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02日訊】今年8月19日，是原蘇聯「八·一九」政變發生22週年的日子。在那場震驚世界、改變歷史的政變中，蘇軍高層和部分部隊參與了政變，遂行了禁錮戈爾巴喬夫、圍困葉利欽，控制莫斯科重要國家機關和媒體單位的任務。但蘇軍在政變中放棄強制使用武力，拒絕向莫斯科街頭反對政變的民眾開槍，並且在8月21日撤回了軍隊，起到了對政變釜底抽薪的作用。
對於具有七十多年歷史、擁有嚴密組織指揮體系的蘇軍來說，在「八·一九」政變中放棄使用武力並非是國防部長亞佐夫等少數高級將領個人的草率決定，而是因為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現實因素。這裡，筆者結合當時蘇媒體報導、當事人的回憶文章和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著述，作如下分析。
一、牢固的使命意識
按照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武裝力量是國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軍隊是國家為了進攻或防禦而維持的有組織的武裝集團」（《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1卷第342頁）。「社會主義的軍隊，是保衛人民的自由和獨立不受帝國主義侵略者侵犯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建立軍隊，不是因為國內條件的需要，而首先是因為必須保衛國家不受國外敵人的進犯，是因為存在著來自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危險。僅僅是這一點才使得蘇聯不得不擁有一支軍隊…」（索科洛夫斯基元帥主編《軍事戰略》戰士出版社1980年6月第二版第461頁）。
由於蘇軍長期的灌輸教育，使得蘇軍廣大官兵的使命和職能意識扎根人心。蘇軍總參謀部上校布蘭涅茨在《沉淪之師蘇軍總參謀部上校手記》一書中寫道：「 1991年8月發生的一切刺痛、扭曲，摧殘了我們的心靈。對一名軍人來說，沒有比突然處於自己國家的各政治部族進行爭鬥的震中更糟的狀況了。當這些部族進行搏鬥的時候，軍隊就像民警一樣，必須去拉開相互打架的親屬們」。當布蘭涅茨聽到葉利欽在白宮向群眾講話中稱呼緊急狀態委員會是「軍政府」時，感到深受剌激：「這個稱呼是帶侮辱性的，其不正確性就在於，軍政府通常搞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叛亂。在八月裡就是把政權白白送給軍隊，軍隊也不要，因為軍隊的使命並不是為了奪取這樣的‘目標’。對我們而言，最主要的事情是保衛國家，使它免受外敵侵略。軍政府是要推翻內部敵人的。我們並沒有看到這些‘內部敵人’」。
正是基於這一牢固的使命意識，蘇軍確立了絕不向同胞開槍的政治原則。國防部長亞佐夫在調兵進城時強調，軍隊進駐只是為了維護秩序，而不是戰鬥。當部隊進入莫斯科受到了民眾的阻擋和攔截、包圍反對派領導人葉利欽所在的俄羅斯議會大樓白宮的部隊與成千上萬保衛白宮的民眾對峙時，亞佐夫不斷向下屬強調「不容許發生流血」。不但許多軍官們堅決反對動用武力，即使是士兵也沒有一個人打算開槍。面對保衛白宮人群中的婦女、兒童和老人，軍方沒人願意下這個命令，即使下這種命令，也沒有人願意執行。
於是，在莫斯科街頭出現了感人的一幕：有的軍官跳上裝甲車頂，對人群大聲宣布：「我們是來維持首都秩序的，不是來鎮壓人民的！看，我的槍裡沒有子彈，我們的步兵戰車裡沒有炮彈」！有的軍官放縱抗議民眾爬上坦克展示抗議標語，任由「市民和外國記者給軍人送香菸、冰激淋和罐裝外國啤酒」，聽任「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們在坦克上並排坐著，有說有笑，姑娘們穿著士兵的軍大衣，把鮮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
二、對內使用武力的教訓
上世紀八十年中期以後蘇聯國內一些加盟共和國民族分離主義勢力抬頭，不斷製造事端。對這種威脅國家統一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蘇軍頻施重手，多次進行嚴厲鎮壓。1986年12月16日，蘇內務部隊鎮壓了哈薩克青年學生在阿拉木圖中心廣場上的抗議活動，釀成了2人被打死，200多人受傷的「阿拉木圖事件」；1989年4月8日午夜，聚集在喬治亞首府第比利斯中央廣場上的大批集會群眾被蘇軍揮舞著挖戰壕的鐵鍬和氣槍襲擊，幾十人被送進了醫院；1990年蘇軍進入亞塞拜然鎮壓「人民陣線」作亂造成百餘人死亡；1991年初內務部特種部隊「阿爾法」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鎮壓分裂勢力，造成14名平民以及1名阿爾法成員的死亡。
但當這幾次軍事干預行動引起國內外輿論批評反彈時，軍隊最高統帥戈爾巴喬夫和蘇共中央卻不願為執行他們命令的軍隊辯護，將責任完全推到地方官員和軍隊指揮官頭上。在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當代表們指責軍隊使用武力時，戈爾巴喬夫競然說道：「地方領導人認為採用政治方法以及與人們直接開展對話是軟弱的表現，還是採用武力為好。蘇共中央會議決定派軍隊到那裡去，但這並不是想使用武力」。特別是在維爾紐斯事件中，由於蘇共中央無人出來承擔下達命令的責任，造成阿爾法部隊自行出動的「事實」，以致犧牲的阿爾法隊員家屬連撫恤金都拿不到。蘇共領導層的推卸責任，令蘇軍官兵傷透了心，也給了蘇軍官兵足夠深刻的教訓。
本來，在以俄羅斯民族為主體的蘇聯軍人心目中，打擊立陶宛「叛軍」與進攻一個民選的俄羅斯政府就是不同的兩回事。蘇軍在其他加盟共和國執行反分裂的軍事任務蘇共高層尚且推卸責任，而這一次是在俄羅斯土地上、在國家的心臟地帶首都，面對「講俄語、喝伏特加酒」的同胞，一旦發生流血事件，軍隊恐怕更難逃脫替罪羊的下場。因此，從國防部長亞佐夫到任何一名俄羅斯將軍沒有人敢承擔在首都開槍的責任。否則，軍隊永遠也無法洗清掉這個罪責！
三、人民現場感召和士兵母親的呼喚
二戰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在軍事上的運用，軍隊武器裝備不斷邁向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發展，無人機，機器人開始列裝部隊，走向戰場。但是，無論軍隊的武器裝備如何發展，它始終離不開人的操控掌握，始終改變不了軍隊是由一大堆年輕人組成的團隊的事實。
軍隊既然是由人組成的團隊，那它就會有思想、有感情，就不可能像機器那樣不加分辯地執行操控指揮者的命令。社會主義的蘇聯更是宣揚其軍隊的人民性，蘇軍的應徵士兵被訓練抵抗敵軍而不是普通民眾。因此，當蘇軍在八一九政變中開進莫斯科市內受到數萬民眾的阻擋和攔截時；當蘇軍讀到葉利欽對全國軍人「在這個艱難的抉擇時刻，請謹記你們對人民的誓言。你們的槍口不能夠向著人民，俄羅斯軍隊的榮譽絕不能染上人民的鮮血」的談話時；當蘇軍聽到全蘇軍人雙親委員會主席團不要參加政變的呼籲時；當蘇軍看到「戰士母親協會」的女士手中「孩子們回家去」的紙牌時，官兵們明白他們更應當服從人民的意志，聽從母親的召喚，決不能向同胞開槍、讓自己的人民流血。
於是，海軍司令切爾那溫海軍元帥公開譴責政變，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開發表了「不用武力反對人民」的聲明，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和「阿爾法」部隊指揮官卡爾普欣拒絕執行強攻「白宮」的命令。圖拉空降師、塔曼師和內務部所屬部隊的部分官兵則選擇了陣前倒戈，加入到保衛俄議會大樓白宮的行動。
而國防部長亞佐夫則頂著緊急狀態委員會「軍隊為什麼原地不動？它應當顯示力量」的指責，始終不下達驅散白宮前的人群、無條件攻佔「白宮」的命令。並在8月21日凌晨毅然決定，軍隊退出政變集團的「遊戲」，下令將軍隊撤出莫斯科返回原駐地。
四、蘇共黨已非黨，完全失去號召力
作為依靠槍桿子奪取和維護權力的蘇共，同樣非常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蘇軍從1942年以來雖然實行了「一長制」，但在師、團、營、連仍設有「政治副職」，在團以上單位設有政治機關，在軍隊各級設有蘇共的軍事委員會、黨委和黨支部，作為蘇共掌控部隊的組織保證。但是，在「八一九」事變中，似乎蘇共完全失去了對自己締造的軍隊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首先，這次政變根本不是蘇共組織領導的。雖然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中有不少人是蘇共領導人，但政變並不是在蘇共領導組織下進行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是政變奪權的對象，蘇共中央副總書記伊瓦什科在住院治療，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多數成員也沒有參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任何準備和組織活動。因為，蘇共中央書記處的成員和政治局委員大都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當時絕大多數蘇共中央領導人都在休假，許多蘇共領導人也是從8月19日晨6時塔斯社的報導中才得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的事情。直到8月19日上午11時，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舍寧才主持召開了蘇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事後補上了同意通過組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及其有關決定的手續。然後，由中央書記處向各個共和國和地方機構的黨組織發去密碼電報，要求它們全方位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工作，但幾乎沒有引起什麼反應。
其次，這次政變的目的和旗號不是挽救蘇共，而是挽救蘇聯的解體。我們從政變中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8月19日所發布的《告蘇聯人民書》、《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聲明》、《實施緊急狀態「的1號命令》、《蘇聯代總統關於在莫斯科實施緊急狀態的命令》等文告中，從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領導人亞納耶夫、普戈、斯塔羅杜勃採夫、季加科夫在國內外記者新聞招待會上的答問中，根本看不到、聽不到任何涉及蘇共的字眼。
為什麼在蘇聯這一重大歷史事變中，作為執政74年的蘇共淪為看客和幫閑者角色？這是因為在此之前，無論是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這種緊密型政黨，還是按民主國家鬆散型政黨的標準，蘇共早已非黨化、早已解體。
其一，由於蘇共死守馬列教條，在與西方軍備競賽中經濟惡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導致其意識形態完全破產，全黨失去統一的理想信念。就連蘇共總書勃列日涅夫也曾對他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都是騙老百姓的，都是空話」；
其二，蘇共長期實行名義上的民主集中制實際上的個人集權制，剝奪了廣大基層黨員對黨的領導幹部選拔任命和黨的方針政策制定的民主權利，使廣大基層黨員對黨離心離德。
其三，蘇共早在斯大林時期就開始實行的「職務名冊」制度，賦予了從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中央委員、人民委員到總局首長的一系列特權，在黨內形成了50萬∼70萬人特權階層，使蘇共領導層不但脫離人民，而且脫離了廣大黨員。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科學院所作的問卷調查中，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僅佔11%。因此，不少蘇共黨員憤而退黨，到1990年6月退黨人數達到了37萬。
由此可見，蘇共在蘇聯解體前夕雖然擁有2000萬黨員，黨的各級組織系統完整無缺，但黨已非黨，成為一具僅有驅殼的臭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非常清楚，打蘇共的旗號，不但對蘇聯民眾和蘇軍廣大官兵毫無號召力，而且會引火燒身，壞了大事。故對蘇共有如瘟疫一樣，唯恐避之不及。
