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14日訊】儒家哲學至宋代，發展為格物致知、明心見性的「程朱理學」，朱指朱熹，程指「二程」，即程顥、程頤兄弟。作為「二程」的兄長，程顥從小聰明好學，十五六歲時，師從道州（今湖南道縣）周敦頤，研經習道，發奮鑽研，一生不輟，「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余蘊。」（《宋史•程顥傳》）終成一代大儒，對中國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產生了重大而的影響，被奉為「先賢「，祀於孔廟東廡第38位。讓人驚異的是，程顥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還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員，不僅僅是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幹家，他在州縣基層任職多年，心懷天下，政績卓然。
初出茅廬的斷案高手
程顥（1032—1085年），字伯淳，河南洛陽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程顥參加了當年的丁酉科考試，考取進士，隨即被任命為京兆府雩縣（今陝西戶縣）主簿，後又任江寧府上元縣（今江蘇南京市）主簿、晉城（今山西晉城市）縣令等職。
宋代縣一級的主簿，其職責按照曾任過同安縣主簿的朱熹在《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中所說：「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這說明在宋代，主簿不僅掌管文書、考核、出納等事務性工作，有時還要負責獄訟官司。程顥剛剛上任，就有件棘手的案子打到了他的跟前。某鄉民租賃了自己兄長的房子居住，一住就是二十年，一天在宅基地附近勞作時，竟然挖出一壇「瘞錢」（陪葬的錢幣），真是喜從天降。但侄子卻說，這筆錢是他父親當年埋下的，要求物歸原主。天降橫財，哪能拱手相送？叔叔死活不答應。於是，侄子一紙狀子，遞到了縣衙。程顥看過狀子，問侄子，你父親埋這筆錢多久了？答曰四十年。又問，你叔叔租賃宅子多久了？答曰二十年。程顥安排小吏，從挖出的銅錢中挑出十千錢，讓侄子過目，然後大聲說：「如今官府所鑄造的錢，不過五六年就流通天下，而挖出的錢，是你父親未埋前數十年所鑄，皆為古錢，世間豈有選擇古錢作為「瘞錢」埋藏於地下之理！」侄子聽後，大驚失色，只得承認自己的妄訴之實。
晉城一位姓張的富戶，父親去世不久，就有一老叟找上門來，對他說：「我，乃是你親生父親。」張富戶聽後大駭，父親剛剛入土，天上馬上掉下個親生父親，哪有這樣湊巧事情？他不認，人家偏要他認，爭執不下，告到了縣裡。程顥坐堂，照例從線索入手。他問老叟：「想當父親，有何證據？」老叟說：「年輕的時候，我以行醫為業，長年在外行醫，後來，妻子生下一子，貧不能養，無奈，只好忍痛將兒子送給了張家。」程顥問：「何以為證？」老叟從懷裡摸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某年某月某日，抱兒與張三翁家。」一看紙條，程顥差點兒沒笑出聲來，他說：「按照年齡去算，送孩子這一年，張家父親才四十歲，四十歲的中年漢子，怎麼會以‘翁’相稱？」老叟一愣，知道訛詐被縣令識破，頓時汗流夾背，連連磕頭謝罪。
探索地方管理新模式
程顥調任澤州晉城縣令之時，剛剛三十出頭，年輕得很。但別看他年紀輕輕，做事卻思路清晰，決策果斷，而且善於創新。他在晉城任職三年，期間所做，不單單是調解糾紛、依法治訟等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他還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探索地方管理的方法上，而這一點，是許多僅僅為積累資歷、應付「磨勘」、謀取升遷的基層官員們無法望其項背的。
一是減輕農民負擔。當時，晉城老百姓交皇糧，要直接送往邊境，以備軍需。然而，晉城與邊境之間路途遙遠，到了催糧之時，家家戶戶送糧忙，長途跋涉，耗時費力。倘若直接到邊境附近購糧交納，恰逢交糧高峰期，糧價又太貴，往往購糧所費，遠遠超出實際負擔，老百姓怨聲載道。為此，程顥推行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動員一些富戶、商人，讓他們糧價便宜時，在邊境附近購糧儲存，待交糧之時，再賣給晉城父老，規定只能略有盈利。這樣，富戶、商人有利可圖，而農民既無長途運輸的勞頓之苦，也無糧食緊俏時的漲價之憂，負擔大大減輕。一個小點子，解決了大問題，老百姓為之歡呼。
二是推行「伍保」之法。程顥按照村民居住遠近，編成「伍保」，要求「伍保」之間，「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強扶弱，富幫窮，互通有無，互相幫助。孤寡、殘疾、流浪者，都責成有能力的親戚、朋友、鄉親給予照顧，進行救助。於是，鄉里之間，姦偽無所容，疾病有所養，風俗大變。據說，晉城至今民風淳樸，熱情好客，還是國際花園城市、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數頗高，古風猶存啊。
三是大力興辦教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程顥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剛到晉城，他就風塵僕僕深入各地，與老百姓當面交流，調查瞭解教育實情，商量辦學大計。他認為，「鄉必有校」，任職期間，他多方奔走，籌集資金，牽頭建立鄉校72所，社學數十所。他發揮自己的長處，為兒童選擇教材，修訂教材，連斷句之類的小事，都親力親為，「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宋史•程顥傳》）晉城內外，好學之風，隨之而來，甚至出現了「驅兒市上買書讀，寧使田間禾不薅」的動人圖景。
程顥任晉城縣令期間，可謂管理有序、負擔減輕、事業興旺、一派繁榮。據《澤州府志》說：「（程顥）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呂公著的推薦，提拔程顥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裡行（裡行，官職低者任監察御史，加「裡行」）。
監察御史是言官，其職責是規勸皇帝、糾察百官。然而對於士大夫來說，糾察百官好說，但規勸皇帝卻是門「技術活」。不提吧？職責所在。提吧，皇帝臉上無光，萬一生點意見、來點態度，這帽子都說不定難保。所以，很多監察御史履職，或礙於情面，或擔心權威，或害怕打擊，往往形式重於內容，走走過場，不過讓皇帝表現一下納諫的姿態而已，至於納不納、納什麼、怎麼納，不予深究。但程顥任御史，卻執拗、較真，他常常像老師對待學生一樣，以誨人不倦的態度，把那些「正心窒慾、求賢育材」之言，「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之勸，絮絮叨叨地在宋神宗面前數落，不厭其煩。問題是他不厭其煩，那些侍從卻大厭其煩，有一天午餐時間都過了，程顥還在一二三，宋神宗飢腸轆轆，又不好明言，這時，侍從便正色對程顥說：「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還沒吃午飯呢！這時，程顥才只好依依不舍地退了出來。
天下事非一傢俬議
顥在京任御史期間，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國推行「熙寧變法」。當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宋神宗委以大權，凡與改革有關的政策研究、機構調整、法令推行等，皆由王安石全權負責，甚至幹部任命這樣的大事，也由他根據改革需要便宜施行。而王安石憂心於大宋王朝的經濟衰落、士氣萎靡、軍備薄弱，他以超常的勇氣和膽識宣傳改革，以矯枉過正的態度推行改革，甚至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真是石破天驚，這種態度在以祖先崇拜和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中，無異於離經叛道。所以，「熙寧變法」一經鋪開，便立刻激起眾多士大夫的反對。
在北宋士大夫之間，即使是反對變法者，反對的程度和態度也不盡相同。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翰林學士範鎮、御史中丞呂誨等人對新法明確表示反對，其中司馬光最為激烈，他曾對宋神宗說：「臣之於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司馬光《彈奏王安石表》）司馬光對王安石，真是勢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顥作為反對者陣營中的一員，態度上卻溫柔敦厚多了。而王安石作為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卻對程顥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尊敬，儘管王比程還年長十一歲。王安石與大臣們討論變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聲色俱厲，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帽子」。恰巧程顥受命前來議事，聽後不慌不忙地勸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傢俬議，願平氣以聽。」（《宋史•程顥傳》）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發雷霆了，但他是程顥，所以「安石為之愧屈」。
程顥說話做事，有理有節，不動真氣，但他反對變法的態度卻是一貫的，絲毫沒有改變。他任御史期間，多次上書宋神宗，指出不可變法的理由。見勸說無效，便最後說了一句：「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對者太多，總有反對的理由，天下沒有反對者過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對改革人數的多寡來預測改革的成敗，這倒與當時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長相批評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貶低他稍有不同，不過程顥這一反對的理由，倒也確實一語成讖。之後，程顥打了個辭職報告，請求解職外調。王安石雖然對程顥反對變法的堅定態度感到失望，但在反對變法的陣容中，程顥依然是王安石最尊敬的人。見程顥去意已決，王安石推薦他為提點京西刑獄，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獄監察，沒有降，反而升。程顥認為這個任命「恩典過頒」，死活不答應，堅決推辭，王安石又推薦他為簽書鎮寧軍（治所澶州，今河南濮陽市）判官，程顥才捲起鋪蓋赴任。
變法的對錯、長短、好壞姑且不論，程顥在變法中的表現卻的確溫柔敦厚，休休有容，頗見君子之風，無怪乎剛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對他如此尊敬。
心系百姓的簽書判官
宋代地方一級的行政區劃包括州、府、軍、監四種，程顥去的鎮寧軍，便是其中之一。各地設有知州、通判作為正副長官，簽書判官是幕職官，全稱為簽書判官廳公事，簡稱「簽書判官」或「簽判」，輔助長官處理政務。
雖為一介幕府屬官，人微言輕，但在面對國家大事和百姓安危之時，程顥依然勇於挑重擔，敢作敢為。當時，內臣程昉受命治理黃河，徵用澶州廂兵（承擔各種雜役的軍隊）八百人，夜以繼日，督工甚急。當時正值嚴冬，大雪不止，寒風刺骨，廂兵們飢寒交迫，不堪忍受，紛紛逃歸澶州。澶州的行政官員們趕緊磋商，是大開城門讓他們回來，還是堵在城外拒絕呢？因為程昉是皇帝派來的治河官，讓廂兵進來，無異於同程昉過不去、同治河過不去、同朝廷過不去，如同袒護逃犯一般，要擔政治責任的。因此，拒開城門成了絕大多數人的意見。只有程顥說：「廂兵冒死逃歸，拒之門外，必然引發事變。不如開門放入，好生安撫。如果程昉怪罪，我來擔責。」徵得大家的同意後，程顥趕到城門口，親自打開城門，與廂兵對話，約定三日後復役，才把他們放歸澶州城。三日後，體力和精神得到恢復的八百士卒，果然如期趕赴治河工地。他這一力排眾議的舉動，挽救了八百士卒的生命，足見他的膽識、魄力與擔當精神。
熙寧四年夏天，澶州連降暴雨，河水猛漲，黃河曹村段堤岸因不夠牢固而決堤，農田、村莊眼看就要淹沒，百姓的生命財產遭到嚴重威脅。緊急情況之下，程顥對澶州知州劉渙臨危請命說：「請讓我率人前去搶險，即使用身子去堵，也一定要把它堵住！」劉渙深為感動，立即把澶州城內的廂兵悉數調撥給程顥，還將將印鄭重交付於他。有同僚說水勢太急，人力去堵，不過是徒勞罷了。但程顥卻不為這些「風涼話」所動，迅速調配堵河物資，攜兵火速趕到決口之處，整隊訓話，激勵士卒，派精幹而又素知水性的士卒，從堤兩邊泅水填堵，經過幾天幾夜的連續奮戰，決口終於被堵住，堤垸內百姓的生命財產得到了保護。
在鎮寧軍之後，程顥還任過扶溝（今河南扶溝縣）知縣、奉議郎、宗正寺丞之類的小官，雖然政績不俗，然而再未得到過朝廷的重任，大材一直不得施展。程顥之所以一輩子仕途不順，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是有關係的。他正好幹事的盛年時期，適逢「熙寧變法」，改革者力圖振興，希望通過改革來挽救國家頹勢、民族危亡，但程顥反對變法的態度一直堅決。一個人才華的施展，也需要天時地利，天時不合，地利不順，縱有大材，也無用武之地，不是被時局所困，就是被潮流所掩，得不到更好發揮的能臣幹吏，也不單單程顥一人。不過，程顥與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他縱然做小官也能做出大成績，看他在那些縣、州所做的工作，真有一種「若烹小鮮」的自如，絲毫不失其大政治家的智慧、膽識和風範，這是值得許多仍在抱怨懷才不遇者好好學習的。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程顥逝世，終年54歲。他逝世後，宰相文彥博為題其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個大字。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評價他：「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