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01日訊】10月29日,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智勇與網民交流時,專門向九江市武寧縣人李航帆表示道歉。在「維權」15年後,李航帆終於拿到了他的960元代課費。(《南方都市報》10月31日)
上世紀90年代,李航帆在老家九江市武寧縣魯溪鎮西屏村做了幾年代課老師。後因教育部政策,李航帆被清退。在任代課老師時,他每個月的工資不足200元。但即便是如此微薄的收入,村委會也並未付清。為此,李航帆走上了追討欠薪的道路,這一走,就是漫長的15年。
為了960元的代課費,花費整整15年的時間去追討,是一種非常執著的維權精神,也是一種極其可貴的公民意識。也許960元對曾經是鄉村代課老師的李航帆來說彌足珍貴,但即便放在上世紀90年代,這也算不上是一筆巨款,對很多人來說,或許早已選擇放棄。然而李老師並沒有因為困難重重而退縮,而是將討薪進行到底。15年的堅持,不僅是為工資而戰,更是為權利和尊嚴而戰。這種為了維護自己的勞動成果和勞動尊嚴,而與現實不妥協、不退讓的姿態,讓人那肅然起敬。
然而在表達敬意之時,我們又難掩悲傷。時過境遷,如今的960元的購買力和價值,早己不能與15年前相提並論。更何況,為了追討這960元的代課費,李老師在15年中所花費的巨大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顯然也無法用金錢來衡量。李老師追討代課費的經歷,以近乎殘酷的方式揭露出當下普通公民維權之難、維權成本之高的現實。
個案而言,結局也許不算太壞。畢竟,李老師如願拿到了屬於自己的代課費,並且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智勇在與網民交流時,還專門向李老師表示道歉。與李老師15後的漫長維權路相比,這樣的「待遇」無疑很高,然而意義卻非常有限。根本上說,李老師成功維權,仍然是一種特事特辦的個人案解決方式,它得益於個案本身的典型性,利益於領導的重視,而非因為制度。換言之,李老師的幸運只是一種偶然。而在李老師之外,還有多少代課老師被欠薪,還有多少公民維權受阻,然而不可能每個人都用15年的時間換來一聲道歉。
代課老師是這個時代最為悲情的群體之一。其悲情之處,不僅在於因為政策變動,他們幾乎在一夜之間被集體清退,曾經的堅守為付出轉眼間化為烏有,更在於教育主管部門在作出決策的同時,並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退出機制,從而使這場清退變得毫無良知和道義可言。像李老師這樣被拖欠代課費的代課老師顯然不在少數,那麼當初教育主管部門有沒有撥出相應的款項,以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讓一名代課老師為了追討960元的代課費而奔波15年之久,這是一個國家的恥辱,也是教育的最大諷刺。
代課老師之所以悲情,還在於他們的權利弱勢,也無人為他們代言,他們的權利訴求淪為「沉沒的聲音」。為追討代課費,李老師輾轉於各級政府之間,其中村委會的答覆最為無恥:「欠你錢是事實,我們村認賬,但村委會欠賬太多,無力償還。如果解決了你一個人的問題,對後面的工作,我們更不好做」。村委會之所以說出這樣耍無賴的話來,無非是因為代課老師是這個時代最沒有話語權的群體,他們因為弱小而被無視。
需要追討代課費的不僅是一名代課老師,需要道歉的也不僅是某一個省的高層領導。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很清楚,對於代課老師,這個國家都欠一聲「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