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12日訊】戰國時代齊國的最高學府有些什麼特點？
一、社會功能的多重性
稷下學宮的社會功能若何？前人多有論及，眾說紛紜，有人說它是具有研究院性質，有人說它是「田氏封建效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也有人說它是政治的議事、諮詢機構。綜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政治功能。被稷下吸引來參加活動的人物，是戰國時代十分活躍的「士者流」，即各種各樣的知識份子。他們在稷下進行研討、爭辯、講學、集會，活動多樣。但其從事的活動總的說來，都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新序•雜事》:「稷下先生喜議政事。」《史記•孟荀列傳》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各著書立治亂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都是說稷下先生的議論、著書立說，無不與政治緊密相聯。他們在從事上述活動的同時，有的還往往親自過問國事，直接參與政治。他們既是「學士」，又是政治中人；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中說:「齊湣王時，由於國君「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這裡，諸儒，即指稷下諸學士。諸學士諫齊君不見其效，就離開學宮到他國去，足見他們向齊君出謀獻策有責任感，其與政治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稷下學宮復原圖
《戰國策•齊策三》、《說苑•尊賢》都具體記述了著名稷下先生淳於幾對齊王的勸諫和批評。他在「齊欲伐魏」關鍵時刻，及時地向齊王分析了形勢，說明出師的不利，「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從而阻止了齊王一次錯誤的行動。他直面批評宣王「好馬」、「好味」、「好色」，而獨不知「好士」，迫使宣王「嘿然無以應」，在這裡，淳於光之類的稷下先生簡直就是活躍於齊王身邊的重要謀臣和諫官的角色。
《戰國策•齊策四》記載一齊人譏諷稷下先生田駢的話:「今先生設為不宦，貸養千鐘。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設為不宦的田驕，實際上卻據有豐厚的俸祿，廣多的眾徒，「不宦」竟比為宦得到更多的實惠。可見稷下先生的政治地位之高和經濟待遇之厚了。
另外，還有些稷下先生，奉齊王之命，肩負外交重任，出使別國。例如:著名稷下先生鄒衍曾出使趙國，淳於髡也曾「為齊使於荊」，並在「楚大發兵加齊」時，受齊王之命「之趙請救」。
上述記載，充分說明，在列國紛爭、兼井激烈的戰國時代，為「稷下」所吸引、招徠的學士並不是……學術爭鳴、逃避現實鬥爭的隱者之流，而往往是些熱衷於仕途經濟，憑藉知識才能出沒於政治風浪間勇於弄潮的人物。他們的活動，就使稷下學宮實際成為一批熱衷於當時政治鬥爭的人物的集合體，成為政治性很強的一個諮詢、參議機構。
第二，學術功能。攫下學宮雖具較強的政治功能，但其又不同於當時依附於諸侯的一般政客，他門有知識，見聞廣，長於分析問題；他們除直接參政之外，也相互議論，著書言事，而他們的論文、著述，儘管總是針對著面前的現實，但在表述上，卻往往旁徵博引，曲盡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和學術性。比如鄒衍，寫了「《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專批評「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的現象。主張止歸於「仁義節儉」。他的著作號稱「閡大不經」，具有「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的特點，於是成了陰陽五行家的代表；又如荀況，「序列著數萬言」，講「正名」，述「五制」，論「解蔽」，明「天論」，倡「性惡」，以至激烈地「非十二子」，這也不同於一般政治家的發表見解，而帶有一定的理論抽象和較多的學術成分了。
同時，稷下的時代，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期，政治上既沒有統一的局面和集權的中心，思想文化領域更不可能有公認的圭臬和定於一尊的權威。眾多的政客和學士，都從自己的立場和傾向出發，積極地探求現實社會的出路，免不了由於立場不同，傾向有異而激烈交鋒；有的即便立場相近，也會由於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有異，而會競長論短，爭論不已。這種社會風氣，反映在知識份子如此集中的稷下學宮當中，最終促進了稷下在學術上百花競放、百家爭鳴繁盛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為當時發展學術、繁榮學術的中心。
《漢書•藝文志》曾記述了一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和篇數:《孫卿子》33篇；《蜎(環)子》13篇；《田子》25篇；《捷(接)子》2篇；《鄒子》49篇；《鄒子終始》56篇；《鄒奭子》12篇；《慎子》42篇；《尹文子》1篇；《宋子》18篇。就思想傾向而言，班固將《孫卿子》歸為儒家；《蜎子》、《田子》、《捷子》歸為道家；《鄒子》、《鄒子終始》、《鄒奭子》歸為陰陽家；《慎子》歸為法家；《尹文子》歸為名家；《宋子》歸為小說家。顯然，僅就班固所見，稷下先生著述的數量也是相當可觀的，其思想內容是複雜而豐富的，不難想像，這麼一大批著作的湧現，對於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是個多麼大的推動，為我國學術發展作出多麼巨大的貢獻。
而從稷下對後代的影響看，事實上，自漢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戰國時代紛紜複雜的政治鬥爭逐漸成為遠古的陳蹟，當田齊政權本身在後人頭腦中也成為一個渺茫的印象時，稷下先生們原先在政治方面發揮的作用，就越來越少地為人注意，而他們為「干世主」、‘言治亂」寫成的一些歷史和哲學的著作，卻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在學術方面所特有的價值產生出越來越大的歷史性影響。
第三，教育功能。如前所述，稷下學宮雖然發揮了較好的政治功能和學術功能。但同時，稷下接待過許多來此「遊學」的人士，舉行各種形式的講學活動，還進行定期的集會，培養了成千上萬的人才，對戰國中、後期教育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作為教育的功能，與後代學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學校的特點，又有其歷史的獨特性。主要表現在：
（一)它具有一般學校的性質和活動特點。首先，學宮具有規模宏大的校舍條件，「開策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正說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並且相當宏偉壯觀；其次，有眾多的師生在開展較正規的教學活動。《孟子》記載稷下先生孟子曾有「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戰國策》則記田駢有「徒百人」，稷下最為前輩的學者淳於髡死時，「諸弟子三千人為縗絰」，而據《史記田齊世家》稱，宣王時，整個稷下的師生數量曾多達「數百千人」。由此可見師生人數之眾。如此師生濟濟一堂，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或講演、或辯論、或講學，總之，定期進行教學活動，所謂「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即是指的這種情況。同時，根據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職》篇就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裡面從飲食起居到衣著裝飾，從課堂紀律到課後複習，從尊敬師長到品德修養。都規定得詳細嚴格，井井有條。從此一斑，可窺見當年學宮的規章制度也是嚴肅的、齊全的、嚴格的。
（二)學宮還具有獨特的教育特點。第一，遊學是其教學方式之一。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二是老師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講學，即容許有學與教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可以個人來遊學、如荀卿；也可以如孟子一樣，數百從者一起夾。有人稱其為集團遊學。這些遊學方式的施行，就使學士們開闊了視野，擴大了見聞，打破私學界限，思想兼容並蓄，促進了各種學說的發展和新學說的創立，大大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
第二，為政治服務是其教學目的。在那祥一個時局變幻、列國紛爭的時代，齊統治者創辦稷下學宮即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一是吸引和培養人才，以便為國家選賢任能。二是利用稷下的講壇、遊學的形式，為鞏固其統治、實現統一霸業進行思想理論上的探討大造輿論。「稷下先生喜議政事」、「各著書言治亂事，以干世主」之說，都充分說明稷下的講壇是以議論、講授與政治有關的內容為主的。稷下先生撰寫講稿、著書立說，是著眼於政治的需要，力圖投合「世主」的胃口。換言之。稷下的教學工作，是理論聯繫實際，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
第三，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稷下的學者，在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大力開展學術研究活動。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留下了豐富的學術著作。除前文列舉的《漢書•藝文志》所載篇目外，據有人考證:《考工記》、《管子》、《晏子春秋》也都極有可能產生於稷下。時至今日，稷下的著作雖絕大部分都已散失了，但他們教學和科研相結合的成就是不能抹殺的。正因為稷下學宮在教育方面所具有的諸多鮮明特點，所以才被後人稱為「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稷下的多重功能，在其特殊的歷史環境和文化土壤之中，是有機和諧地統一在一起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學術活動和教育活動為基礎實現的；而其學術功能又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和通過教育的實現活動來傳播和實現的。這是稷下在長在達百餘年的政治風雲中不斷發展的動因，也是奠定其歷史地位、產生巨大歷史影響的基礎。
稷下學宮爭鳴圖
二、學術上的綜合性
其一，在學術派別上的多派並存，兼容並蓄。齊國統治者禮賢下士、廣招人才，因而先後來稷下活動的文人不僅多至數百千人，而且各種學派的學者匯聚一起，講學、辯論，「各著書言治亂之事」，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
從文獻記載看，稷下先生中有儒家、法家、道家、陰陽家、農家、名家、兵家等學派，稷下有無墨家，史無明載。但從「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墨子扎之齊，遇日者」等記載看，墨家創始人墨翟是經常到齊國活動的，也有一些老朋友在齊國的。而又據《墨子》等書的記載看，墨翟的弟子及後學中也有相當多的是齊人，而且稷下著名學者宋鈃就有明顯的墨家傾向。可見墨家思想在稷下也是極可能存在過的。可以說，舉凡當時的重要學術流派都在稷下存在過，這就為稷下學術向綜合性發展奠定了基礎。
其二，在學術思想上的互補、融合、創新。各種學術流派在稷下相互爭鳴、辯難，大大促進了各種學派之間的交流、影響和吸收。細研當時的各派融合、滲透的情況可以發現：幾乎每個學派既有被他派吸收，促進了其他學派發展融合，也吸收其他學派，促進自己的融合、發展。其主要表現有：
(一)法家：齊法家是在稷下佔主要地位的學派，它雖然也主張以法治為主，但隨著當時政治風雲的變化和現實鬥爭的需要，其法制理論與道家、儒家理論出現了融合的趨向。產生出不同於秦、晉法家的創新的法家學說。這種融合一方面表現為「援道入法」、以道家的哲學作為法家政治的理論基礎，提出「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明君重道法」，道、法並提，反映出法道相融的思想。因而齊法家也稱之為道法家、而稷下則出現了一批具有道家色彩的法家人物，田駢、慎到即是其代表，《荀子•非十二子》將二人列為法家，但《莊子•天下》卻將其引入道家。而《漢書•藝文志》則將田駢列為道家，將慎到列為法家。可見他們都有道、法兩重身份，正反映出道、法思想在稷下的融合情景。另一方面，齊法家又主張歷行法制與禮義教化並重，熔儒家學說於自己的理論之中，認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法」。形成了法、道,儒合流的齊法家的特色。
(二)道家思想的融合與分化。在稷下的學術發展中，其前期是道家居優勢地位的。隨著戰國政治形勢的發展和齊國現實鬥爭的需要，稷下的道家由於融合了各家學派思想，而發生了分化。一是與齊法家思想融合，吸收法家學說納入自己的體系，並融合儒、刑名、陰陽等思想，創造出以「因道全法」為基本特點的新道家——稷下黃老學派。二是以宋鈃、尹文為代表，從道家的立場出發，兼採儒、墨，形成宋、尹派道家一派。
(三)儒家:儒家思想在孔子死後是非常活躍的，戰國時期有「儒分為八、墨分為三」之說。稷下的儒家前有孟氏學派，後有荀卿一流，都是影響極大的學派。他們思想的變化發展，充分體現出對諸子各家思想的融合吸收。孟氏學派繼承孔子的仁學思想，但在稷下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因素，完成了以人心為中心的上下與天地萬物同流的主觀唯心主義體系。他吸收宋、尹學派中主張人欲固寡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論的主張，他的善養「浩然之氣」的理論，明顯地含有宋鈃「精氣」說的成分。正因為孟氏一方面繼承孔子之儒學，又大量融合稷下諸子的思想，才使孟氏之儒帶上了更多的戰國時代的特色。
稷下儒家發展的後期，以儒學為基礎，援法入禮，儒、法融合，構成了荀氏之儒的主要特色荀子以法治思想作為禮治的補充，提出了一套以禮治為主，以法治為輔的政治思想體系，使儒家的政治理論活力大增。
其三，各種「集大成」式思想家的大量湧現。稷下存在長達百數十年，各派學者計以百千數，他們在稷下講學、爭鳴、辯難，相互吸取對方的觀點，在彌補自己的不足、在爭鳴中融合，又在融合後爭鳴。多家思想並爭，各派觀點齊鳴，因而稷下實是一塊產生「集大成」式思想家的肥厚土壤，幾乎每個思想家的思想都不是純屬哪一派的，都帶有集大成性質。稷下著名的學者如淳於光、魯仲連、尹文、環淵等之所以很難劃分他們純屬哪一派學者，其原因亦概源於此。在這方面尤以鄒衍和荀子表現最為突出鮮明。
鄒衍來稷下之初，本為一儒家之徒，《鹽鐵論•論儒》中曾說:「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終始之論，卒以顯名」又說:「鄒子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後來，他在總結、融合稷下陰陽和五行說的基礎上，又加上齊學道家、儒家以及上古天文學說綜合一起，將陰陽說、五行說、精氣說熔為一爐，創造出新陰陽五行學說。鄒衍的新陰陽五行學派，較之稷下的陰陽五行說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進一步發展：
其一，它在稷下陰陽五行家「五行相生」說的基礎上，提出了「五行相勝」說。「相生」主要講事物間的相互聯繫的統一關係，「相勝」則主要闡述其對立關係其試圖揭示五行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對立統一觀點來說明事物的聯繫和運動變化。
其二，鄒衍把「五行相勝」的陰陽學說推廣到政治領域來說明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解釋朝代的更替。認為朝代的更迭是在天道的意志作用下，按照五行的次序，週而復始地進行的，由此形成了他的系統的「禨祥度制」歷史觀，確立了自己的政治預言家的地位，迎合了當時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為其統一制定了理論依據，深受各國君主歡迎。「鄒衍見重於齊，適梁、梁惠王效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蔧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筑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成為當時政治上的風雲人物。
其三，鄒衍根據戰國末年的自然地理知識，結合「驗」的比附、推理，提出所謂「大九州說」、「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這一學說雖旨在說明在天意的安排下，自然地理也顯示出五德終始。循環往復的極為有序的排列，但卻為政治地緣學和世界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理論的基礎。
荀子是稷下中最後的一位大師，他也曾「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是一個儒家的信徒，但他久居齊國，在稷下「三為祭酒」，「最為總師」，通過對稷下百家之學的全面批判、吸收和改造，建立了自己的獨立思想體系，其思想表現出集大成的趨向。
第一，荀子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吸收法家思想，提出禮治為主，法治為輔的政治模式理論。使禮治與法治的結合更加緊密，其援法入禮，吸收了法治思想作為禮治的補充，提出一套以禮治為主、法治為輔的治國方略，彌補了傳統儒家的不足，等於為儒家的政治理論進行了一次大換血，更適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
第二，他繼承了儒家那種重視人為、積極進取的精神，吸取道家「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從而正確地總結、綜合和提高了先秦的天人關係論，批判地吸取了他們的合理因素，克服他們的缺陷，將道法自然(尊重自然規律)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結合起來，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輝命題。
第三，在歷史觀上，吸收法家「法後王」的主張。他把法家重君思想和儒家重民思想融合，提出，尊君重民等等，都說明他思想的對稷下百家的吸收和融合。
三、組織上的開放性
第一，遊學為主，來去自由。徐干曾載:「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游於齊」，《史記》亦載:「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都說明，去稷下的孟軻之徒是遊學於齊的，齊宣王招致的先稷下生多是文學遊說之士。遊學佔了主要內容。從記載看，遊學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有如荀子等的個人遊學，有如孟子的「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的集體遊學。但不論哪種情況，稷下都持歡迎態度。願意離開的也不阻撓，離後復回的，照樣熱情接待。孟子曾兩次進出稷下學宮，都受到齊統治者的禮遇。荀子也曾三進兩出，但仍在稷下身居祭酒的顯位。其他如鄒衍、接子、淳於髡等在稷下更是出入隨便，來去自由了。而相當多的情況是學生跟隨先生而來。在學宮，互相交流，學無常師，思想活躍，這就更促進了學宮活動的開放性、自由性。
第二，各派平等，數家並存。稷下學者，人數多至數百千人，各種學派如:儒、法、道、名、陰陽等都在稷下得到發展，主要有賴於齊國統治者施行開放的學宮政策。各家學派儘管政治主張不同，思想學說各異，齊統治者卻不以好惡而行褒貶，他們只為各家思想的爭鳴創造條件，而不在政治上施加各種限制。這就保證了各種思想在多家共存的條件下，開展學術上的自由爭鳴，各種學派在稷下都得到均衡發展。縱觀稷下發展的歷史，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都曾不同時期在稷下佔統治地位，取得相對優勢，但都未能永久佔據絕對優勢，正是稷下各派的共同發展，創造了學術繁榮的局面。
第三，待遇豐厚，條件優越。為了吸引大量學者來稷下聚會、講學、議政，齊國統治者採取了特殊政策，給稷下的學者以優厚的待遇，為學者們創造了舒適的環境和優越的條件。首先，齊王給稷下先生以很高的政治榮譽。齊宣王時，就曾一次給各學派的76位學者「皆賜列第為上大夫」，給他們很高官職，但卻讓他們「不治而議論」，亦即靜心搞學術、議時政。二是，給優越的生活條件。稷下「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府第壯觀，住房優越。又給他們「貨養千鐘」，俸祿優厚。三是給以隆重的禮遇。齊宣王為了挽留孟子在稷下，提出「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淳於髡有「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的事。說明齊王接待的頻繁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