。
因此，從總需求視角來看，增長主義發展模式導致了過高投資和低居民消費。而低居民消費對應著低居民收入，增長主義指導下的國家高投資發展模式是中國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根本原因，而其直接原因則是為增長主義發展模式服務的要素市場價格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