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05日訊】作為文革紅小兵，當年聽到郭沫若郭才子發明的「政治流氓文痞」幾個字佩服壞了。以後接觸有關郭氏的資料，覺得「政治流氓文痞」最適合他自己。有意思的是，中國國學網上依然將郭沫若列為國學大師。與其說這是對他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幾部著作的肯定，不如說國學網是匍匐在郭氏的頭銜之下，也和郭沫若一樣，「迷狂」了政治權力。
坊間流行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單純的流氓有文化，比起政治流氓有文化，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普通流氓，文化只可以作為工具和表現形式，但政治流氓的文化就可以拿來殺人。這套把戲，郭沫若一直很熟悉。1955年他作為文化界的掌門人在對胡風集團的結論中說：「胡風偽裝革命混到革命隊伍中來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一直繼續到現在，並日益變本加厲。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罪大極惡的反革命分子。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嚴厲制裁。」他的擴大化栽贓，將一大批作家置於死地。
郭沫若能夠在殊榮中入土，我一直覺得是個奇蹟。他的人品文品，從來不被看好。如果說，創造社時期的爭論僅僅限於筆墨官司，不牽涉掉腦袋坐監獄，則1949年以後他的腳跟不穩，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據。比如，所謂胡風集團裡，聚集了相當多的著名作家，他們交換意見，給郭沫若的共同定義是「近百年中國文化的罪惡的產兒」。
郭氏不倒，就一個原因，那就是對權力的「迷狂」，從而無條件跟風。只要有利於自己向上爬，人格骨肉；友情正義……都可以出賣。比如，政治地位遠高於他的康生奚落他的字：我用兩根腳趾頭夾著毛筆，就能寫出郭沫若的字來，他竟然忍辱負重和康生結好；自己的兩個兒子遭難於文革，他卻於1976年5月12日寫下《水調歌頭 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週年》，對劉少奇進行攻擊，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
這首陳詞濫調的所謂詞發表5個月後，「四人幫」倒臺，文革結束，他的另一首《水調歌頭》閃亮登場，對前面的狗屁詩如得了健忘症一樣。首爛詩，借用康生的話說，許多讀書人用腳趾頭夾著筆都能寫出來。
勿庸諱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但僅僅如此認識，就辜負了眾多知識份子的氣節。在政治高壓下，知識份子為了活命，為了飯碗，違心做事和表態，乃不得已而為之。但如郭沫若這樣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寫一首詩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個解釋，就是惡劣的人品和醜陋的政治操守，拍馬和迫害已經成了他骨子裡的無意識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